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书写化线条从指示性向符号性转化的同时,金文线条的质感量感的提升自然要求结体的规范化。在西周中期以后,当礼器脱去神秘的外衣,铭文成为关注的对象时,篆引化法则是人们共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 篆书线条,孙过庭《书谱》曾概括为“婉而通”,即要求匀称圆转遒美,结连贯通。笔者曾从书体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将大篆的本质特征归之为“篆引”,〔3〕已为书学界所广泛接受。在我看来,“篆”代表萦绕叠和屈曲圆转的特征,包括线条的曲直、粗细、长短及排列组合;“引”代表书写上的转引仿形、中含内敛、力气长之类的用笔。金文篆书在“篆引”动力之下,大致经历了由面仿形到线仿形最后定格为具有婉而通线条的篆书。一般说来,笔划粗细均匀在周初铭文偶能见到,如周初的从簋(图5),通篇线条匀称,没有同期多数铭文的块面和仿形用笔,它虽然代表了金文字体的发展趋势,但其质感与后期的玉篆引的用笔特征还并不完全等同。〔4〕后者是随着铭文内容日益增多、字形渐趋固定之后,在西周中期后金文中才大放光彩的。 西周中期的铭文,文字常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形,这表明书作者的章法意识已经觉醒。用笔上,基本脱去了块面笔法,克服了仿形线条对结体规范的破坏,起收笔处的提按动作消失,前期和甲骨相类的直线圭角也被盘纡圆转所代替。起迄藏锋的笔法虽有些单一,但线条化的质感程度无疑有所提高。如本期的有盖叔丰簋,其乙簋器铭(图6.1),虽大小不一,但书写自如,布局上趋于匀整统一;而甲簋铭文(图6.2),字形整饬,线条愈加圆润,字距行距益为匀整。保利藏器中还有一件同人所作铭文大致相同的无盖叔丰簋(图6.3),整体章法的组合似不甚连贯,但单个字的线条却中含内敛,力气长。
在保利所藏所有青铜器铭文中,有被专家称为“金文之最”的(音遂)公(图7),它铸有98字的长篇铭文,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5〕这件公上的铭文与以往所发现的纪名、纪事类青铜铭文体例、格式截然不同,却与现存的《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所以,重文字数少,绝对字数多。从书法风格来看,与散盘铭文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笔画短促曲美,字形欹侧错落,比散盘铭文稍显松驰的结体要凝炼紧凑。开篇首行前几字,字形偏小,略显拘谨,愈往后愈显得轻松自由,铭文末尾一行因字数少,有意大字书写并拉开距离,可谓匠心独运。 “王作左守鼎”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周王自作祭祀鼎,铭文“王作彝左守” (图8.1),清楚地交待了这是周王制作的祭祀用的宝器,属最高级别的礼器。此鼎的时代研究者定为夷王时期,为西周中期偏晚。王氏作姜簋(图8.2),是周王为后妃作器,年代属夷王、厉王之际,可见,二器的时代基本相同。在书风上,前者结体比后者整饬,后者用笔较前者浑朴。二铭文排列整齐,间距疏朗,形体狭长一如熟知的毛公鼎。左守鼎中 “王”之“丨”划,“守”的“宀”头,下部线条端直拉长,其篆引化特征已肇秦世小篆书的前声,体现了礼乐制度之下的秩序感,与意涉魂奇的商周风格绝不相类。 周王作器是王室作器铭文的代表,多庙堂之气,它是当时书法的正体。从书写者的身份来看,《礼记?曲礼》有“史载笔”之说,据《周礼?春官宗伯》“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达书名于四方”。其他如大史、小史等职掌均与文书有关。所以,王国维认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6〕目前所见金文中,史官铭文材料多达一百十余条,〔7〕这些不同名称的史职可能就是这些金文的主要书写者群体,即后世所称的书法家。以周王室作器为标尺,去对照同期其他铭文,便会发现铭文书法也有王室与诸侯、京畿与周边书风的差异。 应国,为地处今平顶山一带周代诸候国,传世铜器较多,仅保利就藏有五六件之多。恭王时期,曾对该侯国见工进行赏赐,馆存的见工簋、见工钟铭文(图9.1~9.2)记录了此事。二器文字规范,结体平正,用笔圆融,线条平直硬朗,体现了书写者严守法度的心态。应侯盘(图9.3),起止处多呈钝锋,线条饱满匀称,风格雍容典雅,较周王器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文书风这种上下趋同现象,和西周诸侯国的构成直接有关。西周分封诸侯国,统治者多来自王朝,诸侯之史自然也会因袭周室之史书写金文的一些基本笔法。
一般来说,同一家族数代连续作器中,铭文书写有相对稳定的传承系统。前举木羊簋,器主木羊与我们熟知西周微氏墙盘属于同族,所祀父乙,为昭王朝代的第三世(墙盘为第六世)。其铭文书风与这一时期所出的其他形器如丰爵、析如出一辙,如“羊”字写法均为中间一横,下作三角形。但应国所出的簋(图9.4),其书风似与同期其他铭文有所不同。文字奇古,行气左右摇摆,每行首末严重高低错落。从内容上讲,此簋记述了周王来卫国的姑城,他没有忘记应国的公室,赞美并赐给朋贝马匹,为此作簋祭祀其祖先。显然,这是公室主人(见工之父)在称侯之前所作,根据器主不同的级别由不同的人所书写的习惯,该铭文的书写者可能为卿大夫之史,与应国侯器出于不同的书者之手。 立免形典尊(图10),记录了王命小臣丰赏赐给名叫典的人(正弓用的器具)。结体草率纵逸,大小错落有致,小臣在西周“掌王之小命”,此铭文或出自小臣笔下,亦未可知。 有盖氏簋(图11),盖器铭文书写均左起右行,一改西周书写之制。用笔纤细,一如甲骨契刻。字形狭长,为取纵势,有的字如“纟”旁,回环多至四次。此当或为与商朝有关系的地方性铭文书写风格的延续。 戎生编钟(图12),在保利藏器中铭文最长,字形最大,字数也最多。
内容上看,其时代不出懿王至厉王之间,从风格上来看,有明显的晋国地域特征。文字之间大小错落,上下多取纵势,结体自由,左右腾挪。从字形上看,多有不同于西周中后期金文的简率写法,与东周时期铭文书体有相似之处,体现了作者有意创新的意识。所以,有学者认为“撰作、书写戎生的人,大概具有不为传统所束缚的特点,所以在文章和字形两方面都采用了一些当时一般撰写铜器铭文的人所不用的较新的写法。”〔8〕 保利所藏西周中后期青铜铭文中,有不少为同一人所作,器形不同,但铭文完全或基本相同。此虽为一人一时所写,但极少有完全相同的字形和章法。前引保利所藏的二套叔丰簋,四处铭文无一有完全相同者。白敢(qi)一对(图13.1.1~13.1.2),盖器四处铭文亦各有特点。
总体来看,盖铭容与徘徊,疏密有致,而器铭则各尽其势,疏可走马,密不容针。虎叔作姒簋(图13.2),器铭相较于盖铭文字,多数为反书,金文的“正反无别”被书者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受制作工艺或布局空间所致差异,虽非书写者有意识的追求,但还是掩饰不住书写者创造的天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风格呈多元化的局面。这既有因诸候异政所带来的时代风气的变化,也有因南北地域差别形成的风格差异,更有因为写刻的工艺不同而造成的书体的不同。 益余敦(图14),为春秋中晚期作品,是以邵穆公的远孙益余和他的妻子陈叔妫二人名义所制。除字形的时代差别之外,用笔上对以西周时期的金文玉箸线条的美感特征有所破坏,线条已没有西周金文书法的浑穆厚重,但却纤而不弱,瘦而不枯,加之章法上松下密,前密后疏的变化,更显得摇曳多姿。 如果说铸铭线条圆浑凝练,那么,刻铭则笔锋清晰,写味十足。春秋时的工(wP)大(zP)矢与战国铍二兵器铭文(图15~16),一铸一刻,前者笔画粗细匀一,多直线条,明显是用笔将就书体;后者因势出体,变方折为弧曲,钉头鼠尾,起迄历历,笔势与体势圆融一贯,与包山汉简相似。
来源:书法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