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十四祖蔡寅辅佐汉高祖刘邦而被封为肥敬侯。六世祖蔡勋在西汉末年为 令。他的父亲虽然官位不显,但是娶了弘农袁氏女子为妻,可见属于阀阅世家 ①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大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酷好辞章,倾心数术,精通天文,妙操音律。二十岁时,师事年已六十二岁、名重当时的重臣胡广。从此,得到了朝廷有关要人的关注。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的秋天,二十七岁的蔡邕被征召晋京。按理说,能够得到朝廷的垂青,对于蔡邕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展露才华的机会。但是,年青的蔡邕却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这次赴京,多少带有一点屈尊的意味。不久前,也就是这年的七月,郎中汝南袁著撰《诣阙上疏》,请抑损梁冀擅权。涿郡崔琦以文章为梁冀所善,崔琦出于善意而作《外戚箴》、《白鹄赋》以讽。结果两人均被梁冀所杀。八月,以帝舅之尊横行霸道的大将军梁冀终于咎由自取,招致杀身之祸。所谓有首策之功的中常侍徐璜、左 等五侯并封列侯,专权选举,从此执掌大权。他们大兴土木,在城西修建显阳苑。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就在这个时期,地震频仍,众灾屡降。一代名臣李云作《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桓帝得奏书震怒,下令逮捕李云,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认为,李云忠贞受到猜忌,上书愿与李云同日而死。桓帝愈怒,遂并下廷尉。陈蕃为此而作《救李云疏》,说明当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更严峻的现实是,蔡邕的恩师、太尉胡广因为与梁冀的关系而被免为庶人。所有这些宫廷斗争,蔡邕当然有所耳闻。蔡邕深深地感到,自己第一次被征召晋京,就已在无形中被卷进矛盾的漩涡之中。他自己也知道,徐璜等人所以有所垂顾,并非要委以重任,而是听说蔡邕擅长鼓琴,就敦促陈留太守招致蔡邕为他们鼓琴弹唱,娱宾遣兴。这对于立志“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的蔡邕来说,多少是一个讽刺。一路上,秋雨泥泞,许多贫民饥困冻饿,殒命街头。此情此景,叫胸怀大志的蔡邕百感交集,抑郁难遣。行至偃师,就再也不想前行了,于是称病而归,提前结束了自己第一次的晋京之行。
多年的用心终于得到回报。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桥玄转为司徒,召见幕府。由此,蔡邕第二次曲折地步入京城大门。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后来曾短暂地出补河平长,为此还写下《辟司空桥玄府出补河平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四十岁那年,蔡邕又被召回京城,出任东观著作。此后六年在京城度过,这是蔡邕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最重要的事件,或者说是蔡邕的最大功绩,就是极力倡议刊刻熹平石经,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影响极为久远。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为《东观汉记》续补《十志》。然而,《十志》的撰著尚未告竣,蔡邕就被赶出了京城。当时的政治背景比较复杂:汉灵帝熹平年间,雷霆疾风,频繁发生。地震、陨雹、蝗虫之害,连绵不断。加之鲜卑犯境,役赋及民。熹平六年(177)七月,蔡邕作《上封事陈政要七事》,言辞恳切,按迹可寻,得到了灵帝的重视,朝廷也为此作了某些变革。但是这种重用持续的时间很短,情况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熹平年间,灵帝立鸿都门学,“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② 此事,受到蔡邕等文化名人的反对。《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就对于灵帝重用那些浅陋文人表示过不满:“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这段话表明,蔡邕对于鸿都门学“甚贱之也” ③ 。只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冲突。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灵帝秘密诏问蔡邕,要他“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蔡邕作《对诏问灾异八事》,指陈时弊,笔力雄健,结果遭到宦官曹节、尚书令阳球等人的嫉恨,被诬告远黜,全家都被流放到今天内蒙古包头西北的五原安阳县。尽管卢植等大儒为之请命,幸运地保全了性命,而远徙边地没有商议的余地。第二年四月遇赦,本可以返回故郡,只是由于性格的倔犟,无意中又得罪了中常侍王甫之弟王智。新仇旧恨,蔡邕自知祸将难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长达十二年之久。第二次京城生涯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这一年,蔡邕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