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是欧洲和中国通商的一个高峰,葡萄牙、荷兰、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都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例如,1598年有22艘荷兰商船驶向东方,三年后在17世纪初的1601年,荷兰往返东方的商船达65艘。欧洲和中国贸易的高峰也意味着欧洲和中国文化艺术交流的高峰,因为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绘画、雕塑、刻版印刷插图、丝绸、瓷器、家具、金银具等,由商船运入欧洲,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描绘精美的中国瓷器。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一条返回欧洲的商船,可装运多达25万件中国瓷器。历年来进入欧洲的中国艺术品的数量,可想而知。据统计,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在十七八世纪间运到英国的中国瓷器,就达三百万件(注:David Howard,"The British EastIndia Company’s Trading to China in Porcelain",Oriental Art,Vol.XLV,No.1,Spring 99,p.4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绘画以陶瓷绘画的形式,如洪水一样席卷欧洲。
16世纪欧洲王室是中国艺术的主要收藏者。17世纪,中国青花瓷器在欧洲已成风尚,后来更取代银器,成为正式宴会的餐具。至18世纪,中国艺术品已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欧洲皇室丰富的中国艺术收藏,使欧洲上层社会争相仿效,推动了欧洲的中国艺术热,同时,也给欧洲各国艺术家提供了众多的接触中国艺术的机会。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丢勒,记录了1520年夏天他在布鲁塞尔参观皇家海外艺术藏品的感受,“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像这些使我心醉神迷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这些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那些居住在遥远异方的民族的天才,使我惊叹不已”(注:W.M.Conway(trans.),The Writings of AlfrechtDurer,London,1911,pp.101-2.)。他被中国瓷器迷住了,在安特卫普期间,就亲自“收藏了一个精美的中国瓷器”(注:J.A.Symonds(trans.),The Autobiography of Benevenuto Cellini,New York,1910.p.62.)。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在设计上启发了丢勒。丢勒在他画稿中就有两张画有中国瓷器的象征性立柱。他摹仿中国宋代或明代瓷器,在花瓶式柱身上的荷花图案以及类似中国龙的瓶耳,都清楚地显示丢勒这两幅画中的中国影响(注:R.Schmidt,"China bei Durer",Zeitschriftdes deutschen Vereins fur Kunstwissenschaft,Ⅵ(1939),pp.103-6.)。由于欧洲社会对中国艺术,尤其是装饰有精美绘画的瓷器的热衷,中国瓷器在欧洲供不应求,因而在16世纪末,荷兰德尔弗特的一些工厂,便已开始仿制中国明代青花瓷器。
16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绘画题材越来越多地在欧洲绘画中出现,这可能与14世纪以来源源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和纺织品上的装饰绘画和图案有关,也可能源于有插图的中国书籍。16世纪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版画,最重要的是卡萨尔·韦切里奥(Casare Vecellio)在1590年的版画集。这本画集有522张版画。其中对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的描绘,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他所画的中国人形象,在气质、服装和社会等级方面,都较为准确。在他自己写的前言中,声称他的模特儿是中国绘画中的人物(注:Lach,vol.Ⅱ,p.91.)。
16世纪欧洲与中国活跃的贸易关系,引起欧洲文化艺术界人士的浓厚兴趣,触发了欧洲17世纪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出版的高潮。葡萄牙人德里奥(Duarte Nunes de Liao)早在1610年就在他的书中赞叹中国瓷器“是人类至今所创造的最美丽的艺术品”(注:J.A.L.Hyde and R.R.Fspirito Santo Silva,Chinese Porcelain for theEuropean Market,Lisbon,1956,p.48.)。法国17世纪就开始出版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1622年佩舍龙的《中国史》(注:BellefleurPercheron,Nouvelle histoire de la Chine,Paris,1622.)、1624年博迪耶的《中国宫殿史》(注:Michel Baudier,Histoire de lacour du roy de la Chine,Paris,1624.)、法国学者纽霍夫对中国刺绣艺术的精湛大为赞赏,“中国艺术家精于花鸟,他们以绣花针为笔,用笔写生,无法与之匹敌”(注:Newhof,L’Ambassade versl’Emperur de la Chine,1665,Belevitch-Stankevitch,La Chine en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ⅪⅤ,Paris,1910,p.177.)。意大利人马梯尼(Martino Martini)的《中国》在1655年出版,1672年的拉丁文译本增加了插图。1665年,荷兰人海耶(Heyer)和凯塞尔(Kayser)出版印行了150余幅他们在中国画的风景画,更重要的是,这些风景画借鉴了古代中国山水画特有的透视画法,可以看出,是在模仿中国原作的基础上绘制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在巴黎集市上出售的大量中国题材的版画,就来源于这些中国山水画的模仿品(注:Belevitch-Stankevitch,LaChine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ⅪⅤ,Paris,1910,p.241.)。1667年,克契尔出版了《中国名胜图解》。17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艺术热还表现在迅速增长的专门经营中国艺术的商人数量上。据1692年巴黎出版的《地址录》,当年专营中国艺术品的商人在巴黎就有20人之多(注:Monique Cric,"Trade with France,"Oriental Art,Vol.XLV No.1,spring 99,p.52.),可见中国艺术在法国的广泛影响。
17世纪关于中国艺术的直接记录和描绘是荷兰人尼厄霍夫(JohannNieuhof)在他书中发表了他画的素描(注:Johann Nieuhof,Hetgezantschap,1656.)。这些素描包括中国的地貌风景和建筑物。欧洲人由此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有关中国的视觉形象,尤其是较为准确和细节详尽的北京皇宫建筑的铜版画,描绘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琉璃瓦大屋顶、飞檐,以及屋脊上的各种装饰雕塑。荷兰人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70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百科全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欧洲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士的权威参考书。与此同时,中国的“四书”“五经”的西文译本,也开始在欧洲流行。1687年,皮尔·菲利普·库培勒(P-re Philippe Couplet)翻译出版了欧洲最早的孔子著作。
18世纪欧洲出版了许多介绍中国设计和装饰纹样的书籍,这些书籍对英国、美国的家具设计、工艺美术和建筑产生了影响。法国人皮勒蒙(Jean-Baptiste Pillement)在1755年出版了《中国装饰新书》,在罗可可流行时期,成为家具设计、银具、陶瓷、纺织和建筑的重要参考资料。英国人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1754年出版了《绅士和家具设计指南》这本书,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地区也广为流传,一位刚从伦敦到达北美的设计师便声称,欧洲家具设计师的“家具都追随新潮,不是中国风格便是威尼斯风格”(注:Ellen Paul Denker’s After theChinese Taste:China’s Influence in America,1730-1930,PeabodyMuseum of Salem,1985,p.5.)。费城的设计师本杰明也推崇中国风格和现代风格的橱柜和椅子。受奇彭代尔《绅士和家具设计指南》的影响,从1755年开始,中国式的设计和装饰图案便出现在美国建筑中。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敦的杰姆斯·莱德1757年修建的住宅,就是仿中国式的建筑。威廉·强伯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器具设计》、罗伯特·莫里斯的《建筑图式选》也收进不少中国建筑设计(注:Denker,p.7.)。美国在争取独立期间,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和艺术,大陆议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在1870年强调,“把古老的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产品介绍过来,我们国家将受益无穷。如果我们有幸把中国的工业和他们生活的艺术,以及他们在家畜管理方面的经验还有中国植物介绍过来,美国就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注:Denker,p.17.)于是,一些美国企业家创办仿造中国工艺美术品的工厂。由于费城和北京的纬度相似,商人汤姆森相信费城可以生产出“和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相比毫不逊色的瓷器”。乔治·莫里斯在费城南部就建立了一座生产仿中国式的青花瓷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