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简论两汉文风的消长轨迹(叶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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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汉四百余年，楚风、北学此消彼长，至汉末渐趋融合。其轨迹为：一、汉初至武帝朝是楚风北袭时期。其时文人以老庄之道为思想依托，以怨愤抒情为主体风格，受楚风楚辞的影响更大些。代表作品有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等楚声歌，贾谊《吊屈原》、刘安《招隐士》等骚体赋。二、武帝朝至东汉顺帝年间是北学南渐、楚风消减时期。其时，儒学独尊，经学昌盛。释经作文皆面向现实、服务时政，经世致用、言志讽谕是当时文人的追求。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散体大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王充《论衡》以及刘向等人的奏疏。三、东汉顺帝年间至汉末建安时期，汉祚日衰，儒学根基开始动摇，诸子之学重新抬头，儒道两家呈合流趋势。文人在沿续经世致用、言志讽谕的同时，重拾怨愤抒情的楚骚传统，进而将二者合炉共铸，冶炼出既能直面人生、言志讽谕，又能慷慨悲歌、直抒胸臆的新文学传统。桓、灵之际的“古诗”，张衡、赵壹、蔡邕的抒情小赋，三曹及建安七子的诗文，便是这一新文学传统的开创之作。

    本文所论楚风、北学是指一种传统的文学风范。“楚风”至少包括以下这些文学要素：一、自楚人立国以来，在故楚大地上长期积淀形成的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歌土风。如《楚狂接舆歌》、《孺子歌》及《九歌》、《九辩》的原始曲等；二、春秋以降至于战国，在故楚及楚人扩张的土地上，经部分文人创作的作品，如老子《道德经》、《庄子》、荀子的《赋》和《成相》等；三、战国后期至汉初，在楚国土地上，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文人作品。他们自觉运用或改造楚歌原有形式，大胆创造，进而形成“楚辞体”（或称“骚体”）。“北学”的含义相对明确些，它指的是西周以来在中原大地上长期酝酿发育而成的文学理念和风范。它具有政教合一、学艺交融的特点，而以《诗经》、《尚书》、《春秋》为主要载体。就地域而论，楚风滋生于江淮一带，而北学则根植于黄河流域。春秋以至两汉，奇幻瑰丽的楚文化逐渐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原诸国文化素以博大精深、灿烂悠久见称，这两种文化既相互颉颃，也交融互渗①。如果说，北方黄河流域的文明具有实用理性的品性，那么，楚人所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则有一种非功利的浪漫气质。就文学而论，言志讽谕是中原北学的主旨，《诗经》可作其代表；而怨愤抒情则是南方楚风的特色，《楚辞》即其范例。但这两种文风也非总是独自流行，在两汉有一个相互渗透、此消彼长的过程。此一情节早为研治两汉文学者所注意，但不少论者往往失于偏颇：或突出楚风北袭，认为“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②。过于强调楚风楚辞对两汉文风的影响。或偏重北学南渐，执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据以夸大儒家诗教对两汉文人的拘束。或条分缕析，就某人、某时、某作品，单论《诗》《骚》对汉代诗、赋、文的浸染。因之，楚风、北学在整个汉代的盛衰消长进程尚未得到切实的梳理。本文拟通过对现存汉代诗、赋、文及其背景资料的考察，追寻两汉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的轨迹并重点论析两汉文人对《诗经》、《楚辞》的接受情况。

    楚人扩张与楚风北袭

    楚风北袭是伴随着楚国领土扩张展开的。楚国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早期立国，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其间，历代君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吞吴越，并巴蜀，“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③。终由鄂西北荆雎山区“号为子男五十里”的蛮夷小国发展成一个“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楚”④。势力所及，覆盖了整个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军事的征服自然伴着文化的渗透。楚文化对吴越、巴蜀以及湘黔、南岭一带的浸染在晚周时期已基本完成；对北地的影响虽源头很早，却进展缓慢。《礼记?乐记》记述了舜帝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⑤，《左传?成公九年》载称楚囚钟仪“操南音”，《论语?微子》载述了《楚狂接舆歌》，《孟子?离娄》载有《孺子歌》，《古列女传?贞顺篇》载鲁女陶婴所作《黄鹄歌》，《战国策?齐策》载冯谖客孟尝君

    时所吟《长铗歌》，《战国策?燕策》载荆轲所吟《易水歌》。这些典型楚歌早因种种机缘得以渡淮入北，但毕竟只是零星片段，尚不足以风靡中原。即便崛起于周季的屈宋“骚体”，也只是一个局限于南国楚地的地域文学现象，仍未能大肆北袭。相形而言，《诗》所代表的北学早已浸淫中原地区。延及春秋战国时期，引《诗》证事、赋《诗》言志仍非常普遍。《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载述了大量的用《诗》实例。孔子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从周初到周季，《诗》所代表的北学风习弥漫北国大地，未给楚风流行让出空间。楚风真正北袭，要待楚人灭秦、刘汉立国以后。

    秦灭六国，楚国最怨。楚亡不久，楚南公就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秦统一没多久，公元前209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是阳城（今河南方城县东）人，吴广是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二者均是楚人。起初，秦末农民起义军拥立“楚怀王”，所用官职如令尹、司马、莫敖皆为楚国旧有，陈胜建立的政权称“张楚”。后来击败秦军主力的项羽是楚人。最后取代秦王朝，建立大汉帝国的刘邦是楚人，刘邦所用重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皆为楚人。就连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之治”，也是楚地固有的思想传统。“亡秦必楚”算是应验了。刘汉的建立，意味着楚人宰制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楚人扩张的最后完成。这的确为楚风北袭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楚人扩张的背景上，文学领域的楚风北袭便呈不可遏制之势。这一现象可通过汉初至武帝时期的诗赋创作来考察验证。

    先说诗。汉诗存量不多，现所见以沈德潜《古诗源》和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二书收录最全。沈德潜《古诗源》收高帝至武帝时诗15家29首，其中骚体12首，四言5首，杂言3首，五言8首，七言1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和卷二收有汉初至武帝时期诗22家37首，其中骚体21首，四言6首，杂言8首，五言1首，七言1首。另外卷三、卷四收有杂歌谣辞6首，即《平城歌》（杂言）、《画一歌》（四言）、《民为淮南厉王歌》（杂言）、《天下为卫子夫歌》（杂言）、《郑白渠歌》（四言）、《颍川儿歌》（杂言）。郊庙歌辞20首，即《安世房中歌》（杂言）、《郊祀歌》十九章（杂言）。合计沈、逯二书所收武帝前汉诗92首，去其重复25首，得67首。再除去疑伪的苏武《诗四首》（五言）、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五言）、虞姬《和项王歌》（五言）、武帝《柏梁诗》（七言）和卓文君《白头吟》（五言）10首⑥，可确定的汉诗仅57首。

    从诗歌构成形式看，这些诗歌可分为三类：其一，诗句中夹一“兮”字的作品，如刘邦《大风歌》，刘彻的《瓠子歌》、《秋风辞》和《西极天马歌》等。这类作品以六字句、八字句为主，也时有三言、四言甚至五言、七言句式，总体形式上应属杂言。这些作品的外在形式与屈原、宋玉作品最为接近，应属于典型的骚体，其受楚风影响明显。这类作品占现存汉初诗歌总数三分之二强，于此可见汉初楚风之强劲。其二，杂言体作品，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武帝《郊祀歌》、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为祭祀歌，其主旨和形式都与屈原《九歌》非常接近，故《汉书?礼乐志》称：“高祖乐楚声。房中乐，楚声也。”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为当时宫廷演唱的乐歌，其体与《论语?微子》所载《楚狂接舆歌》近似。这些杂言体尽管句式不一，但错落有致，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可以说是楚歌的嫡传，受楚地古歌谣的影响深刻，因而与屈宋“骚体”同源，也是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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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影响下形成的典型楚歌。其三，四言句式作品，如刘邦《鸿鹄歌》、司马相如《封禅颂》、韦孟《讽谏诗》《在邹诗》等。这类作品情况复杂些。按说，四言体属《诗》的基本形式，其与楚歌楚风的关系更为曲折。其一，据《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俱事成王。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其后，楚人不断开拓疆土，伐陈、伐蔡、伐随、伐邓、伐郑、伐唐，势力逐渐发展到汉水上游及泗水流域。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⑦，即就其形势而言。由此可知，在春秋之时，楚人的势力已覆盖江汉流域；因而，产生于江、汉一带的《诗》之《周南》、《召南》，其部分篇章应包含有楚地的民歌成分⑧。况且，屈原作品中也有四言体，如《桔颂》。故而，四言句式并非北方诗歌专利，也是经南方文人改造过的楚歌形式之一。其二，刘邦所作《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即为四言，而《史记?留侯世家》载称：“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刘邦自称《鸿鹄歌》为楚歌，其艺术资源不言自明。其三，《孺子歌》（或称《沧浪歌》）即产生于汉水之上，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渔父序》云：“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载此歌。盖亦孔子自叶、邓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⑨此也可证汉水一带很早就是楚歌北音共存之地。可以说，刘邦《鸿鹄歌》、司马相如《封禅颂》、韦孟《讽谏诗》《在邹诗》等四言之作在形式上也受了江、汉一带楚歌的影响。由上所述已可看出，楚风对汉初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相比汉初诗歌而言，汉初辞赋受楚风楚辞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列汉赋为四类：一为屈原赋之属，著录20家361篇；二为陆贾赋之属，著录21家275篇；三为孙卿赋之属，著录25家136篇；四为杂赋，著录无名姓作者12家作品233篇。共计1005篇。由于班固所著录各家大多生平不详，故难定武帝前赋作篇数。其后，梁萧统《文选》、清陈元龙《历代赋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汉赋较多。今人费振刚等在前人基础上辑成《全汉赋》，“收录汉赋83家，293篇，其中可判定为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存目24篇，余为残篇”⑩。据之可统计出截止武帝时的汉初辞赋有16家38篇，除去存目6篇，残句2篇，得30篇。其中又有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刘胜5家未见《汉书?艺文志》著录，他处也难证其生平，且其文多为四言或杂言短制，其体更像杂诗而不类赋，其人其文皆可疑，宜从汉初赋作中剔去，这样得较为可靠的汉初辞赋仅25篇。加上收在王逸《楚辞章句》的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4篇，共计29篇。

    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汉赋的分类来看，汉赋可确定的师法对象主要有屈原、陆贾和荀子三人。陆贾在《史记》、《汉书》都有传，二书皆称“陆贾，楚人也。……名有口辩”11。因其赋失传，故无法确证陆赋的上源。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按刘勰的说法，陆贾赋的总源头在楚，并认为贾谊赋与陆贾赋有着继承关系。班固列贾谊赋在屈原赋之属，按照他的分类原则，则陆贾赋与屈原赋也有某种连带关系。许多学者认为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但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陆贾思想兼有纵横、儒、道诸家成分，较为复杂。陆贾为楚人，道家学派的产生地是楚国，陆贾接受其学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战国末至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一时，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即为明证。陆贾一直活到文帝时代，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道家的运思方法来创作辞赋应是很自然的事。从这点上讲，陆贾赋与屈原赋是同源共流，也就是说，汉初赋家主要受南方楚风的影响；所以，刘勰论断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因而，有些汉初赋家直接追摹屈宋骚赋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甚至因袭模拟屈宋辞赋的成句，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创作倾向：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贾谊《惜誓》）——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屈原《涉江》）；方世俗之幽昏兮，白黑之美恶（贾谊《惜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屈原《离骚》）；已矣!国其莫吾知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吊屈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离骚》）；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贾谊《鹏鸟赋》）——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屈原《离骚》）；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宋玉《九辩》）——宁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东方朔《七谏?怨世》）。

    这些句子的造境写意、修辞手法甚至句式、词汇、用典，都在明显地模仿屈宋之作。综观上述29篇汉初辞赋，除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枚乘《七发》属于大赋之外，其余作品的主旨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抒发个人怨愤悲哀情绪，同时关心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如贾谊《吊屈原》《惜誓》、东方朔《七谏》、司马相如《长门赋》等属于这一类，其题旨同于《离骚》、《九章》、《九辩》。其二是由于个人怀才不遇而指天问地，探寻宇宙、人生的运行规律，如贾谊《?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感士不遇赋》等属此类。他们在接受楚文化润泽时，有意无意间表露出对道家学说的认同，并惯于把个人的不畅消解在超然物外的玄想之中。其题旨略同于《天问》。其三是借用为人招魂之类的形制，发抒怀才不遇之情，如淮南小山《招隐士》，其题旨同于《招魂》。上述汉赋精神主旨的种种表现证明，汉初文人真正接受了楚辞的精髓，诚为楚风盛行最集中的体现。所谓楚风北袭，即以此为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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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独尊与北学南渐

    上文已经谈到，在楚人向北扩张、楚风渐向中原腹地吹拂的同时，北学也在向南方故楚大地渗透。屈原作品中不时出现的中原文化因素便是明证。但总体说来，秦汉以前，南风北学在各自的区域内占据绝对的优势，北人不习南人之常俗，南人不尚中原之礼仪，南北文化界限分明。这种格局自刘汉立国丕变，因统治者偏好南风楚音，上行下效，使得南风首占先机，一度席卷天下；但自武帝后，由于文化政策的改变，北学获得复兴的契机，并逐渐取代南风，终成笼统南北之势。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武帝诏诸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接受丞相卫绾建议，“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元光元年（前134年）夏五月，武帝复诏贤良，命曰：“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时，董仲舒、公孙弘等颇获重用。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2《郝氏续后汉书》也云：“孝武慨然有为，董仲舒请更化善治，以兴诵声，表章六经。”13于是，董仲舒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发挥天人感应学说，论证君权神授观点。延至武帝建元5年，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开始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这一政策是逐步推行的，武帝生前尚属试行，至昭帝、宣帝时形成“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之格局14。自此以后，风行一时的南风楚学式微，而中原北学日炽。就文学而论，张扬个性、怨愤抒情的楚风骚体作品越来越少；而直面现实、经世致用的作品越来越多。文坛逐渐确立取法《诗经》、标举“雅”“颂”、“言志讽谕”的文学正统。这一文学正统的确立较为缓慢，大致经历了武帝中叶至东汉安帝、顺帝，即所谓北学南渐时期。大凡此时期的诗、赋、文都能体现这一正统的精神态势。

    先说诗。在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文人论诗作诗多以《诗经》为圭臬，甚至解说《楚辞》、评价屈原也以“五经”为标准，依经立义。《诗》本为六艺之一，但在被立为学官、设置了博士之后，便成了经学的一部分，被尊奉到神圣的地位。时人讲习《诗经》，不是从《诗》篇本身去探寻诗歌艺术，而是偏重其政治教化功用。从现存文献看，汉儒说《诗》着重提取美刺两端，进而导引着诗歌创作的美刺倾向。《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应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毛诗序》的出现，标志了严格而完整的诗教形成。以此为依据，汉儒对《诗》篇或穿凿附会，或断章取义，或借题发挥，用以宣扬符合统治者政治意志的思想观念。诗人作诗，大多按照经学的要求写出符合儒家教义、图解政治内容的诗歌；而少量抒发真情实感的诗篇往往受到非议。因之，屈原的作品也被王逸曲解成依托《五经》以立意，班固甚至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15。《诗》经学化的结果，就是使文学成为经学的附庸，沦为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工具。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二至卷六收有本期文人诗20家42首。其中四言诗17首，五言诗6首，七言5首（多为残篇），杂言3首，骚体11首。卷三《牢石歌》以下录民谣15首，其中四言3首，骚体一首也无。卷三又录本期文人引民间谚语41则，其中四言15条，骚体没有。这说明，在形式方面，早期骚体诗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在本期已经彻底改变；而在内容方面，本期著名的诗歌较少。稍有诗味的如张衡《同声歌》、《四愁诗》，但己属安帝、顺帝年间文风开始转变之作。班固《咏史》被誉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却显得“质木无文”，明显缺乏艺术性，从遣词到用典都与《诗经》相关16。梁鸿《五噫歌》寥寥数字，却担当着沉重的讽谕功能，形式是骚体，而内容实质却是《诗经》式的。韦玄成《自劾诗》、《戒子孙诗》从遣词到命意，简直是《诗经?大雅》的翻版。其余作品更是缺少艺术品味，故后人鲜有论及者。即便是备受后人称道的汉乐府民歌，其风格上也是秉承《诗经?国风》的写实传统。至于其中传世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作数十首，绝大多数又是汉末作品。而当乐府规模最庞大、最完善的武帝至顺帝时期，却没能留下一定量的乐府诗作。估计当时乐府收集的歌诗定不会少，盖因缺乏艺术性而被历史的大浪淘洗尽了。究其主要原因，恐怕跟过分强调“正风”、“正雅”，承载“观民风，知得失”的功能论有直接关系。因此，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汉中期的诗作并无多少可取之处，只是强化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北学对本期文坛的控制。

    再说赋。费振刚等人所辑《全汉赋》收本时期赋作97篇，除去其中存目10篇、残篇残句篇，得60篇。加上过渡时期汉武帝朝的司马相如等人作品18篇，共有78篇。费振刚《全汉赋?例略》称“收录汉赋83家，293篇，其中可判定为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则本期的数量占了现存完篇汉赋的近80%。马积高《赋史》将汉赋分为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三种。其所指“骚体赋”与传统分法无异，其“文体赋”、“诗体赋”与传统分法的散体大赋和咏物抒情小赋二体相当。马先生还认为，骚体赋由楚歌、楚辞演变而来，文体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酒赋》、《逐贫赋》之类的诗体赋是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也就是说，“文体赋”、“诗体赋”主要是受中原之学影响的结果。尽管本时期也有创作骚赋和诗赋者，但最发达的无疑是文体赋（即散体大赋）。文人热衷于创作铺张扬厉的大赋，涌现出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一大群非楚籍的文赋作者。所以，马先生据以断言“政治文化中心长期在北”17。这自然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更深沉的原因是文学与政治联姻，即政治对文学操控的结果。随着“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政策的推广，思想界逐渐向北方儒学的归化，文学也逐渐朝中原传统转向。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他将汉赋说成是古诗的继承者，而汉赋的主要功能也是“通讽谕”、“尽忠孝”。跟诗一样，汉赋也被框在政治教化之内，很具有时代特色。文人们看到了壮阔富丽、“苞括宇宙”的大赋比诗歌更适合润饰鸿业、歌功颂德，或者说统治者对润饰鸿业、歌功颂德的需求左右了汉赋风范的改变。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刘歆《遂初赋》，傅毅《七激》，崔驷《达旨》、《七依》，冯衍《显志赋》，班固《两都赋》、《幽通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等都是体现本期赋风改变的典范之作。因而，大赋“劝百讽一”、“卒章显志”、拖个讽谏的尾巴便成了一种时尚，《诗经》“雅颂”风范于此得到弘扬。

    这种风范照样体现在本期的散文创作上，那就是《毛诗序》中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玄笺“主文而谲谏”曰：“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孔颖达解释得更详尽：“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18一方面要谏言讽谕，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截了当，这就是诗教对当时文人的要求。以此衡之，处在文风转换初期的司马迁《史记》犹未达简。《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至于采经摭传”，皆及坊巷之语，“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19。这正说明司马迁的思想尚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文学观念也留有楚风遗痕。故鲁迅评《史记》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为文”，“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20但司马迁毕竟遭逢儒学渐盛，他年轻时又曾拜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为师，其思想中的儒学成分是很明显的。因而，《史记》虽然时有离经叛道之语，但对于“怪、力、乱、神”之类“不雅顺”之事，还是不敢放言无惮的。况且司马迁将上古神话传说改编成正史，第一次为历代帝王排出谱系，使帝王统治合法化，又在《太史公自序》中宣称自己写作《史记》就是为了效法《诗》三百篇，学习文王、孔子等前贤。这都表现了他对中原儒学精神的认同。因此，司马迁《史记》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原北学的风范，最终并没有突破儒家诗教的范围。延至东汉儒学全盛时期，班固的思想更趋正统，其文典雅工整，更能体现“主文谲谏”的时代要求。诚如刘师培所说：“班固之文亦多出自《诗》、《书》、《春秋》，故其文无一句不浓厚，其气无一篇不渊懿”21。其他如扬雄《法言》、《太玄》，从内容到形式都模仿《论语》和《周易》；王充《论衡》“疾虚妄”，重质实，强调文章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有刘向、贡禹、匡衡、谷永等人的奏疏也常常引《诗》论事，针砭时弊，补察时政。总之，本期的散文与大赋一样，也承载着讽谏君王、经世致用的重任，共同推动北学风范之流行。但随着东汉中叶以后国运衰败，这种风范亦趋于微弱，这正好为汉代文风再次酝酿新变让出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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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中叶安帝、顺帝以至汉末建安时期，汉祚日衰，北学根基开始动摇，新诸王之学兴起，儒道两家渐趋合流。文学领域呈现出一种南风、北学相互融通的态势。例如汉乐府古辞《陌上桑》中有这样一首诗：“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狸，辛夷车驾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拔荃遗所思。处幽室，终不见天，路险艰，独后来。表独立，山之上，云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昼晦，东风飘飘神灵雨。风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离忧。”22此诗很明显是对楚辞《九歌?山鬼》的改写。但已脱去南方诗歌的纤弱，而具有北方诗歌质实的特点。再如由蔡邕辑撰的《琴操》曲词，逯钦立说：“书中所载，除《鹿鸣》等五首诗为《诗经》诗外，十二操、九引、河间杂弄二十一章等，皆两汉琴家拟作。”23值得注意的是，这组诗歌既有楚辞的抒情方式，也有《诗经》的抒情方式，很明显地表现出《诗》、《骚》融通的情况。这种融通不仅局限在诗歌领域，同样也体现在文、赋等文学类型上。考察本期作品可以看出，文人在延续经世致用、言志讽谕的同时，也重拾怨愤抒情的楚骚传统，将二者合炉共铸，冶炼出既能直面人生、主文谲谏，又能慷慨悲歌、直抒胸臆的新文学传统。张衡、赵壹、蔡邕、弥衡等人的言志抒情小赋大多能言志与讽谕结合、刺世和嫉邪同出。而桓、灵之际的“古诗”，三曹及建安七子的诗文，更是刚健悲凉、情致婉转，颇合风人之旨，成为这一型文学传统的开创之作，中国文学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南北文化的差异及南风北学之分别，历来得到学界的承认，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曾作过深透的论述。《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7页。

    ②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3页。

    ③《战国策?楚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0—503页。

    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32页。

    ⑤《礼记正义》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0年缩印版《十三经注疏》第1534页。又参魏王肃编《孔子家语?辩乐篇》、战国尸佼《尸子?绰子篇》。

    ⑥此10首五、七言诗的真伪问题在学界争论很大，自六朝以来便有人断其为伪作。刘勰就明确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其后争讼不息。近世梁启超、罗根泽等人亦断称苏李诗等五、七言作品为后人假托的可能性较大（参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罗根泽的《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游国恩《柏梁台诗考证》等）。

    ⑦《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十八年”和“定公四年”，见中华书局1980年缩印版《十三经注疏》，第

    1825、2136页。⑧这个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论证，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的论述（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261第页）。赵逵夫更是断言：《诗经》之《周南》和《召南》中“有楚地民歌，是可以肯定的”。（《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⑨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19页。

    ⑩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例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8页。

    11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7页：《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缩印版，第2111页。

    12班固《汉书?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缩印版，第156、160—161、212页。

    13《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七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这主要表现在博士弟子的规模上。据《汉书》载，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下诏书为博土置弟子50人。昭帝时博士弟子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为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

    15班固《楚辞序》，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第49—50页。

    16如“思古歌鸡鸣，晨风扬激声”，就用了《齐风?鸡鸣》的典故和《秦风?晨风》的词语，此不细述。

    17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50页。

    18以上三段引文均见《毛诗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缩印版《十三经注疏》，第271页。

    19《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缩印版，第2737页。

    20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21《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29页。

    2223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1、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