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协画院的自我边缘化论—— 建国后文艺体制的思考1

微言

佚名


最近，我在接受《文化中国》的专访时，记者提及了时下大家非常关心的文艺体制问题，使我又不得不说这个很敏感的话题。有时我想，这是干什么？自己搞好自己的事情，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政府来管，我操得哪门之心啊！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所追求的不就是弘扬祖国灿烂文化嘛！然而，以历史的眼光、为华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负责的角度看，建国后的文艺体制与生俱来所存在的弊端对祖国文化艺术的制约确实令人担忧。所以文艺体制关乎着我们每一个艺术的追随者的命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呼吁我们的文艺体制，朝着有利于中国文学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的良性方向改革。这会牵涉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危及他们的权威地位、作品润格、政治利益等，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几十年人家光着身子就过来了，况且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也习惯了他们光着身子，忽然吴老先生就站出来说“你们没穿衣服！” 是够惊世骇俗的了。本系列主题是“边缘化”，关键是谁“边缘”了谁的问题，我是主张美协和画院自我边缘化的结论的，这是美协和画院与生俱来的体制所决定的，建国60十年来，就说画院是国家编制所限，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那么美协呢？美协是所谓的全国美术行业的半官方的社会团体，60年的发展应该是个非常庞大的队伍了吧？可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当权者们的政治化、腐败化、门户化等因素，导致美协的队伍直到今天跟全国的美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队伍相比，那是个可怜的数字，诺大一个中国，各级美协机构的“搞政治的”加上一万余名会员，那是绝对的极少数。而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高歌步伐的不断深入，职业画家和美术工作者与社会和市场紧密结合，宋庄、798等社会美术产业不断蓬勃兴起、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大城市，聚集着相当大数量的自由职业画家，据估计在北京的社会画家人数将会突破30万人，全国加起来就是整个的画家队伍，这些美术人，你让他们每一个人谈谈对美协的看法，我相信，他们的感慨会是一样的，都被美协抛给他们的小红花给吸引过，大多都努力过“美协”的“进身之阶”，大多都付诸很大的努力，最终都看透了这种体制的实质从而避而远之。其结果必然是美协画院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因此，这里将专访内容和有识之士针对文艺体制问题的相关文章和评论，整理于此，便于大家浏览.能为中国文艺体制改革鼓与呼，大家共同努力！

   

   文化中国：李老师，中国自古就有所谓的“正”和“野”之分，就画家而言，通常的认为所谓“正”就是国家体制内画家，所谓“野”就是国家体制外的社会画家，这样认为对吗？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金山：这可是个热门问题，现在社会和网络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随便一个展览和艺术活动现场，都可以听到这种话题。网络上“文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文章随处可见，“取缔美协画院”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究其原因很简单，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那么一些传统的封建的观念和弊端也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存在的，艺术本不应分什么“正”和“野”的，更不应该搞什么“权威”，至于要这么分，那也不是艺术的需要要分，完全是统治阶级和政客出于政治的需要才这么做的。那么艺术一旦傍上了政治，那就要变味，艺术家也就沦落了“政治文痞”和“投机商”，提起那些所谓的美术官员、书法官员大家会异口同声的说，他们是“搞政治”的，试想他们还能搞艺术吗？这也正是中国绘画史上那些“在野”画家的艺术成就大于“院体”画家的道理。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百废待兴，更需要统一的体制来规范一切，所以就有了现行的文艺体制。九十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应该说曾经起到过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旧观念已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这种环境下，“美协”和“画院”等所谓的权威机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形同虚设。当代的美术潮流、市场运作、美术现象等一切艺术事物跟这些机构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由于权威、功名利益、腐败等因素以及等级制度的影响，已经在制约着中国文艺的发展。吴冠中说这些机构是国家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我说这群“鸡”不但不下“蛋”，它们携带的“鸡瘟”还将毁了整个“鸡类”。

　　随着文艺界呼声的不断升高，这种旧观念需要转变了，新的观念应该是：经过政府登记管理部门审批，在法律规范下进行有序正常的社会和市场运作，逐渐形成和世界接轨的文化艺术运行模式。在这个体制下，所有能够弘扬主旋律、歌颂新时代、积极向上的所有文艺团体都是正宗的、平等的。我们坚信，文艺体制的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须然。但是作为一个画家，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搞好自己的作品，是立于不败之地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以下内容来自于网络，既有专家高论，又有网民妙评，可谓全面详实）

　汪为新：自由职业艺术家

         我画了多年的画，原先也参与过美协的活动，至今我也说不好“美协”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经常见到“美协”领导的个人名片，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名画家自居，其实很业余，这让我觉得挺好玩。社会上种种他们的传闻也大都是极其功利的、负面的影响，或许是因为很多画家对美协的期望过高，也许是“美协”这个摊子象很多人说的，百分之十是正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做一些捣乱的事。我对“美协”的直接了解一个是《美术》杂志，一个是“美协”举办的展览，对象我这样的职业艺术人来说，现在好象任何艺术组织都毫无价值，而让我痛心的是很多画廊机构常常把我与“美协”扯上关系，我也认为随着职业化程度的进步，更多的人会对“美协”这样的机构熟视无睹。

　　“美协”不可能消失，尽管他是穿着“民间的”外衣，但他是一个权力机构，在当下，“权利”的解释是，哪怕他是一个厕所管理员，他都会充分享受他的权利。当下绝大多数的“美协”领导都是“媳妇熬成婆”的艰难获取过程，到手的权利不“享受”便是“傻蛋逻辑”，而很多画家对“美协”这样的庙是“有求而去”，你到庙里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却念起“保佑我发财”，哪个菩萨管你？除非这菩萨是个领导，你说对吗？

还有，象这样的问题应该提给主管部门，让我这样的职业人回答就很滑稽，我是一个个体户，让我去回答一个体制的问题似乎太不现实，我看到吴冠中先生与画院领导的谈话好象有刺激的快乐感受，象吴先生这样一个迟暮的老人都看出来这么些问题，主管部门还能看不出来？画院现在谈“取消”还不可能，也许会在体制里安享一些日子，但如果这种体制走的太远那就不正常了。

李小山 ：艺术批评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看了吴冠中老先生对画院的意见，深感老先生的诚实和正直。再看看我们的国家画院院长龙瑞理不直气不壮的反驳，觉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曾对很多同行和朋友说过：一百个吴冠中的对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吴冠中一个。我的意思是老先生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观点皆能够切中要害，并引起大家的反省和思考，同时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恐慌和鼓噪。
    龙院长声称国家画院承担着宏扬民族艺术和落实国家重大题材创作这个了不起的任务，帽子确实够吓人的。但这顶帽子是否只是一个幻觉呢？或者只是那些吃皇粮的人的自我吹嘘和自我标榜？这里，我摘录一段我在1998年发表的《体制中的画家》一文中的相关论述：

我想人们早已忘记画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画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国家愿意花钱扶持这门传统艺术的话，应该是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应该是专家好手汇集之所。但是这一功能早已荡然无存，它既没有将中国画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也没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画家。一言蔽之，画院对中国艺术事业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相反它已成了保守和平庸的代名词，成了一群吃大锅饭的人固守既得利益的顽固堡垒。不妨将全国大大小小画院的创作进行一番检阅，一幅幅平庸无奇的作品会令有眼光的观众惊讶。事实就是这样的，多少年来几乎见不到这些体制内的画家有什么突出的作为。像傅抱石、石鲁、李可染这些比较优秀的画家的成功，都不能计在画院功劳簿上，因为他们进入画院前早就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当下的画院与其他一切多余的官衙一样，是以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就如人体中的盲肠），说它多余是因为割去它丝毫不会对艺术的繁荣产生不良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大方，养了如此之多的画家，而不过问这些画家为国家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用“驴唇不对马嘴”作为这篇文章题目，意思已很清晰了，那就是体制与合理性、与历史观之间的分歧。这篇文章曾激怒了几位原先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他们的论调与龙院长大体不差。这里，我还想补充的是：吴老先生指出画院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可能还得加上一条：同时又是计划政治的产物，即当时高度组织化的需要。当某种事物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们还在继续装蒜，或者继续糊涂，那就有理也说不清了——看来这笔旧账只能由历史来了结了，问题是摆在我们目前的新帐该如何了结呢？

　　吴鸿：独立策展人，雅昌艺术网总编。

　　就画院问题我四年前曾写过篇文章《“边缘”状态下的中国“画院”》，其中谈到两个最主要观点：一是从体制层面上来讲，画院体制缺乏活力。二是画院体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缺乏活力使画院这种机制与现今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了很大的疏离，至少它是日益脱离了当代文化的主流。几十年的“一惯制”，使其越来越缺乏与当代文化对话的底蕴与活力，从而成为飘浮于文化主流之外的“边缘”。这种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从画院的人事制度上来说，专业创作人员的选拔，缺乏公开公平的选拔程序，从而也造成了非专业人员充斥画院的专业创作领域。其次画院的人事制度上缺乏公平竞争的机制，画院画家的头衔一旦确立，便终身享受此待遇，无论这个画家是否在从事创作和研究，这种制度的“一致性”，使得竞争无从说起，更不用说“优胜劣汰”，这正是画院制度缺乏活力的原因所在。我认为今天的画院不能够承担学术研究和创作机构的功能。这些年来画院的画家单一地承担着政治宣传画的创作任务，所创作的只是些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宣传画，他们的作品既从未体现出他们自己对于文化上或艺术上的思考，也几乎没有画家能在自己“艺术语言”的探讨上有任何的建树。今天艺术门类与界限不断地得到拓展，一些新的艺术形式无论在艺术表现的可能性还是在与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结合程度上，都显现出了巨大的活力。而画院和画家由于体制的僵化，思维的概念化，以守旧的眼光对待新的艺术现象，从而在与主流文化对话中显得底气不足。画院既非专业的研究教育机构，又不是盈利性的创作机构。“身份尴尬”的画院和画院的画家们又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导致个人和集体都从事了许多与其身份不相称的“三产”活动，画家不安心学术、画院从事与本行业无关的行业来谋取利益，这一点备受公众质疑，这都是关乎于画院制度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吴先生这次提出的“以奖代养”的方式来支持美术的创作，我四年前还只是设想民间性的“画院”存在和确立，而今天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对艺术的支持行为，大量的艺术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自由健康的成长。譬如今天的宋庄、798、索家村这些群落里的艺术家生存和发展就是明证，这些都为体制内的画家参与到市场经济竞争中来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作为政府、画院、画家个体三方面来说，都应有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可以完全由市场来检验和推动艺术的发展。

　　至于吴先生这次提及的“美协象个衙门”的观点，我以为美协就是个衙门，无论是其由上至下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享受着国家的编制和工资这一点来说，还是从其机构本身通过“展览”“入会”“评职称”等一系列操作行为，来看这种体制深层次地影响着国家的分配方法，“美协就是个衙门”。

　陈履生：理论家，《中国美术馆》副主编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我非常敬佩吴先生的这种直言，尤其发自心底地佩服老人家这种发言论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正是缺乏像吴先生这样无所顾忌的言论者。对比吴先生，我感到很惭愧——有些话我也想说，但是我不敢说。尽管如此，对于吴先生的言论内容本身，我仍然持有几点不同的意见：我向来认为现有体制对中国美术发展是有所制约的，例如在“每个公民对社会财富享有同等权利”这一问题上：公民作为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纳税人，应当拥有知情权。所以文化事业单位每花一笔钱，即使不能征求每一位公民的意见，但至少不能违背社会纳税人的整体文化需求和文化愿望。那么，我们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在全国建立那么多画院，画院甚至发展成了一个垂直体系：国家一级、省市一级、甚至县一级都有画院。每一层机构都是要花纳税人的钱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对文艺体制进行改革，却没有见到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画院养着那么多画家，还美其名曰：为了文化建设，为了文化发展。这些做法真的符合纳税人的基本意愿和需求吗？难道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仅仅着落在少数有头衔艺术家身上？为什么这一历史使命不是全社会的艺术家来承担？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在前几年画院改革中，上海中国画院就曾提出不再养画家，而现在其自相矛盾的做法，我认为无疑是种倒退。国家养画家，画家画自己的画卖自己的钱，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画家的责任与权益分配，社会到底应该怎么考量？吴先生提出对美协以及画院的批评，美协说我们没有养画家，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今天所办的许多展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画家出画、商家出资，部分个人从中牟利的商业性展览。而这些展览无一例外地打着国家机构的旗号，毫无疑问它们不但没有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相反大量的应酬之作导致了当前美术创作质量下降，甚至其间还有滋生了腐败等种种问题。

　　事实上，我们国家目前文化体制中广泛存在着“无序”的问题，譬如艺术院校盲目的扩招、甚至航空航天大学、农业大学都开办所谓的“艺术专业”。我们要检查国家文化投入的机制，我们需要基本的论证，或者我们已有了某些论证，但是论证机制仍是不健全的——我们国家建造铁路、高速公路都需要举行听证会，听取专家以及群众的意见，我们国家文化机制中也需要更广阔的渠道来听取各种声音，这在文化建设发展中将会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机制有助于促进文联、美协、画院这些机构本身的透明化进程，有助于社会公民作为纳税人文化知情权的实现。

四年前我曾就安正中先生的去世撰文论“陕西美协换届的问题”（至今二十年仍未换届），这样的现象暴露出来的正是很严重的体制问题，目前其他未正常换届的美协仍为数不少。而多数都是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导致的换届艰难。我以为吴先生说得对！这就是个衙门！美协是个群众组织，不应行使政府职能，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团结广大的美术工作者，为美术家服务。

　　可以说任何国家的文艺的发展都不是“管”出来的，法国印象派、美国现代派艺术都不是被“管”出来的。社会不断在要求创新，今天到底还需不需要国家委托一个机构来管理文艺？需不需要一个这样守旧的文艺机构存在？值得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