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籍记载可知,曹操在建立邺城大本营之前,就已经网罗了一批能文之士,如孔融、杨修、繁钦、吴质及丁仪、丁廙兄弟等。在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后,又有陈琳、阮踽、路粹、徐干、应玚、刘桢、王粲、刘廙、仲长统、缪袭等一大批文士为曹操所用 ① ,钟嵘在《诗品序》中曾对建安文坛这一兴盛的局面作过如下的描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虽然史传中留下姓名的文士远远没有百人之多,有诗歌作品传世的文士更是少数,但是,当时人才济济的盛况却是可以想见的。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北方基本统一,战乱虽然还没有完全平息,但是邺都却已是一派太平景象。曹操的屯田政策经过十余年的施行,此时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因此,建安十三年以后,诗歌发展必要的外部条件,即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学人才的大会合已基本具备。而建安十五年铜雀台的建成则标志着诗歌和歌诗发展的外部条件进一步成熟。因为铜雀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曹操本人歌舞爱好的产物,它对邺都的歌诗创作和歌舞活动无疑起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从建安十六年起,建安诗歌开始进入了兴盛期。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植被封为平原侯,曹氏诸子同时被封侯者有好几位。依照当时的体制,封侯之后可“置官属”、选文士。《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邢颙传》称“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邢颙被任命为平原侯家丞。当时曹丕手下设有五官将文学之职,最早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徐干、刘廙、邯郸淳等人;曹植手下设有平原侯庶子之职,最早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应玚、刘桢等人。这些文士大多曾在丞相府任过职,如徐干约在建安九年前后即任曹操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刘廙、应玚、刘桢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丞相掾属;邯郸淳亦在本年即已受到曹操的召见,曹操对他“甚敬异之” ② 。而此时曹操将辅佐曹丕、曹植的重任交给他们,对曹操而言,这是他对两个儿子、也是对这些下属官员的重视,但从建安诗歌的发展来说,却标志着一个热闹非凡的诗歌创作阶段的正式到来。
从现存文献的记载可知,邺下后期,即建安十六年(211)到二十二年(217)这一段时间,围绕在曹操父子周围的一批文人常常被召集到一起聚会,而此时宴集的核心人物是曹丕、曹植兄弟二人。这除了曹操公务繁忙外,曹氏兄弟手下已各自聚集了一批能文之士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每当文士宴集之时,赋诗作文,或创作与演奏歌诗,往往成为他们逞才斗智和宴会佐酒助兴的必备节目。从现存作品来看,参加宴集的文士以“建安七子”(其中孔融已于建安十三年被杀)为主体,但当时实际参加过宴集的文士远不止这几人,只不过他们没有作品流传下来罢了。如《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朱建平传》曰:“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其中就有应玚之弟应璩,但今存应璩诗中却不见有与七子相类的公宴之作。又《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典略》曰:“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又同卷裴注引《魏略》曰:“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说明这次宴请诸文学,吴质也参加了,但吴质也没有相关诗歌流传下来。又曹丕《答繁钦书》中也提到曾在北园“博延众贤”,举行过一次以守宫王孙世之女孙琐为主角的歌舞娱乐活动 ③ ,此处所宴请的“众贤”虽未留下姓名,但人数也当不少。这说明实际参加过宴集活动而没有诗作流传的文士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