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传《春秋》本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据史家研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都有专门的史官记载本国和天下大事,也都有名为《春秋》的史书④。后来鲁国的《春秋》一枝独秀,其余各国的史书则湮没无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直接相关,可以说就是这一工程的结果。古人自“《春秋》三传”和《孟子》以降大都以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怀疑者,例如刘知己和王安石,只是极个别的情况;时至今日依然有持此论者⑤。古人比较持平的观点是认为此书乃孔子在鲁国史书基础上加工而成。例如杜预的见解颇具代表性,其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册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删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①按杜氏之意,孔子尝依据鲁国原有史书删定为传世的《春秋》一书。孔子所做的除了“考其真伪”之外,主要是按照周代礼制而赋予历史的叙事以价值的评判,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所谓“正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杜氏的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学者,例如所谓“古史辨派”,对此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的确是“断烂朝报”或“流水帐簿”,钱玄同说:“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为经孟柯氏特别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刘知己外,没有人敢对它怀疑的。”②但是现代学界大都持与杜预相近的看法,认为《春秋》本为鲁国史书,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后来经过孔子或孔门弟子的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例如梅思平指出:《春秋》一书本是朝报(政府公报),其特点是严格依据传统形式,有尊王之名义,故孔子喜之,于是有所整理删削,以寄托其政治思想。③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有相近的论述。这应该是比较有道理的观点。当然,未经孔子或其弟子整理过的《春秋》我们是无法看到了,所以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判断。它之所以是合理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孟子去孔子不过百年,他的说法当然不会毫无根据。盖《春秋》虽非孔子始作,他必定经过很大程度的删削修饰,所以孟子才以“作”称之。孔子的“作”事实上乃是对《春秋》记载的史实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重新写过,从而使之成为表达儒家乌托邦精神的文本———这正是儒家话语建构工程的开始,也是其基本方式。《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原本就必然含有较多的西周意识形态④,因为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代文化典籍与典章制度保存的最为完善的诸侯国。而西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儒家心向往之的。其核心便是“尊王攘夷”四字。孟子和后来的公羊家们之所以把《春秋》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原因也在这里。
孟子对于《春秋》的意义是推崇备至的。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成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⑤赵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王纲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⑥。朱熹注引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①观孟子之论与后人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春秋》作为先秦儒家话语建构工程之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进行扼要阐释了。
首先,《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这本身就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儒者的心目中,孔子之前并没有以布衣身份进行著述的事。凡是古代典籍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圣人兼君主的“王者”创制的。例如八卦为伏羲氏所创,《周易》为文王所作,礼乐制度为周公制作,等等。那实际上就是儒者最向往的“政文合一”的时代。孔子固然可能整理过古代遗留的典籍,并以之教授弟子,但这只能叫做“述”,而不能称为“作”。连孔子本人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那么为什么孟子会坚称《春秋》乃孔子所“作”呢?对此我们只有联系先秦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这一特定的言说语境方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所谓“话语建构工程”进行一点解释。所谓“话语”在我们这里并不完全等同于时下通行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意义上的用法,我们借用这个词语来指一套按照同一个生成规则构成的、有系统的言说,它往往体现了社会上某一类人或社会集团的共同的利益和想法。但是言说者本人对此并不一定有清醒的意识。话语内部也可以由于种种差异而分门别类。例如相对于先秦士人阶层(指那批拥有文化知识,却没有固定政治地位与经济来源的,以影响或改造社会现实为职志的知识阶层)来说,诸子百家可以统称为“士人话语”。而具体言之则又分为许多不同的话语系统———儒家话语、道家话语等。所谓“话语建构工程”则是指在某种的言说语境中,一批拥有言说能力和权力的人不约而同地为着相同或相近的目的,遵守相同或相近的话语生成规则,共同创造某种话语系统的过程。综观先秦士人的话语建构基本上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在否定现实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描绘一种社会的乌托邦。就言说者的身份认同而言,他们无不以天下的拯救者和美好社会的设计者自任;就言说的话语资源而言,则或者试图在古代遗留的文化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完善的工作,或者针对这些文化资料进行反向的建构,即在否定中有所树立;就言说者与现实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看,他们都以制约、规范这种政治权力为指归,但是在具体策略上则或者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以否定者的姿态言说,或者试图以替这种权力服务为代价来换取它的支持。二是都将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于言说的有效性上———对现实权力的征服完全依靠这种权力的自觉认同。这一特征就构成了先秦士人话语建构工程与生俱来而又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性质:言说可以极尽想象与虚构,现实则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所谓“政文合一”的理想本质上不过是儒家士人干预现实之权力意识的反映而已。
总之,建构一套话语系统来干预社会现实,这就是先秦士人话语建构工程所遵循的基本生成规则。这种话语生成规则不是什么人有意识地制定的,它的产生乃是士人阶层的特殊社会境遇决定的。是士人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即相对立,又不可分离的张力关系造成的。士人阶层漂泊无依、缺乏归属感的境遇所造成的巨大焦虑为话语建构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心理驱力;贵族政治体制的崩坏、政治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的无序状态使士人的言说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由想象;诸侯间的竞争所造成的对士人阶层的依赖则为言说者提供了以天下为己任、环顾宇内,舍我其谁的大气魄、大自信。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先秦文化领域一场波澜壮阔的宏大景观。
但是具体言之,则各家各派的话语建构活动又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情形。我们这里只看儒家的情况。当孔子之时,士人阶层刚刚出现于世,西周的贵族意识形态在各诸侯国,特别是孔子生活的鲁国还有很大的势力。因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或曰“克己复礼”是孔子的奋斗目标。孔子的话语建构工作主要表现在对旧有典籍、礼仪的发掘、整理和传播方面。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处处碰壁而百折不挠,就是因为他坚信只有修复那业已崩坏的周礼、恢复“尊王攘夷”的传统,才可以摆脱天下纷争的局面。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朱熹注云:“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这是孔子整理《诗》最有力的证据。故而即使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之说不尽可信,然他整理过《诗》的次序,考订过其文字应是无可怀疑的事。对于《春秋》亦应作如是观。这部史书原本非孔子始作,但确实经过了他的修改润色。老夫子满腹“礼崩乐坏”之愤与“克己复礼”之志在其整理《春秋》时自是难免流诸笔端,形诸文字。所以《春秋》之中的确含着褒贬,的确有其“微言大义”。这样一来,尽管《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这部书却成为他的话语建构的重要方面。
根据前引《论语》和《孟子》的说法,《诗》与《春秋》都是经过孔子整理之后而成为儒家经典的,可以说它们成为先秦儒家话语建构的最初文本形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两部书之间的一致性之所在了。观孟子之义,“诗亡然后春秋作”主要是从功能角度来说的———《诗》曾是有效发挥社会教化功能的儒家文本,随着时代的变化,《诗》的功能渐渐失去,于是儒家又选择了《春秋》作为继续发挥社会教化功能的儒家话语系统。传达同样一种价值观念以达到赏善罚恶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这就是《诗》与《春秋》最根本的相通之处。是“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基本逻辑根据之所在。然而二者之间毕竟又有很大的差异,除了文类性质方面的不同外,二者最大的差异是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化空间的产物,这种差异背后则隐含着先秦士人阶层的主体精神特征与权力意识。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从孔子开始才形成先秦儒家士人群体在现实中的实际身份属于“游士”或“布衣之士”。尽管孔子和他的许多弟子都曾经做诸侯的大夫或大夫们的家臣,但从总体上看他们这个群体并不属于当时的执政者阶层。然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即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他们却是从来都以社会的管理者身份自居。孔子时时呼唤“道”的实现。夫子之道主要是指一套合理、公正、有序的社会价值准则,准确地说就是经过美化润色之后的西周意识形态与典章制度。在孔子看来,只有他所代表的儒家士人才有能力实现这套价值准则。到了孟子,尽管实现儒家之道的可能性较之孔子之时更加渺茫,而孟子那种平治天下的信心与勇气却是较之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诗》是“王者之迹”的产物,是自然而然地传达王道、维系既定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春秋》虽然不再像《诗》那样是官方话语,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却同样可以起到《诗》的作用。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是什么意思?所谓“天子之事”是指在西周天下一统的贵族宗法制社会中,礼乐征伐之事只有天子可以决定。也就是说,只有天子有权决定社会的价值层级并赏善罚恶。那么之所以要由《春秋》承担起“天子之事”的重任,那是因为天子已经不能承担这种重任了。儒家士人要替天子行赏罚之权,意味着他们是以执政者,或社会管理者自居的———他们确信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改造这个陷于无序状态的的动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