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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4 09: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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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乡党交往
乡党,《论语》篇名。朱熹注曰:父兄宗族之所在。【24】相传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春秋之后,此制乱坏,乡党泛指乡里。这里笔者借指乡邻,又特指参加农业劳动的人。
渊明与乡党之关系既纯洁,又简单,其自叙多有记载。亘古以至斯,诗、骚人中,从未见过。他们平时劳动在一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回家休憩则“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农闲时,“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逢节日,则“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班荆”于树下、菊丛,“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或者是别人邀我,“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或者是我邀别人,“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邻”。都是一团亲热气息。
有两个典型情景,千古传为美谈: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 吾驾不可回。(《饮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心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遗。(《乞食》)
两个场景有相异点,前者是有人携酒来,后者是自己登门去;前者渊明经济状况难明,后者是穷困潦倒之时;前者婉拒再仕,后者深感彼恩。但亦有共同点:一对象都是田父,二场景都是饮酒,三气氛极为和谐,因而都道出了真心话。《韵语阳秋》曾将杜甫《遭田父泥饮》与此第一场景比较,说:“贤者豹隐墟落,故当和光同尘。……陶渊明、杜子美皆世伟人也。每田父索饮(按:理解有误,非索饮,乃请饮),必使毕其欢而后去。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拒焉?至于田父之说,则姑守陶之介,又何妨杜之通乎?”【25】此从陶、杜之大度,圆通立论,固无足言,尤指出两人与田父之融洽关系,诚可谓点铁成金之说。至于第二场景,后代文人也许羞于启齿,谱家大多也只记“此诗当作是年”等,但渊明本人却不在乎,反以“今我不述,后生何闻”的认真口吻详细写出,可见必寓深意。【26】对一般士大夫来说,乞食是羞耻的事情,但对渊明来说,无所谓。若参以同年挥斥檀道济梁、肉之事,渊明宁乞食田父也不要官员“作秀”式救济的人格侧面,便水落石出了。
渊明与乡邻之情谊明显在上司、朋友之上。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渊明尊敬以劳作为生的人。他知道劳动生产的不易,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并含蓄地批评过孔子鄙视樊须,批评过董仲舒不履田园的行为。【27】其次,乡邻朴素、实在的交往使渊明享受到温暖的人际关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28】由于没有其他心不由衷的废话,因而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朋友间的戒备防范全被清除掉了,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清纯的和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关系,这对于见惯篡、乱,倦于仕宦的渊明来说,该是何等舒心的事?最后,艰苦的生产活动劳累了肌肤却换得了心灵的相对宁静。渊明深深体会到“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平静心境,【29】也获得了“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欢乐【30】。由此可见,渊明在与乡邻的交往中才稍许卸掉了人格面具,那“觞酌失行次,一饮一陶然”,并与父老杂乱言而聊发少年狂的性格侧面,也才活脱脱地呈现出来。
丁,境遇C:与亲戚、儿子交往的人格呈现
渊明幼年失怙,父名无考。少年丧庶母,36岁丧亲母。亲戚中,有一位家叔太常夔(曾推荐渊明为彭泽令),此外,只剩下程氏妹,从弟敬远、仲德,和“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的远亲长沙公。
渊明与长沙公乃一面之交。据自叙可知,此交极平淡。渊明以有礼貌的赞美“实宗之光”掩饰自己不想高攀的情愫,以客气的“款襟或辽,音问其先”结束了会面。渊明深知,双方身分、志趣悬隔,且“礼服遂悠”,“在长忘同”,因此,于“笑言未久”便“逝焉西东”之后,对方必将自己抛诸脑后。【31】因此,渊明觉得,这种交往不值得吹嘘,更不值得留恋。
值得重视的是渊明与程氏妹,从弟敬远、仲德的交往。
据《颜诔》,渊明一生“居无仆妾,就养勤匮”,大部分时间都在“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的辛劳且单调的日子度过,所以,与亲戚的交往尤显重要。它是渊明生活中欢快的浪花,也是常忆常新的温馨镜头。
据自叙,渊明与程氏妹同父不同母。与敬远“父则同生,母则从母”,是仅次于同胞的堂兄弟。仲德身份不详,估计与敬远差不多。【32】他们三人之间,可谓怡怡如也。渊明与程氏妹是“爰从靡识”到“抚髫相成”,都在互相爱护中长大。渊明与敬远,青少年时一起“绝粒委务,考磐山阴”,“晨采上药,夕闲素琴”。及渊明归隐,他们仍是”长愿携手,置彼众议”,每逢金秋,便“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渊明与仲德,虽“礼服名群从”,但“恩爱若同生”。在相互交往间,他们也有许多共识。渊明说程氏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说敬远“有操有概,少思寡欲,后己先人,临财思惠”。这些品德不但被渊明所肯定,而且被赞赏。渊明称他们为“善者”、“仁者”,并呵天问地:善有善报,仁有仁寿,为什么唯独他们早夭?“彼苍何偏,而不斯报”?“如何斯言,徒能见欺”?进一步,渊明只能“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并“执笔涕盈”,呕出一掬真情之哭。
如果说渊明与程氏妹和两位从弟的交往中露出了指向同辈之挚爱,那么与儿子的交往中,则把这种爱推向了人道主义的博爱程度。
渊明是独子,茕茕孑立,无依无靠,却有五个儿子: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这种独子身分在父子关系之间留下了较深印记。由于是独子,所以渊明切盼生子,并给予将要降临的小生命以美好的祝福。“三千之罪,无后为急”,“厉夜生子,遽而求火”是长子陶俨降生时年轻父亲急迫、惊喜心情的真实写照。“名汝曰俨,字汝求思”,“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则是渊明那海洋般深的父爱的殷殷期待。【33】隐居之后,个人生活日趋平淡,由于见惯了篡、乱,渊明当年对儿子的高度期待也慢慢地流水般地消逝,慈父胸怀逐渐化作宽厚、戏谑之柔情。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
一副老顽童憨态跃然纸上。梁启超于此云:“诸子小名及年岁具列,绝佳史料也”。【34】笔者按,此更是渊明父子感情深厚了无隔阂的心理学材料。他们不是春秋时代晋献公与申生那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主奴关系,也不是曹雪芹笔下贾政与贾宝玉那种“猫与老鼠”的威慑关系,而是相互平等、自由。渊明不把儿子看成鞠之育之因而可以呵之斥之的私有物,也不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老太爷。耕作虽苦,但不影响其乐融融的父子亲情。“哈,你们这般小家伙,真没办法!我还是喝酒吧”。这才是此诗的弦外之音。顺便说一句,有人由此认为渊明五子皆傻瓜,实在令人发笑。
渊明经历过孤苦无援,独力支撑全家生活的困境,因而父子关系极为随和。推及到儿子们之间,他也要求他们互相扶助。其《与子俨等疏》云:“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诸多论者对此亦感兴趣,盖因可考知陶氏兄弟有正庶之别。虽对,但有不足,因为抛弃了作者的眷怀之意。其实,此疏既有对儿辈的同情,也有对自己的谴责,更多的则是祈盼,即希望他们在恶浊的社会里相濡以沫,和平生存。其拳拳之情,唯知者察之!
再联系渊明对他人之子的态度,其胸襟之弘阔,越发令人叹为观止。据《萧传》、《李传》载,渊明作彭泽令时,“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人们由此普遍注意到渊明的长者、仁者风范。顾易慨叹道:“公之慈祥恺悌如此!”梁启超亦云:“与子书文虽简短,蔼然长者之言,可见先生博爱襟抱之一斑也。”他们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点出了渊明心理人格深处那厚重的沉积层:博爱的人道主义。
渊明未作过达官显宦,也没有与君主交往的任何记载。渊明两娶。前妻无考,大抵生俨不久即去世。继室翟氏,《萧传》云:“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想是患难夫妻。此外再无其他记载。现代心理学认为,人格考察必须建立在对现实行为从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否则便被视为臆测。因此,渊明的君臣、夫妇关系暂付缺如。容另文再论。
戊,刚、达、真——渊明人格之基本点与两极
正象不能把渊明单纯地叫做儒家或道家一样,其人格也不能用固定的框子,不管选用中国古代刘 劭的“七缪法”或西方现代容格的“八类法”,都不行。渊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人格特征只能从其行为活动中实事求是地概括。颜延之认为,渊明有“宽乐令终之美”和“好廉克己之操”,因而以“靖节”二字作为渊明的諡号,很有说服力,但稍显粗疏。笔者认为,如上从三个境遇和多个侧面的考察,已初步凸现了渊明的多极人格。对此,如果要从性质上深入地分辨和把握,尚须分离为刚、达、真三个互有联系的成分。
刚,即刚直不阿,不随流俗。这是渊明人格之一极。渊明一生都受刚所控制并时时在行为方式上予以体现。刚是导致他仕途舛错的心理病灶。亦是成就其“晋宋第一高人”的磨砺石。刚乃渊明本性,不由任何假借。他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舛”。【35】这里,“才拙”是谦词,“性刚”是实话。为什么?如前,渊明做州祭酒时“自解归”,做主簿“不就”,做镇军参军时想“终返班生庐”,做镇军参军时要“终怀在归舟”,乃至做彭泽令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及在隐居后与王弘交往时的不动声色,与颜延之交往时的不蕴不火,对檀道济的推拒等,都是其潜在刚性的一种柔性显示。虽以退让方式表现出来,但背后所包含的强烈的鄙视、不合作的内容却有目共睹。也许渊明属牛,这种刚性的固执越发激励他成为处世的一贯性。渊明“自量为己”,心知“必贻俗患”,但仍不由自主要这样做,说明他是率性为之,是人格的真实流露。
真,即任真自得,颖脱不群。这是其人格的基本点。清人李光地《榕村诗选. 叙例》云:“惟陶靖节隐居求志,身中清,废中权,故其辞虽隐约微婉,而真气自不可掩。”渊明之真率自然、无拘无束,不仅体现在他与乡邻(田父)、从弟、程氏妹、儿子的日常交往中,也体现在生平大节上。王弘送酒,“即便就酌”;颜延之“日造饮”,必“酣醉”;不管贵贱,凡造访者来,“有酒辄设”;随意取头上葛巾滤酒;常抚无弦琴以寄意;日涉菊圃,徘徊孤松等行为,都是任真自得、不在乎物议的表现,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挥斥檀道济等行为,更把这种表现推向了极致。真,亦是渊明天性所在,所以他给人的印象一点儿也不偏激、不矫情。一切在别人可能是过火的举动,在他这里均化作任随自然的率真。诸论家所谓“危行言逊”的说法,其支撑点也在这里。
洪迈说:“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36】推举渊明为“晋宋第一辈人”拿真率作基础,可谓有得之言,但仅把真率视作渊明擅长描述自我生活的准确自然,又显偏狭。还是苏轼说得好:“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37】以对待仕、隐之随便态度,来证实渊明之真率,已触摸到人格深层之秘,但仍未至。
依笔者之见。真率是渊明生存状态臻于化境的赤裸裸自我之表现。试言之。在司马氏倡名教而虚伪渗透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的时代,最令正直士人绝望的,显然是一个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或选择)来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而不得不做一个并非自己的人。阮籍、嵇康的反常举动便是这种状况的悲惨写照。想想“文革”,我们也会有同感。至渊明时代,社会并没有任何改观反而变本加厉。象渊明那样把精神自由、自我选择当做最高价值的人,其苦恼可想而知。在仕途上,渊明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只是顺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只是按照别人指定他应该生活的那样去生活,按照别人指定他应该思维的那样去思维、去感受和行动,他感受不到一点自由,也根本没有什么自我。这是一种让人多么惶惑而又无可如何的悲哀啊!“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38】“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39】等,便是渊明人格挣扎的如实反映。要想回归自我,就必须放弃官场。“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40】“乃瞻衡宇,载欣载奔”,【41】又是渊明摆脱了官场的虚假生活,返还质朴生活的欢快情绪的流露。没有从真率天性中勃发之一念,一个人怎么会自我解职,安于贫穷?还有,“耕植不足以自给,……遂见用于小邑”,“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这些令人沮丧的无奈和心在田园的夙志,昭然若揭。与阮籍、嵇康相比,渊明之真率更坦然、从容,也更引人注目。徐骏《诗文轧范》说渊明诗淡泊渊永,高于流俗,乃“其情性然也”,很对。
达,即优游放达,不被物累。这是渊明人格的另一极。钟惺《古诗归.卷九》云:“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语,所以为真旷达也。”在与上司、朋友交往中,渊明之达,体现为无可无不可。他不敬高官,不欺贫贱,不孤傲亦不自卑,适我者交往,不适我者婉拒,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同时自由挥洒。与亲近之人交往,渊明之达,体现为真诚而随意。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其“欢乐”、“情欣”之本心不改。对于亲人,止于委命、顺变,对于儿子,止于随其自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渊明不把名利、财色放在心上。“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42】是渊明的生活准则。颜延之对这种知足常乐的生活表示由衷地赞赏:“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高蹈独善,无非适心。”【43】正因如此,渊明的人生境界才那样冲淡,那样祥和。在最艰难的日子,他仍可把旁人无法忍受的生存贫困状况化作哈哈一笑:“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44】甚至在死亡面前,渊明也没有丝毫胆怯。“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只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45】把旁人无法消除的死亡恐惧化作宁馨、静穆的审美观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Hugo)曾说,比大海大的是蓝天,比蓝天大的是人心。以此方渊明,实在妥帖。
刚、达、真三种成分相互渗透,并圆融为渊明人格统一体。其中,真是基础、本体,刚、达是两极。刚的价值指向是不合作,达的价值指向是无欲,两者又以真的核心内容——回归并实现自我——为出发点。反过来说,正因为刚、达都萌生于真,故刚能化作绕指柔,达亦能化作审美的境界,三者圆融即渊明的人格。用封建社会事功标准衡量,渊明未作帝王,未出将入相,够不上“伟人”,但按照当代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马斯洛(Maslow)等人的看法,渊明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变成自己”并“实现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而精神富足,与世相忤而自我人格保持了纯洁和完整的人。他信任自己的内在律令,相信自己来自机体的情感和体验,依靠自己的价值标准决定人生之取舍,而不在乎他人的赞成和否定。从颜延之到梁启超,这种人格备受推崇。渊明之“真”与屈原之“执”曾上升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之镜。后者有待探讨,但前者,几乎无人不同意。特别是今天,谁不用渊明之“真”来映照自己,似乎就无权站在现代人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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