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三):盛唐时的革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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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隋文帝派兵南下，结束陈朝半辟江山，天下复归统一。虽然隋王朝国祚较短，不足40年，但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加之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比南北朝时期更高的文化，尤其是石刻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一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留下了为数较多，引人称赞的著名碑碣。综观长江流域，隋朝著名石碑首推四川奉节白帝城碑廊里的《龙山公墓志铭》了。此碑刻于于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其内容是记录龙山公的生平事迹，石碑的上半部出土于清代咸丰3年（1853年），州知府罗升培得于城隅，并撰跋题刻于〈龙山公墓志〉碑上记载得碑的经过。石碑的左下部分出土于咸丰9年12月，此碑完整。碑文刻有“龙山公讳质，字弘置“，姓氏是什么，不得而知，据清代书法家吴羹梅研究，确定龙山公为臧熹的儿子臧质。吴氏将研究的结论，撰跋刻于石碑的右边。以后各家题跋甚多，还有咸丰年间的张尚裕、同治年间的吕辉、白恩、张方泳观碑后有感而题材刻的款识，以后还有曹奎林、陈沛铎的题跋，确为“惹人喜爱的石刻”。碑文为楷书，计十三行，行20字或30字不等。隋代的书法出现了综合南北风格的趋势。基本上完成了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无论南方、北方的碑碣，都以楷书为主，已形成规范的楷书法度。〈龙山公墓志〉正体现了隋代的楷书正走向了成熟。学者评论为“书法简古，无搀杂，任自然，有钟繇，王羲之遗志”。正说明了此碑完全脱离了篆书和隶书的笔迹，而遵循的是新的楷书法则了。

隋代的楷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而唐朝初年的书法受隋代的影响很重，唐朝初年的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他们在中青年，正是隋朝时候，已经是著名的书法家了。到唐朝，他们书法更加精益求精，从字型、运笔、结构比以往有更大的突破，形成流传千古的欧体、褚体、虞体，开创了新一代的繁盛多彩的楷书风格，体现了有唐一代勇于创新，敢于革命的精神。

从历史教科书中，可以读到唐代的繁盛，从电影、电视中，我们看到唐代的繁华。

然而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先辈到底遗留给我们有多少？金壁辉煌的宫殿，早已灰飞烟灭，巍峨雄伟的寺院，也只剩残垣断壁。台楼亭阁，街道商市，也早已面目全非。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唐代实物，大多是石刻艺术。不谈关中地区的石刻，只看长江流域，上至青海，下到长江三角洲，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许多寺庙、桥梁、塔铭、井栏，都有唐代石刻再现昔日的真实，昔日的辉煌。江苏丹徒出土的《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简称〈魏法师碑〉）是我国目前保存相当完整的一方初唐时期的碑版。此碑长期埋在地下，潮湿的泥土像一条棉被一样，既无风化剥落，也无人拓墨印制，将它严严实实地包裹了一千二百多年，在光绪末年出土时，虽然碑石多水纹，如水漏文，碑正面镌刻文字没有受到任何破坏。〈魏法师碑〉刻于武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出土后原立于丹徒县大港仁静观，现已移到镇江市的风景优美的焦山碑廊中。碑身高二米多，宽约90厘米。碑额篆书“魏法师碑”四字。碑阴录法师的门人和男女弟子及舍施擅越等人名。碑阳为楷书正文，约二千四百多字。其内容记述仁静观主持魏法师的生平事迹，从碑文中了解到法师姓魏，名隆，字道崇。山东任城人，贞观年间曾到长安，正值唐太宗兴道抑佛的时候，曾受到太宗礼遇，以后魏法师游历到江苏润州（今镇江）在仁静寺当法师几十年，门人弟子众多。撰文胡楚 ，书法张德言，镌刻徐秀 。三人生平事迹，不见于史书记录，生卒年月不详，无从考证，估计是润洲地方的文人雅士。以他们在初唐时的地位、名声，同初唐的著名文人相比较，使人感到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将《魏法师碑》同《道因法师碑》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距。虽然立碑的时间基本相同，但是道因法师乃长安的道长，出入宫庭，当然碑文内容丰富精彩，魏法师仅仅是一地方道观主持，其事迹、成就那能和道因相比。《道因法师碑》文的作者是皇族李俨，《魏法师碑》的撰文乃一地方寒士，《法因碑》的书写者是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而《魏法师碑》却是一地方书生。在评论两碑优劣中差别最大的是书法，近人在评价《魏法师碑》时只称其为“妙品”。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字由隶书经过漫长的普及过程后，发展到隋唐，楷书逐步定形，所谓楷书，就是讲究规矩，遵循字体方正，笔画平直的法规，大约相当于南北朝时的“美术字”。到了唐代，这种“美术字”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依据楷书法则的基础，不同的书法家，形成不同的风格的“变体美术字”了。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的风格各异，欧阳询和薛稷的书风是险劲瘦硬、精密俊逸，褚良遂和虞世南的风格为圆融遒逸，婉畅多姿。张德言书写的《魏法师碑》，书法艺术同初唐四大家相比之下，缺乏的正是“独特的风格”了。但是，作为楷书功底深厚的书法家，他能将王羲之的书风融合于楷书之中，其运笔遒劲健丽，朴实无华，能一丝不苟地遵循楷书法则，线条的粗细、疏密，字体结构的安排，都显得在规矩中流露出活泼，在方正中透露出变化，不失为初唐时期的书法杰作。因为此碑保存完好，可以使人们不仅体会到书写的笔意，而且也体会到刻工的高超技艺。它从一个侧面使我们感受到唐王朝走向鼎盛的脚步。

在江南碑碣艺术中，成就最高、代表唐代辉煌的石刻莫过于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了。在江西梅州南城县以西，有一山姿奇秀，景色幽美的麻姑山。相传东汉时麻姑在此修道成仙，东晋时葛洪也在此运气炼丹。麻姑成仙不知仙踪何方，葛洪仙丹更不见一人长生不老，当前保留下古代实物，只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石碑了。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颜真卿独立河北平原，英勇抵抗，累建功勋。由于他生性耿直“以性为小人年所憎，逐非一”（《旧唐书颜真卿》），他敢言人之不敢言，既不为皇上所喜，更不为当权所容，虽为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却 一贬再贬。玄宗时，受奸相杨国忠排挤，贬为平原剌史，肃宗朝阴险狡诈的李辅国曾为宦官后作宰相，将颜真卿贬为蓬州长史。代宗朝，遇引用私党的宰相元载，被贬石硖州别驾，其后辗转江南的抚湖两州。《麻姑仙坛记》就是颜真卿任抚州剌史时撰写的一篇文章。此时正是安史之乱结束后仅五年的时间。唐朝皇帝大都提倡道教，在兴道的风气下当时老百姓在麻姑山修建祭祀麻姑的神坛。颜真卿记叙建坛的经过和仙坛的规模，流露出对唐玄宗开元盛世时，麻姑山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朝山进香盛况的怀念，同时也使人感到他对藩镇割剧局面为唐王朝的前途和给人民造成的灾乱而耽扰。他希望寻求宗教庇护而写下《麻姑仙坛记》。但是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并不在文辞而在书法艺术上。

《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流传于世的拓片有大中小三种，原刻的碑石均已散佚。大字刻本为楷书，字径约5厘米，其款识为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四月立。现在南城县麻姑山树立的石碑是明朝藩王朱祜滨重刻的。中字刻本为南宋嘉定8年（公元1215年）刘元刚集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麻姑仙坛记》刻石于鲁公祠，称为《忠义堂帖》。小字刻本，见于明代文征明父子的《停云馆帖》。历代书法家认为，大字石刻“书法严整，略似颜真卿其他石碑。”中字石刻仅见于《忠义堂帖》，古人的著述中从未提到，估计是有临缩后上石的。小字石刻中有“世民”二字没有避唐太宗的讳，不缺笔，后人估计不是唐人临写，而是宋人临写。相传为宋代学者陈无言书。就书法而言，其“结构精紧，毫发不失颜真卿之精神。”可见明益王重刻的大字石刻和文征明父子《停云馆帖》小字石刻是最好的两种。比较完好地保存了《麻姑山仙坛记》的原作风貌。使我们看到一代书法宗师的书迹。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在《快雨堂题跋》中，有诗曰：“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①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王文治将杜甫的诗、韩愈的散文、颜真卿的书法相提并论很有道理，因为他们都体现有唐一代继往开来，勇于革新的精神，杜甫不以山水田园为题，而以事入诗、以情入诗，反映了中唐真实的社会，开创我国现实主义诗风；韩愈反对言之无物的绮丽骈文，高举古文运动大旗开创唐宋散文新风；颜真卿一扫“学王”隽逸，以篆隶入行楷开创有唐一代沉雄壮丽的书风，《麻姑山仙坛记》是颜真卿62岁时的书作，也正是颜体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用笔圆润厚实，形态端庄雄伟，线条极富变化，笔意出自心意。苏轼赞美颜真卿的诗中，有句：“鲁公变法出新意”。此碑集颜体新意之大成。欧阳修在《集古录》一书中指出“鲁公诸碑当以此为第一。”他认为此碑的书法雄秀，寓奇逸于刚正，融篆籀于楷法，令人赏心悦目，钦佩不已。

因为颜真卿晚年多在江南为官，长江流域颜体碑刻较多，著名的有江西卢山秀峰的《大唐中兴颂》，江苏吴县的《放生池碑》和句容的《李玄靖碑》等。

一般人认为，晚唐的文学艺术不及初唐、中唐时期。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严重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晚唐的战乱绝大多数发生在局部，很少像安史之乱那样影响到全国，严格地讲，也只是在黄河流域。因此社会动荡更不可能长期连续发生，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脚步不会停止，仍然继续前进。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唐文人的革新精神，仍然影响晚唐，当然碑碣艺术也不例外。

四川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有一著名的晚唐时的石刻，《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由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的工匠鲁建刻石。明代弘治年间（约十五世纪末年）的四川巡按华荣在碑上的题跋是：“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 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从此人匀称此碑为《三绝碑》。诸葛亮在东汉末年群雄并立之际，为刘备提出三分天下，联孙抗曹的策略。并指挥刘军联合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以后占据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匡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矣，为后代争相歌颂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此一绝是武侯的功德；裴度在撰此文时，并没有担任丞相，正是他仕道艰难之时。他于贞元五年高中进士，拿到当官的通行证，授河阴县尉，调任察院的监察御史。在这个八品小官的位置上，他为了劝谏皇帝写下了《论权 》的奏章，虽然语言恳切，却惹恼了无知的皇帝，被赶出长安，安排到河南当了小小的功曹，四十多岁了才调进长安当了记录皇帝生活起居的中书舍人，算是熬到了六品官了。元和二年，武元衡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率僚属到武侯祠拜谒诸葛亮，下令刻石建碑。时任节度使掌书记的裴度授命撰文。碑文的主旨是以歌颂诸葛亮的功德来颂扬武元衡治蜀的业绩。同时也反映了武元衡和裴度反对藩镇割剧，匡扶唐朝，恢复昔日大一统强盛局面的愿望。其后，裴度在武元衡被藩镇势力暗杀以后，极力维护中央权威，打击割据势力，在元和12年（公元817年），取得了活捉敢于公开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吴元济，平定淮西之乱，形成唐朝表面上的统一。裴度在文章中强调诸葛亮能根据不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的史实，说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从“实际出民”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表示裴度积极进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半约，亦皆然矣。”由于文章成为一时传诵之作，此称为二绝。碑文由晚唐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他是柳公权的长兄。两兄弟在书法艺术上是晚唐的革新派。中唐时候，以颜真卿为首为书法革新派打破初唐专学王羲之秀美的拘谨局面，将字的形态、笔划变得肥厚一些，唐玄宗喜丰腴，书法家写字以肥厚讨好皇帝，形成以“肥”为美的不良书风。晚唐柳氏兄弟，提倡瘦健以摆脱中唐不良书风。其中柳公绰的代表作《武侯祠堂碑》（见图）以其“结体紧严，骨力健硬”为我国书法艺术中的佳作之一。此为《武侯祠堂碑》第三绝了。清朝道光二年（公元1829年）华阳举人潘时彤在纂修《昭烈忠侯陵庙志》中，称《武侯祠堂碑》“文章、书法、刻技均精美”。

称此为“三绝”。弃“诸葛之功德”为一绝，改为“刻技”为一绝。碑文的下角有“镌字人鲁建”的铭记。据史书记载，他是唐朝元和年间的著名刻碑良工，“刀法劲拔，刻技精湛”，我们从拓片中，可以欣赏到一千多年以前的刻工杰作，将毛笔的神韵通过刻刀表现出来，实是难能可贵。因此，现代人称此碑的三绝是“文章、书法、刻工”了。唐朝的碑碣艺术大盛，无论从碑文、书法、刻工都能体现。这是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融合、中外友好交往的结果，也正是由于社会的繁荣，造就一代艺术人材。他们都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敢于创新，形成绚丽多彩碑碣艺术风格。

注：①间气：也是 气。《春秋演孔图》正气为帝，间气为臣。间气就是人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