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也也明确承认了道对文的支配作用“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若道之所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18]可见,宋初诗文革新运动虽有提倡平易简洁文风的一面,但其实主要走回归儒家诗教的道路。理学大家朱熹说得更极端:“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19]这样的文化重心的转移最终形成了宋代士大夫重视儒家礼教的审美心态。
整个宋代儒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宋诗文中政论色彩比较浓就是此种观念的体现。宋代文人在载道致用、垂教移俗的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下,要求文人要以本于人伦,有益教化的目标进行创作,这样他们批评文学作品时,自然以伦理的,政教的审美眼光来评论,歌颂爱情的作品当然就不符合这种要求了,所以张戒在批评《长恨歌》中对“至尊“的“无礼”就不奇怪了。强调孔子的“思无邪”说,本就是张戒的论诗的基本观点,他说古近之诗:“其正少,其邪多。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诗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者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10]在他心中,正而不邪的诗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儒教的审美心态的核心思想。
张戒的说法体现了宋人审美心态的主要方面。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宋代有那么多的诗歌,写男女之情的却很少,诗中的抒情力度也有减弱。这也是宋诗尚理的原因。这种儒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人格的折射。宋人以此来评价伤情之作的《长恨歌》当然就不会有赞扬之声了。
综上而言,一种文化上的审美心态既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宋代由于儒教复兴所导致的审美心态使宋人在评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内容的雅正温厚,讽喻规劝要有益于人君的统治,这使他们多少忽视贬低了抒情作品,特别是描写爱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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