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失去楚怀王信任的原因,《史记·屈原列传》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这是历代奸佞小人利用人君好名自高的人格弱点以谮毁忠良的贯伎,对此,蒋骥早有揭示:“盖怀王为人,矜名好胜。而谗人之言,有以深中其忌。故其于原,口不言而忿日深。其所矜示者,亦因疑原之自伐,而与之相竞耳。宋真宗夜召杨亿入禁中,以文稿示之曰:‘此皆朕所为,非臣下代作也。’亿皇恐再拜而出,知必有谮之者,事与此同。” ① 然而,从上官进谗所导致的后果看,远非杨亿被谗可比。对此,金开诚先生作了如下的推论:“假如怀王仅仅因为听信谗言而疏远屈原个人,那么他是完全可以另外找一个人来‘造为宪令’的,然而却不见有这样的事。” ② 只因金著旨在论证屈原与以上官为代表的旧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性质,故于怀王疏远屈原的原因仍以不了了之。汤炳正先生在引证了《战国策·秦策一》中有关商鞅被谗而死的记载后说:“因为‘伐功’的后果,乃涉及君位安危的大事,怎会不触及怀王的痛处,不引起怀王的警惕呢?因为或谗商鞅之语跟上官谗屈原之语,虽有隐显之异,而本质是一致的。” ③ 汤氏所论似乎是触到了要害,但是,以商鞅之被谗来类比屈原之被疏,缺乏屈原危及君位的自身证据,故汤说缺乏逻辑说服力。褚斌杰先生就指出了汤说的不足:“商鞅变法,在秦行之八年,孝公临终有‘欲传商君’之意。幼主惠王继立,秦人用‘大臣太重国危’进行挑拨,是会引起惠王的严重威胁之感,而下毒手的。而屈原与楚王共图国事,变法方行,其这方面的情势,似无此严重。” ④ 可见,对于上官的谗言何以得逞、屈原何以被疏的问题,迄今并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