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盛唐气象” (佚名)

墨海

作者：佚名

　
     关于唐诗研究中的“盛唐气象”问题，长期来存在着争论，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拟就个人的体会，略抒管见，就正于同志们。
    ^^关于唐诗的分期

    唐诗分期一般采取初、盛、中、晚四期，总的说来还是较能概括唐诗发展演变情况的。论者谓这种分期法肇自南宋，成于晚明。据笔者所知，事实并不如此。四期之论，当溯源于晚唐司空图（８３７—９０８），他在写给王驾的信中有一段话：

    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沅之贯达。大历诸才子，抑又次焉。元、白力劲而气孱，乃都邑之豪右耳。刘梦得、杨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足涤烦襟。厥后所闻，愈偏浅矣。

虽没有明确提出分期，但精神实质已隐约概括初、盛、中、晚有代表性诗人的风格了。其中对元稹、白居易的诗风贬损太过，对自己所处的晚唐诗坛亦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用“厥后所闻，愈偏浅矣”两句轻轻带过，只能说是他的个人偏见，有欠公道。除此之外，举凡论及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李白、杜甫、王昌龄、王维，中唐的韦应物、大历诸才子、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僧无可、刘得仁等十多人，言简意赅，褒贬大致得当。“品藻不过十数公，而初、盛、中、晚，肯綮悉投，名胜略尽。后人综核万端，其大旨不能易也。”（《诗薮·外编·唐下》）

    南宋的尤袤、严羽诸人也都在有关著述中对唐诗进行过分期，特别是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辩》依次提到“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开元、天宝诸家”、“李、杜二公”、“大历十才子”、“元和之诗”、“晚唐诸家之诗”。把李白、杜甫从“开元、天宝诸家”中独立出来显然是表示对他们两人的尊重和推崇。他在以后《诗体》、《诗评》诸章中对唐诗分期提法虽时有变换，但基本精神还是一致的，符合初、盛、中、晚的分期法，只是他将中唐的大历、元和并列提出而已。

    到了明清，初、盛、中、晚的分期概念更加明确。明末的沈骐在《诗体明辨序》中将年限确定为：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６１８）至玄宗先天元年（７１２）计９５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７１３）至代宗永泰元年（７６５）计５３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７６６）至文宗太和九年（８３５）计７０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８３６）至昭宗天佑三年（９０６）计７１年。这分法也不无可议之处。特别是将文宗十四年统治一截为二，将前九年划为中唐，后五年划入晚唐，更值得商榷。后来不少诗评家与文学史家将文宗开成（共五年）与武宗会昌（共六年）共计十一年划入中唐，而以宣宗大中元年（８４７）作为晚唐的开始。这样初、盛、中、晚的年限就分别为９５年、５３年、８１年、６０年。这样分期似较沈骐的分法要自然而合理一些。

    ^^盛唐气象的含意

    最早提出“盛唐气象”的应该说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但他并未作为诗论中的专有术语而完整地提出，只是在论述诗歌发展演变和创作方法时分别提到“盛唐”和“气象”而已。《沧浪诗话·诗辩》一则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再则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三则说，学诗“当以盛唐为法”。而在谈到诗法时则又提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对“气象”的含意并未作具体说明。不过他在《答吴景仙书》中有段话：“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透过朦胧含糊的措辞，我们不难看出，严羽所谓“气象”，是指艺术风格的表现罢了。“盛唐气象”云者，不外指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而已。风格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基本特征的统一，它往往反映出诗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作个性，一位诗人或作家风格的形成，不但与个人生活经历和艺术实践有关，而且也和周围的环境（社会和时代）密切相联系。许多风格相同或相近的诗人或作家通过反复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流派。不同流派的诗人或作家由于生活于同一时代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利害相关，脉搏相通。创作中既保持各人鲜明独特的个性，又呈现出特定时代环境某些共同或类似的思想艺术特色，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也是常有的文学现象。“盛唐气象”即是对盛唐诗歌的一种共性的概括，它指的是盛唐诗歌所共同表现出来的那种基本风貌。过去我们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这类问题。

    “盛唐气象”既然是盛唐诗歌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基本风貌，那么，它是怎样形成和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有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联系起来考虑。否则是不易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盛唐，特别是唐玄宗统治的四十余年中，总的说来，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是唐王朝的上升阶段和鼎盛时期。号称“诗史”的杜甫诗中描绘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这是对开元之治的艺术反映。天宝十三载，全国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人（《旧唐书·玄宗纪下》）。“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漠，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旧唐书·玄宗纪》）这是对开元之治的历史记载。讨论“盛唐气象”不能不指出这一客观事实和社会背景。

    不错，这其间经历了赓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民不聊生，唐帝国元气大受损伤。为什么在这阶段还会出现唐诗繁荣局面呢？首先，文艺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虽有密切关系，但却又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这和马克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论述是一致的。其次，安史之乱充其量也只是贯串唐代历史的无数次朝廷和藩镇之间矛盾斗争中的一次，它和一个多世纪后的黄巢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安史之乱中固然暴露出唐朝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但并没有使群众对李唐王朝的向心力最后破灭，各阶层、派系对平叛战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热情支持，这在历史文献和诗人创作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李、杜、高、岑不用说了，就连忘情山水、啸咏终日，“以玄谈为乐”“以禅诵为事”的王维，不幸陷身贼中，“迫以伪署”，还冒生命危险，写《凝碧诗》倾吐对王朝的耿耿忠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被视为足以代表“盛唐气象”的诗人群，包括李、杜、高、岑、王那样的大家、名家，几乎都是安史之乱以前生活过来的，他们在安史之乱阶段（７５６—７６３）的年龄分别为：李白５６—６３岁，杜甫４５—５２岁，高适５５—６２岁，岑参４３—５０岁，王维５６—６３岁，王昌龄５９—６６岁，刘长卿４２—４９岁，储光羲４０一４７岁。而孟浩然、綦毋潜，李颀、崔颢等一大批有才华诗人则早已去世，未曾经历这场平叛战争。据此可知，恰是开元、天宝“盛世”安定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孕育、哺养、熏陶出盛唐诗坛的璀烂群星，安史之乱动荡、变故的社会背景决不是培养、孕育杰出诗人的土壤，而只是为他们提供创作题材而已，杜甫流传下来诗篇中创作于安史之乱阶段的占很大比重这一事实，也应从这一角度去加以考察。

墨海

“盛唐气象”受后人如此推崇，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１）唐诗坛风格、流派丰富多采，形成姹紫嫣红、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争艳斗妍的高度繁荣局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军旅诗派，都拥有一大批诗人，而且艺术上都能独树一帜，成就颇高。正如高棅所描绘的：“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唐诗品汇·序》）。

    （２）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艺术造诣精深的大诗人。明胡应麟说：“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诗薮·外编·唐下》）按今天的说法，名家只是某方面有特长，大家则必须兼收并蓄，融会贯通，集诸家之大成。大家能兼“名家所擅”，名家则难具“大家所长”（同上）。尽管李、杜优劣之争论，成为千载悬案，但他们同为盛唐诗坛的“大家”，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韩愈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严羽云：“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沧浪诗话·诗评》）。胡应麟云：“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象”（《诗薮．内编．近体上》）。李、杜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实践经验，对后代诗歌创作起过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因此人们往往把李杜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或化身就是很自然的了。

    ^^必须全面评价唐诗

    唐诗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很好探索、总结。严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沧浪诗话·诗评》）。将唐诗繁荣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重视，虽不全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唐历代帝王非但鼓吹诗歌创作，而且带头实践，唐太宗和唐玄宗更为突出。《全唐诗》卷一收录太宗诗多达八十六题九十八首，卷三收录玄宗诗六十余首。这数量超出不少同时代著名诗人，其中有的诗具有一定艺术水平。高宗、武后在发展文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史载“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臣入禁中修撰”参决“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旧唐书·文苑中·元万顷传》）。著名诗人杜审言、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元万顷、员半千、刘允济等受到武则天的提拔、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过去诗论家、文学史家为了突出“盛唐气象”，有意无意贬低初、中、晚唐的诗坛，特别把初唐诗坛描绘成沿袭六朝华艳风习，毫无建树的局面，这不符合唐诗发展的事实，而且也是不公正的。任何样式、体裁的文艺，都有继承与革新辩证统一的发展演变过程，盛唐诗歌也是如此，它的高度繁荣是和初唐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分不开的。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初唐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在革新和发展唐诗方面都花过辛勤劳动，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李商隐诗云：“沈宋裁词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漫成》）即使象虞世南、李百药那批由隋入唐的宫廷侍臣，也能力求振作，革新诗风，“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徐献忠）。史载唐太宗尝作宫体诗，要虞世南唱和，虞世南婉言拒绝，并乘机规谏云：“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相反，当唐太宗写出象《帝京篇》那样才力富赡的杰作时，那些侍从之臣就显得很热心，李百药曾奉和十首，因而得到唐太宗的手诏褒奖：“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旧唐书·李百药传》）这两件事恰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初唐老诗人在荡涤旧诗风、创建新诗风方面的努力和贡献，值得我们重视。其他年轻诗人当然更不用说了。陈子昂在《与东方虬书》中尖锐地批判“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并以创作实践贯彻自己革新诗风的主张；“四杰”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众所周知的，张逊业评杨炯五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杨炯集序》）。说明初唐诗人对盛唐诗风的启迪作用，颇有卓识。创作实践上，初唐不少诗人的名篇佳作，也给盛唐诗人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前人早已指出，王勃的《别薛华》、《杜少府之任蜀州》诸作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而陈子昂的一些“平淡简远”的景物诗，是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之祖。杜审言的不少五、七言律诗，“高华雄整”，实为杜甫家学渊源之所自。杨慎甚至进一步指出杜甫“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句是脱化于沈佺期的“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句（见《升庵外集》）。我们指出这些，并不是有意贬低盛唐诗歌的高度成就，而是为了强调任何文艺的继承与革新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唐诗的发展、繁荣自然也不能例外。杜甫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先秦、汉魏、南北朝以至初唐所有优秀诗人、作品都虚心学习，采取兼收并蓄、博取众采态度，这在《戏为六绝句》等诗中都有反映。“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不捐细流，才能汇成汪洋大海；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批判吸收，“转益多师”，虚心学习，正是杜甫诗沉郁雄浑、千汇万状，集大成的原因所在，也是盛唐所有大家、名家在艺术上有所建树，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这是我们探讨“盛唐气象”以及整个唐诗发展过程时应该强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