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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郭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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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 10:26: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郭 彧


摘要:自南宋时起,《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就有二字与二籍贯的争议。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刘牧、前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为之续补等结论。最后指出,彭城刘牧的道学思想应当在宋明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易图;刘牧;宋明理学 

A discrimination of the author of Yi shu gou yin Tu

Abstract: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issue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two books of Yi shu gou yin tu and Yi shu gou yin tu yi lun jiu shi had become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rimination on six issues including that of the author of the two books,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two persons called LIU M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i shu gou yin tu was supplemented by HUANG Li-xian, and Yi shu gou yin tu yi lun jiu shi was not written by LIU Mu. Finally, the paper sets forth that there should be a niche for the thought of the LIU Mu born at Pengcheng in the Neo-Confucian School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Key words: Yi Diagrams; LIU Mu; Confucian school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易数钩隐图》一书是研究宋代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自两宋间人朱震于《汉上易传卦图》(原名《周易图》)中列出黑白点《河图》、《洛书》,并于《上周易表》中谓“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之后,人们对于《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刘牧即有 不同字、不同官职、不同籍贯之说。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题“三衢刘牧撰”(官屯田郎中,字先之),而《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厚斋易学》、《读易举要》等又谓“彭城刘牧撰”(官太常博士,字长民)。南宋陈振孙与俞琰等人均提出“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是“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 问。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四库馆臣谓刘牧“或有两字也”。因此书作者事关宋代《易》图书学的传承渊源(或曰来自道教,或曰出于儒家),北宋究竟是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易数钩隐图》何以从一卷本增至三卷本?这些都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阅读《道藏》本《易数钩隐图》的自序,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今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的作者自序全文如下: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 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 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邈,虽往哲难窥于至赜,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气交谓之“易”,阴阳气交则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以象万物)。《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 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奇偶之数”,以此五十五数,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下“以至于复卦”,人工“点之成图”(一数为一点占一位,凡五十五位),目的是使学者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的意义,以补前人“语惟简略”之失。

? 我们从这一自序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易数钩隐图》作者的本意是说,八卦者是由“圣人设之”。圣人又如何而“设之”?是“观于象也”。“象由数设”,八卦 之象如何由“天地奇偶之数”而设?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步步生来。究其本则是从《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演绎而来。从“太极”至于“复卦”的 “五十五位”之图是作者自己“点之成图”,并“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目的是使“览者易晓”。这就是说,这些易图完全是作者点之而成,既曰“不能妄为之穿 凿”,则说明与所谓的“天生神物”(龙图、龟书)无任何关系。

?其次,我们看今本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内容,看哪卷内容符合《道藏》本“自序”的本义。

?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卷上列“太极第一”、“太极生两仪第二”、“天五第三”、“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天一下生地六第五”、“地二上 生天七第六”、“天三左生地八第七”、“地四右生天九第八”、“两仪生四象第九”、“四象生八卦第十”、“两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天数第十二”、“地数第十三”、“天地之数第十四”、“大衍之数第十五”、“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少阳第十七”、“少阴第十八”、“老阳第十九”、“老阴第二十”、“七 八九六合数第二十一”、“乾画三位第二十二”、“坤画三位第二十三”、“阳中阴第二十四”、“阴中阳第二十五”、“乾独阳第二十六”、“坤独阴第二十七”、“离为火地二十八”、“坎为水第二十九”、“震为木第三十”、“兑为金第三十一”、“天五合地十为土第三十二”、“人禀五行第三十三”,卷中列“乾 坤生六子第三十四”、“乾下交坤第三十五”、“坤上交乾第三十六”、“震为长男第三十七”、“巽为长女第三十八”、“坎为中男第三十九”、“离为中女第四十”、“艮为少男第四十一”、“兑为少女第四十二”、“坎生复卦第四十三”、“离生姤卦第四十四”、“三才第四十五”、“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此既是“采 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所“点之成图”之图。从这四十六幅图之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点之图的根本依据是出于他自己对《易传》有关文字的理解。对于八卦之由来,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谓其由“太极”一气步步生出,八卦之象是由“天地之数”而设计出来的,而不 是什么圣人则什么“河出图,洛出书”画出来的。我们从其“逐图之下各释其义”的文字中也可以明确这一点:“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两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两仪所从而生也”、“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五行成数者,水数 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以数看,“两仪生四象第九”图以六北、七南、八东、九西布局,“四象生八卦第十”图取北之老阴六数之三为坎,余三数居西北为乾;取南之少阳七数之三为离,余四数居东南为 巽;取东之少阴数八之三为震,余五数居东北为艮;取西之老阳数九之三为兑,余六数居西南为坤。此八卦方位正与《说卦》所言相合,即震东方、巽东南方、离南方、坤西南方、兑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东北方。这就是说,依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内容看,刘牧言八卦之由来,是分解四象数而得,并且其八卦方位是 依《说卦》而布局。

?卷下乃是“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及“龙图龟书 论”。要之谓八卦是伏羲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之。显然,这一卷的内容与前面所引作者自序的本意不合。

?第三,《易数钩隐图》何以会出现“三衢刘牧撰”与“彭城刘牧撰”的问题?

?原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卷首有欧阳修之序。陈振孙、俞琰、吴澄等人均谓“序文浅俚,非欧公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是将所谓欧阳修序用刘牧原序替换之。
 楼主| 发表于 2009-4-1 10:26:3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易数钩隐图》何以会“颇增多诞谩”?
?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郑樵《通志》均谓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而黄黎献又续之为一卷。北宋李觏见有五十五图的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 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至于“复卦”的易图,为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七图,有四图的确如李觏所言,则是“观之则甚复重”:其〖KG*2〗“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是卷上“二仪得十 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为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及内容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主“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 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与卷上、卷中之本义不同。且今见三卷本之卷上、卷中的文字亦有明显窜入的痕迹。如,卷上“四象备其成数,然后能生八卦矣。 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所谓易有四象,所以示者”,“斯”指六、七、八、九而言,显然,“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是后 窜入的文字。又如,卷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天地奇偶之数”并非“始得之于河图、洛书”,显然,此“始得之于河图洛书”八字亦为后窜入的文字。又卷下言“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之说,与卷上“两仪生四象,七 八九六之谓也”说相悖。卷上“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下六、上七、左八、右九,正是卷下所谓“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图中六、七、八、九数的方位,而卷下 “河图第四十九”图却是一下、九上、左三、右七,焉得谓“河图陈四象”而“洛书不述四象”?恰是“洛书陈四象”而“河图不述四象”。卷下谓“河图陈八卦之 象”,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是从六下、七上、左八、右九之图分解而来,恰是“洛书陈八卦之象”,而“九宫数”的“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之所谓“河图”却并不“陈八卦之象”。此皆为“增多诞谩”处。显然,后续《易数钩隐图》者,对彭城刘牧的原本内容有所变动,或窜入有关“河 图”、“洛书”、“龙图”的文字;或变换原图之名字,冠以“河图”字样;或颠倒易图之序;或增附图说等。

?第六,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彭城刘牧是否应占有一席之地?

? 由于南宋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的表彰,周敦颐遂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所以,今研究宋明理学者必自周氏始。周敦颐之《太极图易说》是就一幅 “太极图”表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的文章,从而发挥出儒家“诚”、“中正仁义”等说。其“太极图”为五层图式,各侧重于“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吉凶生大业”之义而图画之。今从《易数钩隐图》卷上主要内容看,彭城刘牧亦是主张八卦是从“太极”步步 生来者(序曰:“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其一○“太极第一”图,则先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而出现。在宇宙论方面,彭城刘牧亦与周敦颐一样,是主“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说,其强调“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万物安从生”之理。周敦颐《太极图》以水、 火、木、金为四象,又曰“二五之精”、“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其图“分土王四季”,则与彭城刘牧之说相通。木生数三、火生数二,合之为一五;水生数一、金生数四,合之又为一五,通木、火、水、金之生数为“二五”,以中五分别与一、二、三、四之数相连,则“分土王四季”得六、七、八、九四象之数,此正 是《易数钩隐图》卷上所谓之四象数。刘牧侧重于数,周敦颐则侧重于象,至谓“太极”则皆为一气,皆谓“易”为“阴阳气交”,二人的宇宙论同源而异流,相反而相成。至于朱熹对《易数钩隐图》中“河图”、“洛书”的易置改造,则又说明《易数钩隐图》一书在朱熹建立其道学体系中的源头作用。相比之下,彭城刘牧是 以数明象,把天地之数点之成图为的是使人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与“易有太极”一节之间的关系。其“太极第一”图是一○周边有十个黑白点,五黑点与五白点表示天地自然十数,“太极生两第二”图是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之数图,“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七上、六下、八左、九右之图,“四象生八卦第 十”图是分解四象数为八而分布八方之图。这就比朱熹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出图”,并谓八卦本“河图”而来,就更具有理性,更合于《系辞》作者所言圣人观象设卦的本意。两仪(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乃至万物(六十四卦)是从“太极一气”步步化生出来的,这 一宇宙论合于传统的学说,而朱熹以“太极”为“一理”,其八卦由来说有二:一是自十数《河图》或九数《洛书》而来;一是自“阴阳加一倍法”叠加阴阳而来。其所谓之“两仪”是一阴一阳,所谓之“四象”是二阴与二阳的组合,所谓之“八卦”是三阴与三阳的组合,所谓之“六十四卦”是六阴与六阳的组合,“太极一 理”生生的结果,只是不同的阴阳组合而已,显然与传统的宇宙论不合。朱熹晚年叹息“河图洛书未免有剩语”,其实,他为了彰显象数而作《易学启蒙》,是大不该将“河洛”图书纳入其中的。他虽然从《易数钩隐图》中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理解彭城刘牧真正的象数之学,而是把后人窜入的东西当作了“宝贝”。?

    既然彭城刘牧主张八卦从“太极一气”步步生来,其以“太极”为“道”,也就具有“有生于无”的宇宙论观点,这样,其先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我们以之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上溯其源头。如此,似乎有可能改变有宋道学以周敦颐为开山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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