闲斋闲笔·“新榜样”与“旧书生”——读《敦六诗存》（佚名）

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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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人们已经知道杭州以前有一位马一浮先生。还有一位也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学家、诗人洪传经，却不为人知。笔者只是因为近日读了他的诗集《敦六诗存》，这才知道了他的经历和情况，于是不由得撰写此文。他落难时的诗作有一联为：“当年新榜样，此日旧书生。”引来作本文之题，是再切当不过了。
    笔者由于对我国古典诗词略有所好，每有情要抒有话要说时也学着诌几句诗，所以对传统诗词有真切的感受，以为要了解一个人，莫如读其诗，只有从他的诗和日记中才可以读出其人之真。所谓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之类，都不如诗和日记来得真切和清晰。洪传经先生的日记已无从读到了，这本诗集，还是他的诗弟子周明道冒风险保存了他的诗稿，在他作古二十年后设法出版的。
    洪传经，字敦六，号还读轩主，晚年又号盾叟，安徽怀宁人，一九零六年生。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识见的文人，不但要他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而且在他读中学时又请了教师教他英文。他十八岁时考取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上大学期间，郁达夫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只身仓促出奔，他护送郁达夫脱险，并以诗送之：“一书竟报逐高贤，行色仓皇尽室捐。鸱吓狼贪何日了，与公再结未来缘。”表现了一个青年学生对进步与黑暗的鲜明态度。从其诗中知道，陶行知、黄侃等人与他有师生之谊，徐悲鸿为他画过像。他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后，同当时一些有志青年一道，赴海外求学。一九二九年冬赴法国留学途中，他在邮船上有诗云：“红海怒涛游子志，黄河颠沛故乡年。”一腔热血，寻求救国强国之道。这在当时是进步之举，被誉为新榜样。留学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也没有能送终。在海外闻日军迫近上海，焦急万分，有诗云：“遥闻海表风云急，酒绿灯红忆故乡。”他留学法、英，一九三二年在法国帝雄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被选为国际学生会副会长。此后他游历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等国，对这些国家作了考察，“三十海外归”，一九三五年归国。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经济学没有用处，他能做的只是在大学教学，所以归国后即主讲湖南大学政经系。若以周岁论，他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可谓少年英杰。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洪传经授书于湖南、四川等大学，其妻刘建信早逝，即葬于成都郊外。抗战胜利后，他受聘安庆大学，回安徽教学。自海外学成归来，他一直在大学教书，是一位年轻而有为的教授，父亲替他取名传经，注定了他以教书为生。那些年他对祖国的贡献，就是培养了一些经济学人才。
    全国解放时，洪传经在重庆大学任教。一九五零年初，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为旧文人，他被召到北京学习，先在拈花寺，后迁西苑“革大”，学习后重新安排工作。周恩来总理与他有旧，他在“革大”期间，周恩来去看他，对他说：你能回到人民怀抱，我们表示欢迎。周恩来还告诉他，学习结束后，拟安排政务院工作，届时望能告知。初建国，与总理有旧，到政务院工作，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可是这位洪传经却不同常人，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愿去政务院，而是仍要教书，于是便被分配到兰州大学。有人说，他不愿去政务院是因为听说那里六个人一个房间，工资仅三十元，与教授待遇大相径庭，未知确否。此前他在各大学当教授，待遇颇高倒是事实。总之，因了他个人的原因（这或者即旧文人习性），他没有去政务院，也没有向周恩来打招呼，不辞而别，径自去了西北。
    洪传经到兰州大学后。在经济系任教授，解放后的教授，待遇已不能与解放前相比。西北地区，殊不似江南，对于生长于江淮地区的洪传经来说，自然难免有荒凉之感。《四月初二日游兰州小西湖》：“四月槐枝始吐芽，春光竟不到龙沙。一泓真觉西湖小，怕见山中洞里家。”《静观园闲眺》：“紫塞秋来已似冬，一园梨树抱残丛。……可怜景物萧疏甚，极目天涯望断鸿。”静观园即兰大校园。春来得甚迟而冬来得又早，自然觉着“寒斋春意少”了。他惯吃米，诗中有注云：“西北地区什九配给杂粮，余每以之与本地人交换食米。”最难耐的是寂寞，没了昔日那班朋友，儿女又不在身边，“岳麓山前几来往，静观园内独逡巡”、“无复弦歌集桂湖，月明紫塞夜窗虚”、“发苍齿落视茫茫，敢望传杯儿女行”、“万里披霜天欲醉，半趺枯坐念偏长”，除夕时更感孤单：“零落已无增岁感，呻吟但覆手中卮。”从这些诗句里，完全可以看到他在西北的心情。一次假中南归，《车中口号》诗为：“晴江如练泛波蓝，万柳枝柔拂晓岚。且喜春光真到眼，依稀风物认江南。”是何等欣喜。
    在兰大，洪传经还遇到了一件更难忍受的事，这就是因批评了毛泽东著作而被批判。他是讲授经济学的，本来与哲学课无关，但是有些学生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时，对授课教师的解答不满意，转而请教洪传经教授。洪传经即从学术角度对毛泽东著作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进行剖析。对一位大学教授来说，这本是极寻常的事，可是他没想到竟因此获罪，被诬为攻击毛泽东主席，在《甘肃日报》予以重点批判。恐怕还是旧文人习性作怪，他被反复批判，却不肯认错。后来事件报到北京，当时情况还较好，中央认为洪传经所讲的有道理，因此才没有被定为什么“分子”。但从洪传经来说，甚感不满，难以接受，认为“塞上风云恶”，不愿再在兰大教书了。诗中有“金银气散馨何有，薏苡心虚谤未休”、“缩瑟料因闻道晚，狂顽应悔读书多”、“是非黑白原难说，休戚荣枯剩此身”等句，可能即为当时愤懑之语。按当时情况，若找周恩来，周恩来帮他转到南方某大学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他并没有求周恩来，而是“五十竟悬车”，于一九五五年辞去兰大教职。他的大女儿在杭州，于是就住在了杭州。南归车中怀人诗云：“恨别伤时涕满衣，得归宁忍计寒饥”、“入世岂堪怀抱尽，怜才空负辈流知”，可知辞职时心情甚不好。
    杭州虽然风景优美，但也不是神仙地。离开兰大时，洪传经得退休金三千元，到杭州一两年便用光了，“当年名利不关怀，自诩清流与俗乖。到此方知吾道损，居然柴米上心来。”一位饱学之士，不但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为柴米而忧了。还好，他是九三学社社员，作为民主党派人士，省统战部每月补助生活费三十元。他便靠这三十元维持生计，从此永远告别了以前那种较为优裕而自尊的生活。

墨海

一九五七年重阳节诗云：“愁里重阳三度过。”可知自到杭州便一直心情不好。一九五八年二月所作《丁酉除夕感怀》云：“未必春从爆竹来，焦头移突事堪哀。灯前忽忆山中事，荷耒肩锄更几回。”注云兴修水利，春节不放假。又答人诗中有句：“有时结队腰镰出，翻觉书生用武奇。”又有诗题为《八月二十三日彻夜冒雨在吴山搬运砖瓦，偶伤一足，归时天气已曙，感赋一律记之》。是知大跃进时，已被征作劳动力。
    洪传经说自己六零年有“南冠之厄”，并说初着南冠，“尚与少数师友唱和，吟啸自若也。厥后管制益严，复有抄家之变，图书诗稿，丧失殆尽。”“反右”时他早已离开兰大，成为外地一普通市民，不在被打之列，并未戴右记之冠。六零年却被戴帽，不知是顶什么帽子。从他“谁知北郭存真性，竟有南冠到此身”诗句看，这次戴帽还是因为兰大时“攻击”之事。想可能是补了他一顶“右派分子”帽。
    着了“南冠”，三十元补助便取消了，此后生活全靠友人接济，集中有《兰凝寄赠夏衫》、《兰凝屡惠所需，并制装以重仪表》等作。且老天不睁眼，他的大女儿竟因忧恚而早逝。观其一九六二年赠人之作有“愁多聊自遣，贫极总难医。敢画春盘饼，高堆不疗饥”句，又有“岂有文章撑腹馁”句，真无异于陶渊明之《乞食》诗了，而其情比陶渊明要悲得多。“救贫聊止酒，排闷强裁诗。”有老友来诗索和，他的和诗曰：“报君一语君休笑，虫已寒僵不应声。”后来答友人诗有一联为：“波涛见惯心弥壮，忧患尝多念转平。”这些都是他“文革”前在杭州情况和心情的写照。
    “文革”开始后，这位旧文人加什么“分子”的洪博士的日子，更是可想而知，诗有“放手抛藤杖，低头着纸冠”、“杂著毁讥廿载后，小诗批斗万夫前”、“蓬门长掩堪罗雀，釜灶空陈欲断烟”、“万里风尘人渐老，百年身世泪双垂”、“贫病始知生是累，忧患常诵死为归”等句。一九七一年前后所作《述怀》，可以说是对自己大半生的总结：
    疏狂无意逐功名，舞舌川湘又楚秦。 学汇中西空自许，言非理则不相因。
    那知以此遘忧患，竟为多言犯要津。 甚矣书生无一用，未能权变且谋生。
    一个少年有成、学汇中西的经济学家，除以前出版过《工团论》、《高等财政经济学》等著作外，到杭州后不但未能再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而且“老去西泠作楚囚”、“末路翻成锁项猴”，沦落、困厄之况，实实可叹。《自序》中有一段话，至今读来仍令人心酸：
    自六六年以后，斗室索居，几与外界隔绝，既鲜朋旧往还，又无书籍浏览， 甚至一切行动，均受限制。有时粮断衣穿，冻馁交迫，人生苦乐，实有难言。 其间虽偶有吟咏，但凭记忆，不敢留稿，深恐再遭事故，迫令劳役，殊非迟暮 之所能堪。
至此境地，他仍不失诗人赤子之心，“斗罢尚偷吟”，“纪实以诗鸣”，例如完全可以再打他个“现反”的《纪事诗》：
    饥寒夸饱暖，事事胜当年。 谁做硬头汉，时防软铁鞭。
    塞流农断市，废学士耕田。 唱罢三忠曲，低头暗问天。

    朝朝锄毒草，斤斧到山深。 书改当年事，人量此日心。
    兰经依慧剑，蜜语伴刑针。 地下输嬴氏，英雄但数今。

    《书愤》是对“文革”的强烈控诉：
    有儿有女竟成孤，无米无柴怅索居。 物外亲交皆断绝，胸中丘壑早荒芜。
    南冠重比当山石，微命轻于覆辙鱼。 谁敢挺身分皂白，太阳万岁日高呼。
    此外，不但讽刺到对“宝像”、“红书”的狂热，而且直呼“是非黑白都颠倒”。因愤慨与不堪忍受，至有“世味尽尝欠一死”、“何如闭眼从兹去，付与江流任所之”句，味极辛酸。一九七二年，他自顾衰老多病，知不久于人世，便追忆前作，放胆录成清稿，交付周明道保存，“一卷犹思死后传”，并写了《自序》，说“诗虽不工，然感物抒怀，胥发自胸臆，厥非为诗而诗，……亦可见余平生出处之痕迹。后之览者，倘能悯其遭遇，察其为人，进而研究数十年社会变迁之概况，则幸甚矣。”三月作序，九月即辞世。不能以经济学为祖国作贡献，但愿其诗能为后人研究、了解数十年社会状况提供资料，士之用世之心，可感亦复可悯。
    洪传经一生遭际，颇发人深思。他当年为求救国强国之道，远渡重洋，赴法、英留学，作为新榜样，为世人所赞许。归国后，在各大学任教，也还算学有所用。后来成为旧文人，则为悲剧的开始。实则他并不“旧”，虽然旧学底子极好，诗极好，但留学海外，“多与斜行文字打交道”，学的是经济学，应是新派学者。所谓“旧”，恐是指从旧社会过来之“旧”。设使他同郭沫若等文人一样，能跟上形势，积极追随政治领袖，自当会受到重用，成为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说不准还会在人大或政协给什么头衔。退而言之，即使不能如郭沫若一样，但只要肯如一般文人那样接受改造或同周恩来保持联系，“夹起尾巴”在大学教书，成为一代名教授，也是不成问题的。其实他从兰大辞职，并非要归隐林泉，而是不愿在兰大干，计划受聘于其它大学。但解放后的大学不同于解放前的大学，所以辞职后便没有工作了。戴“帽子”前诗中有句云“依旧行吟自在身”，注云：“余工作已有端倪，忽生变化。”后又有“无术守青毡”之叹，都证明他还是想再操旧业，可惜未能如愿。国家需要人材，他的才智也应当发挥，所以他后期的遭遇，于国于己都是损失，是一场人为的悲剧。“书生自古无多用”，“书生涉世总多艰”，是他晚年的感慨。
    逝世前，他在诗中说：“敢言忧戚先天下，深愧疏狂种祸因。”疏狂，似是他人生悲剧的自身原因。然而，我们平心而论，疏狂绝对不是一个文人之错，况且他的性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疏狂，只不过有些文人性格而已。“言非理则不相因”（对于错误的说法不苟同）其实是最可贵的优点。他或者是较为看重自己的人格，然而却弄得后来毫无人格可言。
    洪传经的老境是极其悲凉的。他到杭州去是倚其长女，而不幸长女早逝，儿子和小女儿远在外地，他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外孙。使他在困苦之中，能感到人间温暖的，是其诗弟子周明道对他的关怀。洪传经与周明道的师生之谊，甚为感人，值得特别一提。
    周明道为浙江萧山人，农家子，家贫而幼年失学，业医。医之外，又好诗，苦于求教无门。读洪传经诗而甚爱之，便往杭州求教，从此结师生之谊。洪传经集中赠周明道或同周明道唱和之作极多。从这些诗中可以知道，他生病时，周明道即携药往杭为他治病，又在经济上给他多方接济。多次春节或中秋，周明道不是赶去杭州陪老人过节，便是将老人接来萧山过节。老人一个时期见不到周明道便着急，怀明道之作甚多。“平生心迹最相亲，何意桑榆得此人”，“零落交亲存尔我”，“相看慰藉百忧倾”，是两人关系的真实写照。又有句云：“生前由我勤斋课，死后由渠表墓阡。”洪传经死后，即是由周明道料理丧事的，他将可怜的老师的骨灰瘗于萧山县周家湖村自己的祖坟旁。洪传经对周明道能克尽师道，周明道对洪传经能生不忘敬、死无负义。洪传经与周明道的师生之谊、文人之交，在人心不古的当代，已属罕见，足可救治世道人心。洪传经在落难之中，能有周明道这样的弟子，确也算人生一幸。
    死者长已矣，且将思考留后人。怀念诗人例应有诗，因诌小诗一首结束本文：
    运命如斯可奈何，高才壮志两蹉跎。
    还将一段师生谊，留与人间镇世波。 （原载《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