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遭遇“文革”(丁启阵)

墨海

作者：丁启阵　



唐代诗人杜甫，生于玄宗先天元年（712），卒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文化大革命”，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1966—1976）。两者之间，时隔1100多年。杜甫与“文革”，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与事。但是，两者之间偏偏发生了关系。落笔写这篇小文章之前，我曾想用《假如杜甫遭遇“文革”》为题，一落笔就发现不妥。因为，杜甫已经实实在在遭遇过“文革”了，不需要假设。

说杜甫已经遭遇过“文革”，我指的是：杜甫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文革”方式的批判。杜甫不是普通人，是“诗圣”。因此，他的待遇也相当之高，批判他的人，不是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小将，而是一个地位很高、名气很大的人物——郭沫若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尚处于如火如荼时期的1972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据说是十年“文革”中全国唯一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李白与杜甫》。凑巧的是，郭沫若先生的这本著作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文学研究专著。大概是1975、76年，我念初中的时候，在一位语文老师办公室兼卧室的书架上看到了这本书，向他借阅过一段时间。

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郭沫若先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杜甫的思想和诗歌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的分析。这从《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关于杜甫部分的题目上已经可以一目了然：《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观念》、《杜甫的地主阶级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为了便于没有读过《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朋友领略郭沫若先生的阶级分析法的奇妙之处，下边选取《杜甫的阶级意识》一节的部分内容，做一点儿简单的介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奉先咏怀》）是杜诗名句，深刻揭露、辛辣批判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会受到震撼，会被诗人敢于为穷苦百姓仗义执言的精神所感动。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这样的。他在承认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后，也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按照郭沫若先生的逻辑，杜甫如果真的是为人民百姓利益考虑的，他就应该立刻去发动农民起义或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去梁山泊，或上井冈山，去推翻统治者，消灭地主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某某主义社会。

“三吏”、“三别”历来被认为是杜甫诗歌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风格的典范作品。作品中饱含的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体恤弱小等情怀，感动着一代代的读者。因为有研究专家称赞“三吏”“三别”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就大为不满，逐一进行了批驳。《垂老别》和《潼关吏》两首作品，郭沫若先生没有直接、明确的批驳意见。其他四首，他都有所批驳。

他认为《新婚别》“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贫家女’”。因为，“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个送郎从军的“贫家女”故事写得不够真实。

《无家别》是“三吏”“三别”六首作品中郭沫若先生评价最高的一首。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点大大的不满：杜甫只提出问题（战乱时期百姓难以生存的问题），没有写出答案。郭先生认为答案只能有两个，“只好造反”和“没有办法”。他根据杜甫诗歌的“情调”和诗人的“意识”，断定杜甫所能提供的答案只能是后者，即“没有办法”。

郭先生也肯定了写《新安吏》的诗人有同情心、表示了相当的愤激，承认“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都“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郭先生对此非常不满，他断言：“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又一首关心人民疾苦的名作。但是，这一首诗令郭沫若先生不满的地方也更多。“……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就还要讲究。”因此，他认为，“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杜甫不该“怨天恨人”。更使郭先生吃惊的是，杜甫竟然“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而自己的孩子则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对这几句诗，郭先生也有新的看法：“…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

可见，“文革”即文化大革命，杜甫也未能幸免，被郭沫若先生革了一下命。所幸没有人（？）循着郭沫若先生的思路继续深入分析、批判杜甫及其诗歌，所幸郭先生的这一部“希旨”之作（据说毛泽东同志在郭沫若先生面前流露过自己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的意思）并没有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青睐，所幸杜甫已经于1100多年前死去。——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