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与傅山

文潮

佚名


王铎与傅山

        在由明入清的遗民书法家中，王铎与傅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明清易代，对于文臣来说，不止是做贰臣，对于文人来说，也不止是做遗民。还有一条，就是古来养成的华夏正统观念，使他们不能认同满清入主中原。所以，清初汉人反清复明的斗争就更甚于其它朝代交替时的情况。即使清朝江山已经稳固之后，不少遗民还不愿称臣，而以明朝遗民自居。但也有迫不得已作了贰臣的，王铎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烟潭渔叟。洛阳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崇祯年间，天下大乱，他常困居乡里，或以书画自遣，或协助地方官员赈灾济困。北京陷落，崇祯自缢身死，王铎到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建立南明小朝廷，擢为东阁大学士。次年南京又被清兵攻破，他与福王一同成了阶下囚。王铎被逼降清，顺治间官授吏部尚书，顺治九年遣祭华岳，病卒，享年61岁。

    王铎因为做了贰臣，在人格上为当时人所不许，但他的书法却雄放恣肆，别具神采，成为明清易代之际最有成就的书法家。

     关于王铎学书的情况，前人记载的不多，在他的《琅华馆帖》中倒有一些透漏，他在《临古帖》中说“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斯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假年苦学或有进步耳。它日当为亲家再书，以验所造如何。”可见，他对于古帖所下的工夫之深。他曾说：“……不深学，不久从事，多嗜今。今易古难，今浅古深，今平古奇，今易晓古难喻。皆不学之故也。”（《谈古帖》）从这些言谈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学古人书法的努力程度。他学古又特别强调“宗晋”，他说“书不宗晋，终如野道。”（《观宋拓淳化帖》）由于到了明代末年，古人墨迹已经稀如星凤，得真迹极难，所以王铎学习书法，也多是临写刻帖。他得力最多的是《宋拓淳化阁帖》。

王铎一生创作的书法作品极多，刻为丛帖的主要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龟龙馆帖》、《弘月馆帖》。其中惟《琅华馆帖》最为完整。王铎的楷书作品不多，但也颇有特点，而他最精彩的作品是行草书。明末的书风多姿媚而少刚健。董其昌的书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他自以为俊逸清秀，不让古人，而实神气寒俭，格调不高。当时，王铎与黄道周、傅山等人，遭际乱世，胸中的郁勃之气，借那种柔媚的书体是难以抒发的。所以他们在书法上力追古人，欲扫荡当时的俗媚萎靡之书风。王铎的书法实践正体现了他的书法主张。他的行草，最大的特点是草中带楷，时人谓之“雨加雪”。前代大家如张旭、怀素等写草书多要借酒力运笔，做到心手相忘，随意挥洒。王铎写草则不然，他是在极其清醒的状态下，一笔不苟的写，所以顿挫转折都很明显。即使数字连写，一气呵成，也要做到脉络连贯清晰，他的草书《石头濑》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孙过庭《书谱》云；“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王铎写草正是通过点画的处理来使字字都充满生机，富有神采，同时以坚实的中锋用笔来体现字的骨力，加上奇崛的结体和多变的笔法运用形成了他独特的面目。

王铎行草书的行气、章法也有其独特之处，讲究变化中求统一、对比中求调和、参差中求均衡的参差错综之美。看《拟山园帖》中他六十岁时所书的《李白赠孟浩然》诗，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大小错落，参差变化而又浑然和谐，整篇四十一字一气直下，其布局之美看似天成，实出匠心。他在此作的结尾落款题“鸣喈世世好藏之”，可见他自己对这样的得意之作也是特别珍视的。他的《徵君东溪草堂诗》和《学古帖》的行气、章法安排，字或轻或重，或左倾或右移，似乎全不经意，但通篇却鳞羽参差，气韵生动，使人如置身名山古刹之中，别有一种眼界洞开的爽心悦目之感。

    王铎的书法不追求优美的境界，他所强调的是壮美，是雄放恣肆，变化惊人。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虽然不得已做了贰臣，但在内心深处的痛楚是不会消除的，这种感情很难用言语文字来表达，而用书法这种看似抽象的形式来抒情，则可宣泄得淋漓尽致。因此，看王铎的书法就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力矫晚明的柔媚萎靡书风的意义了。如果说赵孟   因做了贰臣，他的书法也媚而无骨，是书如其人的一个明证，那么评价王铎的书法，却不可以套用这个公式。他是要用书法这种艺术语言来表明他对人生社会的无可奈何和他性格的奇崛与桀骜。想王铎的身世，看王铎的书法，难道不会使我们联想到他面对故国山河，栏杆拍遍，却无力回天的悲壮心情？当我们欣赏王铎的书法艺术时，这一面是不应当忽视的。   

   

    但无论如何，王铎是做了贰臣的。明末还有许多有气节的文人士子，都是致死也决不同清朝统治者妥协的。在这个遗民的群体中，以书法知名的是傅山。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人。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自幼聪颖过人，而生性刚烈。处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经历了种种坎坷和不幸。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科场黑暗，他屡试乡举不第，遂绝意仕途，以行医谋生。明朝灭亡后，他到处漂泊，并组织秘密反清活动，曾于顺治年间被逮下狱。在狱中他绝食待死，被他的门人救出。康熙朝，他被迫赴京应试博学宏词科，他虽到北京，但坚不应考。后来朝廷授他官职，他又拒不受命。

傅山工于书法，其书法创作也如他的人格，刚健、率真、不加雕饰。他年轻时学书，先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似，继而得董其昌、赵孟   墨迹，爱其流利圆转，学之不久，即可达到乱真的程度。但很快便对于董、赵之书产生了厌恶的感觉。他认为赵书虽学右军，却成俗品，原因在于他这个人没有骨头，字也媚俗。他对董其昌也没有好感，认为“老董止是一个‘秀’字”，是把字写‘坏’了。总之，他对柔媚一类的字是特别反感的。而赞赏人品高尚、气节不凡的颜真卿，尤其崇尚颜体之书。以人论书，人格即书格，是他判断书法品位高下的标准。他主张写字“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这种说法连同他卑弃董、赵的观点都不免有些偏激了。

他的书法创作，体现了他的书学主张。看他的行草作品，无论是临写前人的，如《临王羲之书轴》，还是他创作的，如《行草书四条屏》，都是把法度置之度外，只是率意而为，信笔盘旋，在线条的信笔缠绕、起伏、顿挫中，让人感受到的是他的愤激之情与奇崛的性格。他认为作书最不可做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无意与佳乃佳，傅山是深谙此理的。但书法艺术毕竟是借助笔墨来造型构图的艺术，要做到无意于佳乃佳，其前提是必须有深厚的功力。否则，只能是有意于佳也不会佳，无意于佳更不可能佳。傅山的书法固然有不少浑然天成的佳作，但也有不少点画狼籍、失之散乱的作品。这是他虽然立意很高，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并不比董、赵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