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比兴已经是千年以来的一个老话题。关于比兴的概念界定,从汉魏到晚清,讨论者无数,其中刘勰和朱熹的定义因为大体上包含了人们的基本认识,所以一直得到学界的认同。而对于《诗经》每一篇每一章赋比兴作法的看法,则迄今尚无定说。因为从毛传开始,经汉之郑玄、唐之孔颖达、宋之朱熹至清之姚际恒、方玉润等,对于《诗经》内容的解读已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和反复;上一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革命又是始于《诗经》的(解读),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经》中的国风及部分雅诗都是民间歌谣,于是对比兴的认识也随之而改变 ① 。近年来,一些海内外学者联系西方学说,发挥闻一多先生的创见,从人类文化学、民俗学、宗教、考古等角度研究《诗经》。在人们对《诗经》比兴方式的传统理解以外,又开拓了“隐语”说的新视野。虽然持此新说的各家对于《诗经》具体篇章赋比兴作法的见解依然存在许多分歧,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开始从原始宗教意识、象征的思维方式等多种角度探讨比兴的发生原理,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是:比兴为什么会作为基本的表现方式在中国最早的四言体诗里得到普遍运用?换言之,四言和比兴作为《诗经》的两大特征,其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
一
在自古至今关于比兴的纷杂解说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断续隐现于其中的考察比兴内在原理的思路。如刘勰首先从比为比附事理,兴为兴起感情这一点来区分二者,而且从“喻于声、方于貌、拟于心、譬于事”等角度去思考比象和比义的关系 ② ;第一个从理论上初步解释了比兴的创作原理。苏辙《诗论》力图从起兴的心理去说明兴的产生是当时情景的触发 ③ 。郑樵《六经奥论·读诗易法》所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 ④ ,大意类似。上世纪前半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主张起兴与正文无关、只是协韵起头的学说大行于世,朱自清指出兴的产生是因为初民心理简单,只重感觉的联系而产生的 ⑤ 。刘大白也同意此说 ⑥ 。徐复观更明确地说:“比是由感情反省中浮出的理智所安排的,使主题与客观事物发生关联的自然结果。”“兴是由感情的直接活动所引入的。……不是像比那样,系通过一条理路将两者连接起来,而是由感情所直接挂搭上,沾染上。” ⑦ 他们都已注意到从感觉和思理的层面上来讨论比兴的区别。正如赵制阳先生所说:“这种从心理与感觉上探究兴诗产生的原委,比之前人从形式上讨论,似乎已得其契机,找到了它的本相。” ⑧ 可惜这几位先生都没有更具体深入的论证。近年来有关比兴发生学的一些论著虽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见解,但都偏重于理论解释,而采用的论证方法一般是举例说明,在实证的支持方面尚感力度不足。笔者认为,对比兴原理的解释,应当建立在对“诗三百”的比兴特别是“兴体”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毛传是第一个标示兴体的注本,也是后代学者赖以界定比兴的基础。因此研究毛传所标兴体的标准,是考察比兴的第一步。笔者曾根据毛公对兴义的理解来考察兴句和兴义之间的感觉和思维联系,对毛传所标兴体做过逐篇分析,注意到毛公判断兴体的依据是既看声色状貌的感觉联系,也有事物的性质事理等思理的联系,还考虑到句法间的逻辑关系 ⑨ 。此后历代学者所标兴体虽然因对内容的理解不同而各有出入,但大体上仍然依据毛公的基本标准。这说明比和兴不能简单地从理智和感情等心理层面来区分,也不能撇开形式方面的因素。但是毛诗派所说的比兴的概念是与儒家教义的附会纠缠在一起的,那么在《诗经》已经有了许多新解的今天,又如何综合心理感觉和创作形式等考察思路来探索比兴的内在原理呢?笔者还是选择从比象与比义、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关系着眼,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兼顾诗人的联想方式和表现形式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