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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兰亭序》(李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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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09:41: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永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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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羲之《兰亭序》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象征,也是体现六朝名士思想与境界的千古文章。但对《兰亭序》的争论和质疑,从来未休。本期刊出此篇,缘于李永林博士接受媒体录音采访并整理为《说〈兰亭〉》一文,见这是个题目,我们遂又搜集相关资料,链接于文后,缀成此篇,以飨读者。

王羲之《兰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点传奇色彩和神话色彩的作品。这件作品的真迹,据记载早在唐代就作为殉葬品埋在昭陵里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兰亭序》有很多很多个版本,都是后人临摹、石刻的副本,其中由唐代宫廷里的职业拓书手冯承素描摹的一件纸本墨笔《兰亭序》副本,是被世人认为最为近真的一件,称为“冯承素摹本”,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个本子上边留有一枚印章叫“神龙”,所以又称为“神龙本”。

现代人对《兰亭》说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做的可能比较少一点。一是学习《兰亭》确实难度很高,另一个是它的名声太大,会造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一种你无法超越的东西,因为它的地位是通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很多大书法家,都在《兰亭》上面下过大功夫,比如虞世南、褚遂良、赵孟 、董其昌,他们都留下了临写《兰亭》的作品,所以它的典范地位是经过唐、宋、元、明、清建立起来的,历朝历代的高手都在不断地以它为范本来研习书法,追求高的格调,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渊源深厚的学术基础,它的地位无法超越。在我看起来,“信而好古”要比幻想超越他智慧得多。米芾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话说得这么绝对,我还是认为他说得对,这个晋人就是王羲之,他是立法者,你想去超越他,就如同想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文化不是通过超越来完成的,谁会说要超越孔子?超越柏拉图?“信而好古”可能才是真正的文化的精髓。你“好”它,可能你的创造性就在这个好的过程中间显现出来,然后一点点地积累,如果运气很好,那么你也有可能在文化、艺术、学问的历史链条上面留下一点痕迹,那就是造化了。

当然,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不是《兰亭》一篇就能涵盖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兰亭》是王羲之最好的作品,这么说,对他比较不公平。《兰亭》是行书,王羲之还有不少代表作品是草书。他草书的成就不会低于行书的成就,比如说他的《寒切贴》、《孔侍中贴》、《丧乱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能说其中的任何一件比谁低。当然,个人更喜欢哪一件,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评判的话,应该综合看待他的作品。王羲之这些作品,一起构成为一个体系。只是在这个体系之中,《兰亭》可能是最完整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件作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郭沫若对《兰亭》提出质疑,认为这篇东西从书法到文句都是隋唐人做的伪。一时间有不少人支持他这个观点,也有反对的,比如南京的高二适,广州的商承祚。商承祚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古文字学家,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讲座。围绕郭沫若的质疑,当时还出过一本论文集叫《兰亭论辨》。今天看起来,那是一个疑古之风盛行的时代。我觉得“疑古”和“好古”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态度。学术史往往也就因此会形成不同的局面。其实,你只要不带任何成见读一读《兰亭序》,里边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才情、气度,那是二流的人才办不到的。这篇序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象征,也是充分体现六朝名士思想与境界的千古文章,我们应该特别推崇这篇作品,不仅是书法,也包括这篇文章。里面的文句,用的词、音韵、节奏,那么畅达。里面包含的哲学、思想,那么通透,是一个魏晋名士人生观的直白。我们后来喜欢用文人这个概念,但是在六朝那个时期,名士这个词会更加准确。王羲之作为一代名士,他所有的文化修养、思想眼界,他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对艺术的所有体会,都集中地体现在这篇《兰亭序》里面,非常完整,非常完美,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是一篇全面、透彻地体现中国古代名士最高品质的经典作品。《兰亭》应该是这样一个地位。

六朝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时代。现在批评腐败,我觉得好像不是腐败,如果我们看看魏晋名士的风范,我们会觉得现在好俗气。王羲之是东晋人,比他更早一些有竹林七贤,代表了曹魏到西晋一个时期名士的风范。一谈竹林七贤,就会涉及到了庙堂和山林的问题,就是入世和出世的问题。司马氏翻脸不认人,那是很凶险的政治环境,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一醉方休,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但在这个背后,深层的地方是崇尚自然、崇尚灵魂自由、崇尚独立人格的精神。政治固然是一个外部的压力,但是魏晋风度所标榜的终究还是一个文化理想。这个理想在王羲之的时代就表现得更加纯粹了,因为先前那种凶险的政治环境已经过去了。这种纯粹性就充分体现在兰亭雅集这样的活动和记录当中。在参加兰亭雅集的名士当中,王羲之和谢安,分别代表了东晋最大的两个家族。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句子就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谢安是有庙堂之气的,属于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人物,很有声望,但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爱做官,“东山再起”的故事说的就是谢安,他就这么游走山林,他参加兰亭雅集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阶段,谈笑风生,谈玄论道。对他而言,庙堂之上和山林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这就是魏晋的魅力,看看他的谈吐、见识,他不清高吗?谢安是太清高了,清高是一个多高级的词,我们今天用清高这个词说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负面的评判,但把这两个汉字拿出来,这两个字哪里有一点点负面的内涵?一个文化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时代,一个庸俗的时代,连清高这样的词也被负面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献之也是参加了兰亭雅集的,他们也都是心性极高的名士。王献之跑到谢安家去玩,正好习凿齿也在,这个人的出身不够高,所谓“蛮荆”,脚还有一点毛病,王献之就不和他坐一起,谢安叫他坐他也不坐,就这么斜靠着站了一会然后就告辞了。《晋纪》说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这就是整峻。王徽之和王献之两兄弟一起读嵇康的《高士传赞》,议论着欣赏谁,王献之说他欣赏“井丹高洁”,王徽之说:“未若长卿慢世。”长卿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何止是清高,是慢世,恃才慢世。这些都是《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这本书如果把它读透了的话,基本上可以概括成两个字,即“品格”,这是六朝名士的最高追求,他们在中国文人、士人的心目中有这么高的地位,与这个追求有很大关系。他们是那么有才华,境界高,格调高,而且纯粹。如果缺少了这种品质、这种格调,中国的文化就不过瘾了。

那么,这样一等一的一群人物,在兰亭这个地方雅集,作诗咏怀,合为一集,由王羲之来写序,无疑是很看重的事情。大概他们都自信这是要传诸后世的文章——“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所以写得那么从容不迫、辽阔畅达。这正是《兰亭序》境界高的地方。真正的魏晋名士的境界,其实还是通达。如果不通达,所有的品格可能都会变得太固执、太强调,变得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兰亭序》的思想特别通达,有人分析说它更多地代表了道家的思想,我觉得它是超越的,它超越了这种界限。

西方有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说女人是在道德之外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没有道德,也可以说一个人有道德,可女人是在道德标准之外的,她不进入你的套路,不受你的是非、黑白判断,她在你的判断之外,你拿她没有办法。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只要进入了一边,你就是这个样子的;进入了另一边,就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你是一个综合的,那么,只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可能今天在这件事上进入这一边,酒肉穿肠过;明天在另一件事情上,有可能又佛祖心中留。你可以说你是综合的,但实际上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件事情上同时让两种思想都贯彻得透彻。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在你的范围之内,我在你的范围之外。如果我在佛教之外的话,我就不存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问题,我就不需要标榜这个东西。相反,只有那些与佛与戒律有关系的人,才会说这句话。王羲之的《兰亭序》就不进入套路,他既不说教,也不标榜清高,也就是说他既不刻意标榜儒家,也不刻意标榜道家。只是表达一个天地间的生灵最天真、最干净、最单纯、最直接的一个感受,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真诚的感受。他通达的根本就在这里。

王羲之对自然的山水流连忘返,领会那么亲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他既不会像玄言诗那样去领悟自然天道,也不刻意要求丝竹管弦的礼乐之盛。丝竹管弦看来有也无妨,没有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觞指饮酒,咏是吟诗。一者养生,一者养文。这两样东西,象征着魏晋名士人生观的两端。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了,鲁迅为什么会写一篇论文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魏晋人的养生系统之间,药与酒是联系在一起的,服五石散就是服药,服药是用酒来服的,魏晋时的酒与养生是直接关联的。王羲之本人也是服散的。

下边一句,写得最为畅达:“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仰观、俯察,是非常知性的态度,是文化发生的起点。视听之娱,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是文化的、艺术的、富于精神内涵的享受。观音菩萨,是美好、神圣、智慧的象征。“观”就是“视”,“音”就是“听”。观音菩萨是在视听两方面真正大智慧者。“信可乐也”,这才是真正快乐的境界。王羲之的文字,没有什么生僻的字,没有令人费解的计较,用的都是非常干净、平和、常用的字词,但是节奏、韵律无可挑剔。这篇序文不是华丽的骈文、韵文,句子长长短短,节奏和韵律通通脱脱,读起来十分好听,对仗也对得很合度,不刻意,不扣死,行云流水。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俯与仰,内与外,静与躁,每个人都是在起起落落、上上下下的过程中去完成他的人生的。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欣于所遇”,好比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思想的境界、一个学问的境界的时候,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我引发出这样欣然的状态时是多么快意自足啊!快意恩仇也好,快刀斩乱麻也好,那种快意都是生命的一个瞬间。就一个瞬间,时间就过去了,“不知老之将至”。这个语意的转弯,转得一点都不经意,一点不留痕迹,一瞬间就马上带出下面的感念:“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王羲之作这篇《兰亭序》的时候是四十九岁,一个两鬓风霜的年龄,所以感念,就是在这种不断感念的瞬间,从一个境界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同时,人也就不知不觉地老去,“不知老之将至”,莫非如此。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你一向所感念、所欣欣然的东西,在一俯一仰之间,马上就成为过去了,那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办法。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征战的时候经过一个十年前到过的地方,那里的柳树,已经长成好大的一棵了,他不甚感慨,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里,就把《兰亭序》的核心问题剥离出来了。死生是最大的问题,生命是最大的问题。一旦我们正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岂不痛哉”!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是多么的不堪表达。“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每一次看古人写的文章,诗词歌赋,他们感兴的来由、感兴的机缘,好像都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好像都有一个什么默契,让你不能不临文嗟悼,但是又不能喻之于怀,你可能没办法将所有的东西都解释清楚、表达清楚。这是一个弥漫的大问题,就是对于生死的感念。这个感念的前提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和死,夭和寿,当然是有差别的,这是人之常情。“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庄子哲学抹杀生死的界线,企图把传说活八百岁的彭祖与夭折的殇子一样生死划一,立论虽高,以世情而言,却是虚诞的,妄念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人生百年,都是要“终期于尽”的,无论挑夫走卒,英雄美女,概莫能外。所以,我们恰恰就要在这有限的生命之间,去感受天地生死的大道,去思考我们生命的终极价值,让有限的生命在历史的链条中获得无限的逻辑。这就是《兰亭序》最后所要阐发的思想:“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后人看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像我们看以前的人一样。这就是王羲之表达的历史观。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怎么看前人,这就是历史。这是一个非常透彻的表达。比如我们问一个小孩,什么叫历史,他可能会说过去的事情就是历史。这只说对了一半。历史不仅仅是事实,历史还是一个认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只有当我们领会这句话以后,才可能对我们的言行,对我们今天的努力,对我们在一个文化链条中间的定位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地把握。一个学者也好,一个艺术家也好,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一个通透的历史观,会在他的作品中直接显现出来。有通透的历史观,才能谈远见。这也就是杜牧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前面和后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个关系就是历史的真髓。正因为王羲之如此透彻通达,他才能洞若观火地写下这样一句结语:“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他知道我们今天会这样激赏他的文章。

“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我们所有的寄托,所有的感念,最根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生死的矛盾。因为有生死,我们才有历史观。“其致一也”的发动机就是一个“生”字,人生的生,生生不息的生。王羲之这篇《兰亭序》,归根究底还是一个生的问题。死生亦大矣,他要谈生,就要对应起来谈才能立体,就像魏晋玄学说的,“无不可以以无名,必因于有”,你不能用无来谈无,你要通过有来谈无。其实谈死也是谈生,谈生也是谈生,最后还是谈生。这个状态正是一个六朝名士对于天人合一观念的体认,又不落窠臼。什么是窠臼?“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不落窠臼的好句子。“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也是不落窠臼的好句子。还有“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多么通达。但是,像石崇《金谷集序》的句子“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就坐实了,就是落窠臼了。兰亭论辨的时候,他们拿《金谷集序》和《兰亭序》比着说事,其实本来是不能比的。《兰亭》的每一个句子,用词用字,都很准确,又很润泽。行文不断地进行呼应,或者绕一个小弯子,或者用一个语气词,传达一个稍微的表情,在俯仰之间、内外之间、前后之间,呼应得很有节奏,很有韵律。从细节到整体结构,所有连接的地方,不作圭角。叙事、抒怀、议论、感慨,自然而然地层层生发,高低起伏,又丰富,又流畅。整篇文章,王羲之没有刻意要表达什么的意图,没有刻意标榜什么姿态,既不夸饰,也不矜持,然而在这几百字中间,对于山水的流连不已,对于生命真切的感念,艺术的人文的情怀,旷达的胸襟,通透的历史观,却是那么深沉自然地流露出来,散发出来。所以天真,所以超脱,所以有境界。

境界是在超脱中完成的,是在超脱某一个既定俗套的一瞬间完成的。《兰亭序》正是这样一件天造地设的作品。这时,《兰亭》在书法艺术上的“天下第一”美誉,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则气韵不得不高”,画如此,书也如此。这时,我们只能感谢上苍留下了这么一篇完美的东西,无论是书法,还是文字,还是思想,《兰亭》树立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最高的境界。

当然,自古以来,世人首先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认识《兰亭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谈更多,包括王羲之与钟繇的关系,他的行书和草书的关系,他的草书和章草的关系,这也是很专业、很艺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对王羲之的人格、品格、思想,及他作为一个东晋名士的领袖人物没有全面认识和了解的话,就不可能真正领悟他的书法艺术高度。比如王羲之性格里面所谓的“骨鲠”,包括王徽之的“慢世”,王献之的“高洁”,他们不是矫情,不是计较,而是坚定的不与俗流的文化理想的体现,所以才会在他们的书法里表现为一种凛凛然不可侵犯的风骨。这个风骨,正是魏晋风度的精髓,也是中国士人最为推崇的一个品格,一个精神。就是苏东坡说“士人画”时,强调的那个“取其意气所到”的所在。风骨的内涵是对品格的强调,是有力度的,不仅仅是一个硬朗的感觉,它根本上是一个精神支撑,是一个信念,只有这样才立得起来。帝王立国,圣贤立言。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如若有所建树,就必要这个风骨,这个信念。这是超越任何知识和学问概念的东西。同时,“风”是能够传播的,能够流衍的,它才是历史的。我们说移风易俗,说风化,这就是文化的要义。文化这两个字,如果要改成一个字的话,那就是一个“风”字。风雅颂,国风,《兰亭》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国风”。

从学习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除了行书和草书,王羲之名下还有《乐毅论》、《黄庭经》等几种小楷流传下来,也是很经典的。各人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可以各取所需。在我而言,一方面是对这几种小楷的真实度有一点质疑;另一方面主要是我学习书法有自己的宗旨和路径。简单来说,学王羲之的草书,是自我修养的要求。我志不在书。书法和中国画的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的,但具体来说层次差别还是很大的。最低一级是,写字为了题画,拿毛笔的人,字不能写得太差吧;而要求再高一点,题画的字体与绘画的风格也要稍微配合一点。高一级的是,把书法直接进入绘画,书法的用笔直接进入绘画中,比如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第一次到我的画室,说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书法笔法和画法笔法这么一致,她的这个话吓了我一跳,一者是我之前没有跟人谈过这个问题,二者她既不是书家也不是画家,她怎么一开口就说到这个关节上?当然我心里是挺开心的。最高一级是什么呢?就是书法的品格直接创造绘画的品格,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要选择学习的楷模,当然会选择品格上最高古的,除了王羲之,我还能选择谁呢?

在书法上我学王羲之学得很老实,认认真真地学,不是借花献佛地乱学。先要尽量把它写得像,只有这样,才可能去揣摩他的用笔,才可能得他一点笔法。当然完全像是不能求的,因为王字的变化太厉害,《晋书》里讲王羲之的字是“矫若惊龙”,见首不见尾,抓不住,很多人说学王羲之都是挂在嘴上,真正能入门都难。但恰恰是这个难度本身,也是说明问题的,可以学得长久,而且,一个一学就像的东西,往往是法度比较呆板、内涵更加贫乏的东西。我反正把时间放下去,如果去选择一个二流的、容易的来学,会不甘心、不开心、觉得委屈。学王羲之,怎么学也不委屈。我还是欣赏“信而好古”的历史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不是超越。

李永林,1964年生于广西桂林,祖籍河北抚宁。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先后任助教、讲师。2000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同年以特招入伍,次年起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2002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2007年至今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相关链接:

前人说《兰亭序》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

黄庭坚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覆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据传宋代姜夔藏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兰亭序》共四本,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

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收集有关论文十八篇。此后又有许多论著讨论《兰亭》真伪。

著名学者钱钟书虽未参加当时的论辩,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中己反映出他对《兰亭》论辩的思考及精辟见解。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钱钟书一信中更明确地指出:“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

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太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著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捩:“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 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拓瓘直下”。

王羲之风貌洒脱,“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阒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著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著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故其书迹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有关《兰亭序》的质疑

质疑一:王羲之《兰亭序》是抄谁的

1965年7月8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兹后,出现了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三大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兰亭论辩基于下列事实:一、传世《兰亭序》据《晋书?王羲之传》录出。《晋书》系唐房玄龄等修撰。而此前录晋文最完备之《文选》未见此文。东晋至初唐二百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二、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梁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序》,与《兰亭序》文字上有异。《临河序》不长,引录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兰亭序》与《临河序》相较,主要有两点不同: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上述两个基本事实引发之连环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真伪难辨。

质疑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改易而成,所“申”则非王羲之之“志”。

清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赞同李说,并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充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王羲之《兰亭诗》),“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4.《兰亭序》思想倾向,与王羲之思想不合。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用庸俗的观点反对老庄,“和‘晋人喜述老庄’是貌合神离的”。

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孝标)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

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质疑三:《兰亭序》法帖疑案

被称作“法帖第一”的《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传统说法是,兰亭修禊之时,王羲之以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其书为草稿,以行书写成,28行,324字,是王羲之最为得意之笔。其真迹最终为唐太宗所得,由唐书法家临摹多本,包括传世之定武本、神龙本等。真迹则随唐太宗葬入昭陵。然而,葬入昭陵的《兰亭》法帖是否右军所书,传世至今的《兰亭》摹本是否右军笔迹,却引起了诸多怀疑。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分析神龙《兰亭》、定武《兰亭》字迹,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那个以“铁门限”、“退笔冢”知名的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郭沫若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章士钊惊呼:“夫如是,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何!”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古帖学作了一大翻身”。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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