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梁武帝的太子就是编《文选》的萧统,在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四月,三十一岁时忧郁而死。在他去世前不久发生过一桩严重的事件,就是厌祷事件。所谓“厌祷”是用巫术害人。最熟悉的例子是《红楼梦》里面赵姨娘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女儿的方法,弄个纸人啊,念念经啊,刺个针啊之类的。皇宫是阴暗的地方,容易发生阴暗的事情,厌祷或者诬陷他人厌祷经常发生,这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引起宫廷巨变的导火线。具体说到萧统,情况比较暧昧。他在生母丁贵嫔下葬时,听信道士的话在墓边上埋了点蜡鹅之类东西,为的是化解风水上的不利,但被告发为“厌祷”,有诅咒老皇帝的恶意。武帝晚年多疑,对这件事情极其恼火,虽然听了大臣的劝解暂不追究,实际上是大有疑心。萧统为此十分痛苦,他的早夭和这件事情也是有关的。所以他死的时候,社会上的反响非常激烈。在《梁书•昭明太子传》里这样记载:“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 奔赴宫门, 号泣满路。”这气氛是有点不寻常的,这表明萧统的死带有很大的意外性,并且牵连了很多人的情感。
于是需要重新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按照古代的礼法常规,应该选萧统的长子——皇嫡孙。这种规则的优点在于有一种肯定的法理,可以避免皇室内部的斗争。就像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太子就死了,他所立的下一个皇权继承人是太子的儿子。但武帝不愿意在萧统一支立嗣。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武帝已经年老,谁是未来的皇帝,牵涉到梁王朝整个统治阶层各个集团、各色人物的利益。朝廷里原来存在着一定的权力格局,如果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出现意外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的重组。当一件事情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变化的时候,政治斗争就来了。
武帝当然知道事情的利害,要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所以他做了两个姿态。先是还在萧统病危的时候,他把萧统的弟弟、晋安王萧纲召回京城,这是发出一个信号;到萧统死后,他又把萧统的儿子萧欢召进京来,表示“欲立为嗣” (《资治通鉴》卷155) ,这是另一种信号。《南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萧统对别人说:“我做梦跟萧纲下棋争斗起来,后来我就把班剑(代表太子身份的仪仗)给了他。”说这话表明他知道武帝召萧纲入京的心思,同时恐怕也是有意放出风声,提请有关联的人加以注意。武帝观察了一段时间,听取了各方面的反应,他觉得条件成熟了,五月里把萧欢遣送回南徐州刺史任所,随即发布诏书宣告立萧纲为太子,七月,正式册立。在诏书中武帝用了一个圣贤的先例来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伯邑考是周文王长子,武王是次子,圣明之君考虑择贤立嗣,连长子都可以舍弃,何况是嫡孙呢?这就是说,萧纲是个在才德上更合适的继承人。
但这一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掩饰事情的真相,也不能够顺利地获得普遍的接受。《资治通鉴》记此事说“朝野多以为不顺”,《南史》更记载为“帝既废嫡立庶, 海内噂(口+沓)”,就是说反对的人很多,全国上下一片不满的议论。曾经做过晋安王主薄的周弘正,作为与萧纲关系亲密的人,也特地上书劝他谦让。一直到后来侯景叛乱,在迫使萧纲退位时,还说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从这些历史资料中,我们完全能够看出萧纲做太子所激起的政治波澜,以及他本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中国传统政治在技术上非常奥妙,它的真实目标常常隐藏在公开意见、言论的背后,直来直去反而不行。譬如你在一个重要机构里当第一把手,有个第二把手处处给你找麻烦,他在上面又有背景,怎么才能把他“做”下去呢?你说他政治路线不正确,这个要有很大的机会的,难度很大;你说他工作能力很差,这可是人说人异——况且他有可能就是能力比你强才不买账。有一个办法,说这人生活上、道德上有问题。他写的东西呀……他有一封信写给女秘书的,实在是不合身份!然后把这个风声弄弄大,然后你就可以由文学进入道德,由道德进入政治,由政治达到你的利益目标。回到梁朝去,在自古相传、全民公认的立场上,一个皇权继承人最重要的条件是德性,你要反对萧纲该怎么去反对呢?——这家伙写色情诗。这故事往下说就热闹了。
(五)
史籍中关于宫体诗名称的出现,仅在《梁书》中有两条简单的记载,一是《简文帝纪》说萧纲喜欢写诗,“然伤于轻艳, 当时号曰‘宫体’”;一是《徐摛传》所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
徐摛是武帝为萧纲选择的老师,原来跟随萧纲在晋安王藩邸,当萧纲被册立为太子以后,转任太子家令。太子东宫有一套官僚机构,太子家令是这一机构中的主事人。他既是所谓“宫体诗”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太子的老师和东宫主事官员,所以被认为对宫体诗这种不好的诗风负有重大责任。
上面这两条材料虽然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说两点:
其一,“宫体”是一个贬义的名称,否定它的理由在于它的内容、思想情感有问题,“伤于轻艳”。“轻艳”虽然意义有点含混,但在这里完全可以理解为“轻浮”和“艳情”的组合。
其二,我曾经根据上文和其他材料排列了一个时间表,证明这个名称被提出来,在萧纲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之后不久——不超过两个月。
仅仅从这两点,我们也能够闻到一种蓄意攻击的气息。前面说过,泛义上的“艳诗”在齐梁间相当流行,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玩的新体,武帝萧衍本人也有所尝试。而萧纲早在做晋安王的时代,就和徐摛他们在此类题目下你唱我和,至今仍有作品留存,但并不见有人提出“晋安体”或“徐摛体”的名目加以抨击——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跟我有啥关系呢?至于萧纲被立为太子以后,个把月的时间里,他和徐摛少不了公私事务,恐怕也不能够整天兴高采烈地写诗且专门写女人,弄得沸沸扬扬吧?所以特意提出“宫体”的名目,绝不可能只是对诗歌感兴趣;攻击的目标要大得多,那就是借此发难,质疑东宫的文化格调乃至太子的德性。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对《徐摛传》中关于武帝应对这一局面的记载都看得很马虎。“宫体”的名号流传开了,武帝听到后大怒,把徐摛召来斥责一通。一般就是照字面理解为老皇帝对宫体诗不满意。细想想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仅仅是诗歌的问题,值得如此较真吗?况且他自己也写过至少是趣味相近的东西。问题在于矛头指向了太子的德性,而敢于攻击东宫的人绝非琐小之徒。在高层出现对太子的德性的攻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巨大的政治事件,何况萧纲是在那样强烈的反对声中被册立的,而且刚成为太子不久!什么“舍伯邑考立武王”,这不就打到武帝脸上来了吗?这才是武帝大怒,要斥责徐摛的原因。他当然要问“宫体诗”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的注意力绝不可能停留在文艺理论上。
正因为抨击宫体诗的背后有重大的政治因素,这个结徐摛根本无力解开;假如武帝不明白这一点,他只能是百口莫辩。幸好是另一种结果:徐摛回答得很机敏,语言很漂亮,武帝“意释”——不再发火,接受了他的解释。君臣配合是很不错的。
下一步才真正具有戏剧性。武帝竟然意犹未竟,考较起徐摛的学问来。先是问他“《五经》大义”,这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犹如现在考研的政治课;然后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相当历史学和哲学(再宽广博杂些)吧;最后论佛教,那是新兴而又非常流行的“西学”。以上种种,就是南朝上层社会中最重要的具有严肃意义的学问,武帝一一问过来,徐摛无不对答如流,纵横发挥,洋洋洒洒,令武帝连连赞叹(要知道他是一个自负而好胜的人)。是不是前一天晚上有人打电话通知徐摛好好准备我们不知道,但这一场查考肯定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该出席的人都请到了。结果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徐摛是有资格辅佐太子的, 更证明了太子东宫的学问何其庄重博大,而所谓“宫体”的攻讦实是小题大做。事后武帝对徐摛格外信任,宠遇有加。——他对“宫体诗”事件的还击多么漂亮!
但事情不能就此了结。政治冲突的实质并不是在思想和道德的层面上进行的,反对派需要的,也绝不是对他们从表面上提出来的问题给出充分的解释。如果这些人是有分量的,那么就要从利益的平衡考虑,在他们真正关心的地方给予恰当的满足。所以就在武帝向徐摛表示信任和格外的恩宠之后不久,还在中大通三年,他被遣出京城,到风光秀丽的新安去做太守,理由是照顾他热爱山水的高雅品味。武帝最重要的决断,立萧纲为太子,这是不能够动摇的;将徐摛逐离权力中心,则是对反对派作出的让步。这不仅有安慰人心的作用,实质上也削弱了东宫的势力,阻止了新权贵的冒头。
(六)
所谓“宫体诗”事件本来是一桩政治事件,文学批评只是一个由头。但终了,它还是成了文学史上的事件,其真相反而越来越模糊,以至无人知晓。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攻击宫体诗的人尽管真正的着眼点并不在诗歌上,他们仍然伸张了一种具有正统意义的文学主张:高雅的诗歌应该注重道德价值,在性的表现上要有严格的忌讳。这种主张客观上否定了南朝写作“艳诗”的新风潮,而萧纲、徐摛和他们的宫体诗,在一些人心目中正好可以充当一个典型。
不过,在南朝这种批评的力量是薄弱的,不仅萧纲没有什么改悔的意思,宫体诗风还愈演愈盛,陈后主可以算是他的文学事业的继承人。真正对宫体诗作出严厉审判并构成文学史定论的,是唐初以魏征为首领的一群史臣。他们作为新王朝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否定前代文化昭示了新朝的光明,宣扬了弘扬儒家德政的路线方针;或许,这对新朝的帝王,也是一种告诫:最高统治者既是国家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尽管制度上给予他最充分的性供应,但他表现给世界的姿态——这当然包括诗歌中的情感表现——则必须是高尚的、远离贪欲的,这样才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进。
想来当初萧纲他们写那些诗,不过为了新奇好玩,没想到惹下这一大堆的麻烦。
(本文根据讲座记录整理,文字经过一些调整与修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