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琬：一代诗宗出自莱阳(夏丹)

花雨

作者：夏丹　
　

“宋琬，这个地地道道的莱阳人，虽然没有唐宋诗词大家的名气，但却与安徽诗人施润章同被誉为诗坛上‘南施北宋’两大家。”在莱阳博物馆馆长刘春远的讲述中，一代诗宗宋琬的艺术成就逐渐浮出水面。

一生坎坷 省亲莱阳病逝京都

　宋琬自幼聪慧，刻苦好学，“年虽尚少，而诗文名实闻见四方”（王熙《宋琬墓志》）。顺治六年（1649年），他中进士为官后，在京城与给事中严沆，部郎施润章、丁澎在京饮酒赋诗，相互酬唱，名满京师，时有“燕台七子”之称。

　在京为官期间，宋琬豪气十足，决心做出一番大事业。然而，这种生活对宋琬来说不过是昙花一现，受职不到三年却因其父抗清之事被捕入狱。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宋琬的族侄宋彝秉（又作宋奕炳）因盗窃案发，次月，宋琬及其妻、孥、侄等被逮往京城，再次被捕下狱，关入西曹刑部大牢。宋琬后来在祭其父宋应亨文中说，“罪彰事发，兄璠不救，衔恨入骨，飞章告密，震惊天阙”，以至于“几膏斧钺，亘古奇冤，全家缧绁”。

　　“宋琬在狱中度过两年零一天的时光，备受凌辱。”刘春远记得，宋琬在《报钱湘灵书》和《答方丽祖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当斯时也，甲士数人朝环夕守，狰狞杂沓，喧呶万状”，又说“圆靡幽暗，白日无光，击柝之声不绝于耳。夏则蚊蚋攒集郁蒸，秋则地湿坐起靡宁，冬则冰天雪地未足为喻”。他多次写信向亲友告助借贷，并先后卖掉字帖、书画及砚、盆、衣帽等物。身为重囚，宋琬在狱中饱受煎熬，随时都有朝为要囚，夕为历鬼的可能。

　宋琬被释放出狱时正值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由于大司空蒋国柱亲赴莱阳核查，“知其冤，力为申雪”方得解脱。释放宋琬，其主要原因在于康熙帝刚刚继位，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全国的政局。刘春远告诉记者，他出狱后并未官复原职，朝廷不予起用。此后，宋琬便赋闲家中，不久再次流寓江浙一带。不料浙江又起狱案，宋琬又被牵连其中，几乎再度入狱，幸得蒋国柱再施援手，保救得释。不久，兄长宋璠客死临淄。康熙三年（1664年），宋琬的弟弟宋珣中进士，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康熙四年（1665年）后，宋琬先后寓居于杭州、江宁（今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的友人处所，寄人篱下，备尝艰辛。宋琬曾在其《贺山东袁抚台新任启》中说到：“谗遘含沙，七尺卒逃于鼎镬；身如败叶，八年飘泊于江湖”。

　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间，宋琬在回莱阳省亲后，不顾身体患病，奉命赴京城朝觐康熙皇帝。此时吴三桂在云南、四川叛乱，攻陷成都，蜀中妻子儿女陷入叛军之手。京中宋琬闻讯后，惊恐忧郁，以致气塞胸臆。“59岁的宋琬宛若一颗流星，走完了他坎坷浮沉的人生之路，病逝于京都馆舍。”刘春远无限感慨。

为民请命 当地民风为之一新

　“宋琬从小在海边长大，眼见了莱阳渔民贫苦生活和租吏的凶恶。”据刘春远介绍，在《渔家词》中，宋琬就形象地描写渔民们因“今秋无雨湖水枯”，还得“烹鱼酌酒”招待官吏，最后只好“泣向前村卖网罟”，把赖以生存的渔网都变买，打酒烹鱼招待那些寄生虫。短短几句把贪官污吏的贪婪嘴脸刻画的入木三分，把渔民的悲惨无奈描绘的淋漓尽致。

　宋琬在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对清廷统治阶段中的丑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君不见，朱门炙手手可热，一朝失势成冰山。”这既是对气势灼人的当权者的指责，又是对趋炎附势者的警告。虽然这种诗文在宋琬的作品中并不多，但就作者的身世和处境来说，能敢于触及这一类问题，就已经很可贵了。表现更为突出的是诗人在《祭皋陶》一剧中，借“罪臣”范滂之口说的一句话：“衣冠拜沭候，车轮似水流，谄附的金章封乳臭，抗违的龆龄一齐休”。他在诗文中把自己的罹狱之事同东汉因党锢之争而被囚禁的范滂相比，因此在这个剧本中，名义上是写历史题材，实则是针对清王朝的当政者。

　正因如此，宋琬年轻的时候，就曾有“整冠抚长剑，驱马游京洛”的志向与抱负，中进士为官后在京城中“燕台七子”之间互相酬唱而名动京都，在《祭直方付宪文》中曾写到当时的情景：“望衡接宇，杯酒相洽。晨趋君邸，歹造我庐。抚言今昔，高论起予。文宗两汉，诗法黄初。灞桥雪霁，春郊雨余。”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得意洋洋的心情。

　宋琬到达秦川（今甘肃天水一带）是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暮春时节。其衙署驻秦川（今天水市）。他清正廉洁，奖励生产，减轻赋税。同年六月秦川发生地震，秦州城内7000多人死亡，无家可归者数以万计。宋琬在其《祭秦川山川社稷文》中形容说：“薄高陵为深谷，摧坚壁为危墙。墙倒屋塌，山河易位。黎民百姓，化为壤土。半毕命于危垣，多填骸于陶穴，二三孑遗，靡室靡家，飘摇风雨之中，坐卧犬豕之侧”。在他的一首记事诗中也写道：“板屋尽丘墟，坚城无遗堞。余也对残黎，呼tian眼流血。”秦川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当头，宋琬加大抚恤灾民，为其重建家园。因国库空虚，他一面采取措施赈济百姓，一面“出家财，自莱阳邮政以恤其灾”，派人回莱阳变卖部分家产，将所获资财运往秦川赈济灾民，并捐献薪俸，重修城垣。因其救灾有功，陕甘总督上奏荐举，清廷“钦赐蟒服加一级，优升永平副使，管军饷”。

　

花雨

“在早先书籍还不太普及的时候，传承历史的方式之一就是树碑。”莱阳史志办一位负责人表示，宋琬在顺治十年（1653年）精选了杜甫117首陇右杂诗中的60首，然后捐俸禄聘请极擅长钩摹之技的皋兰张正言、张正心集王羲之等古人书法，将杜甫流寓秦州诗作摹勒上石。“历时一年，36筒集诗、书二妙为一体的秦州杜诗石刻终于完成，杜公祠旁‘爰建一亭，列石于其壁’，使当时玉泉观杜甫祠堂的四周有了另一番风景。”刘春远说，因宋琬集王羲之等古代名家的书法摹刻杜甫秦州诗而成的碑石，“书圣”的字、“诗圣”的诗，字妙诗妙，二妙结合，故名之为“二妙轩”。“二妙轩碑”的建成，为弘扬古城秦州的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在我国文学书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琬在任职期间，积极割除陋习，压抑豪强，宽恤民力，将豪强所占空地和郊外荒田分给难民耕种，以为永业。他还改革了当地的一些陈规陋习，铲除头人把持婚姻之弊，并奸猾强赘，使当地民风为之一新。他离任时，当地百姓无不涕泪挽留，十里相送。

一代诗宗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在宋琬的诗词中，更多的是用凝炼而形象的语言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作者所经之所，所到之处，将各地的名胜古迹都形之于文墨，见诸于文章。如“兰若城边寺，蒹葭水际亭。数椽留劫火，千树覆寒汀”（《湖亭》）、“杨柳春风江上笛，梅花疏雨佛前灯。白云不没三山影，黄鸟还飞六代陵”，类似的句子，俯拾皆是。可以说作者一生倾注了大量的艺术精力，对这些瑰丽的风光进行讴歌和赞颂，读其诗使人好似走入一座艺术画廊，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在艺术创作上，宋琬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体裁种类俱全，各体兼备，从古体，近体，排律，绝句到不拘形式的歌行体，尤以古体诗和律诗为胜，其诗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真挚、深沉，寓意深远，语言凝炼。在语言数字上，除传统的五言、七言外，还有六言、杂言。诗中还适当吸收了民间口语和地方方言，还有些诗写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读完后令人回味无穷。其诗用语奇丽清新，构思精巧，不落俗套。如“山色浅涂随夕照，江流日夜变秋声”，用语清新秀丽；“檐前云如新蕉碧，台上山连大漠清”，比喻新奇形象；如《寄兰州司马赵紫桓（二首）》其一中写道：“故人燕市别，万里赴边州。我已辞朱绂，君应念白头。”诗人以荆柯和高渐离来比自己与赵紫桓，以满含深情的笔触，写出了对笃友的思念。其二则以“城郭皋兰北，衙斋面翠微。雪中千帐驻，树里五泉飞。”对兰州的风物做了遐想式的描写，令人击节赞叹。当时有人读了他的诗，慨然感叹曰：“今日诗宗，乃在莱阳。”后人评论他的诗叹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宋琬一生著述颇丰，现在能见到的诗有1333首、词165首、文223篇，此外还有赋2篇、杂剧《祭皋陶》一卷，均收在《安雅堂集》里。另外，还有《安雅堂诗》八卷、《二乡亭词》、《永平府志》等。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士祯曾审定其诗稿三十卷。宋琬入蜀后又结集《入蜀集》一部。据记载，宋琬最早的刻本为《荔裳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正式刊刻稿为《安雅堂文集》二卷，《安雅堂诗》一卷，系作者康熙五年（1666年）寓居苏州时所刻。之后作者又自刻过《二乡亭词》、《安雅堂书启》以及剧本《祭皋陶》等，多是残缺不全。宋琬死后，其子思勃和族孙邦宪先后多次搜罗补辑，共凑成二十卷，其中大部分是未刻稿。另据《登州府志》记载宋琬还写有《秦州纪异》、《治蜀条例》和《治蜀谳案》各一卷，“皆事理详尽，文亦简净不俗”。

　宋琬的诗在清初极负盛名，有一代“诗宗”之誉。时人读宋琬的诗，慨然感叹曰：“今日诗宗，乃在莱阳。”王渔洋（士祯）《池北偶谈》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是也。”又说他的“诗颇类陆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沈德潜《清诗别裁》说：“宋以雄健磊落胜”。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认为其“才气充沛，似过于施”。乾隆十一年（1746年），尹继善《读安雅堂拾遗集有作》诗云：“安雅堂中句，由来北宋传。杜、韩堪并驾，庾、鲍可齐肩。祖德真良治，孙谋有象贤，遗诗同韦、孟、奕世又重编。”和宋琬同时代的金之俊在为《安雅堂集》所作的序中说：“其思深，共识宏，其虑远，其情长，其气清以厚，其调隽以永，其格严以老，其言确而质”。清人张重启在《未刻安雅堂集序》中说他“文则追踪两汉，赋则媲美三都，诗兼庾鲍李杜之长，词檀秦柳苏黄之胜，四海之内，五十多年来无不知荔裳先生之为人者”。后人评论他的诗，叹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里虽有过誉之词，但也足以说明宋琬在清初诗坛上的成就和影响。

　　对宋琬这样一个有特色也有重要成就的诗人，近几十年来所以没有正确的评价并给予恰当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其诗刊刻较少，流传面窄之原故。清人卢见曾在编选《山左诗抄》时，就有“未见其全”之憾。刘春远认为，今天，莱阳博物馆研究挖掘其文学创作遗产，对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文学艺术宝库，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