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对文怀沙应“宜将剩勇追穷寇”

天籁

作者：于立生



          近20年来，“楚辞泰斗”、“国学大师”、“百岁老人”文怀沙游走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近日，知名传记作家李辉公开强烈质疑文怀沙虚报年龄、“文革”中因“猥亵、强奸妇女”入狱、所谓的学术成就也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2月21日《燕赵都市报》）一时间波澜迭起！
　　20日傍晚，文怀沙亲书一纸“声明”，给一向关系亲厚的凤凰网，表示自己“但求无愧我心”。（2月22日《信息时报》）兹录于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只可惜虽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云云，却只不过犹在回避问题，不过是“动之以情”，而却究非“服人以理”的学理路数！
　　1，“楚辞泰斗”，避不谈楚辞！
　　文怀沙名头虽大，著述却寥寥。而关于其早年著述，曾与共事的舒芜先生去年即撰文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而文怀沙后注《屈原集》，也受到其他专家批评，因“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部《九歌今释》则同样受各方批评，李一氓先生说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地了解原文”，黎汝清先生则称：“有的文法也欠通……”而真正“私淑太炎”（章炳麟）、曾为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的楚辞专家汤炳正先生则曾称：“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2月20日《成都晚报》）
　　至于《鲁迅旧诗新诠》，那就更曾受到茅盾先生的质疑，茅盾先生在1977年致鲁迅研究专家王德厚信中称：“《新诠》‘引’中所谓‘此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2月21日《信息时报》）
　　——以上俱见公开报道，兹照录。
　　而今是“楚辞泰斗”，“声明”中避不谈“楚辞”，唯“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一语带过；“国学大师”在“声明” 中又作“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云云。
　　2，“国学大师”，又如何“炮制”？
　　所谓“‘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正文只三字，即“正、清、和”，下附注解三十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比诸两年多年前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还短，倒也还真可称是“前无古人”，而“后”——恐怕也难有来者了！
　　至于“《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却非著述，而只不过前人典籍之编纂，则这所谓“学术成果”，又当记在谁的帐上呢？
　　而又是如何“编”的呢？其助手李之柔“文老研究的领域很广的。在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上，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会说指导性的意见，具体的工作由下边的班子来做。”——一语倒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而“具体的工作由下边的班子来做。”，又是怎么“做”的呢？一位江苏淮安籍人士报料媒体：2004年他在西安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了《四部文明》编辑部工作——“编辑部在西安市何家村，老板傅光在那里租的房子……这部书到底是怎么个编辑法呢？其实，就是由文怀沙从北京弄来一些古书，我们把古书扫描、复印，完全没有任何的编辑和文笔润饰的工作。正因为所谓的编辑工作没有任何文化含量，只不过是个体力活，所以编辑部成员，只有我一个是大学生，做一些编译工作，其余的六七人，最高学历不过是高中。如果说文怀沙对这部书的编辑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他从北京弄来许多古书。其实，这些古书也都是从国家图书馆拿来的，然后由傅光负责分类，比如《论语》就放在先秦这一部分，我们拿过来直接扫描、复印就行了。我在里边工作了几个月，发现这么浩大的文化工程居然是这个样子，而且薪水也很低，我就离开了。编辑部比较固定的员工，除了傅光，只有两个，一个是小姑娘，在计算机学校学了点photoshop，因为扫描书页的时候可能会有黑边，她就负责把黑边清除，另一个人是从农民工市场上随机叫来的，之所以选上他是因为他当时蹲在地上，看上去很老实……”（2月21日《燕赵都市报》）
　　这倒不禁叫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诗，恐怕还真得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之琳先生已作古；远在英伦怎追女？！
　　在“文怀沙事件”中，“年龄”问题至为关键。20日晚文怀沙之子文斯也撰文《有关家父年龄的说明》解释此事，认为父亲的年龄绝对没有问题——“家父究竟何时出生，作为儿子，我当然知道……我出生于1949年，现已年过花甲。家母出生于1921年……我自幼由祖母抚养，未曾与父母一起居住。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应该是1952年办理手续的）。后来，家父与家母又各自再婚。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并曾经一起追求家母，我无法想像，他和家父有较为悬殊的年龄差距。仅从他与家父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家父的真实年龄。”，云云。
　　“家父究竟何时出生，作为儿子，我当然知道”，则究竟是父生儿，还是儿生父呢？
　　其中所提到的“汉园三诗人”之一，又以莎士比亚翻译驰名，已于2000年91岁高龄故世的卞之琳先生，正是吾乡江苏南通人士，因之曾有关注。
　　卞之琳先生1910年出生，1955年45岁时娶妻青林女士——正是文怀沙前妻，固然不差；但是衡以常情，既娶人前妻，则无论年齿悬差多少，不以兄弟称之则又当以何称之？打个比方，即或卞先生比青林之父还年长，却也还得称青林之父为岳父啊！卞先生娶妻青林，又岂足为文怀沙已“百岁”证？
　　至于说到“卞叔叔早年就是家母的追求者之一……与家父……曾经一起追求家母”，那就更属无稽之谈了！
　　卞先生曾经情有独钟，苦恋追求十四载，意比金坚，刻骨铭心的，是沈从文先生之妻妹、张家四小姐张充和女士。一九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大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卞之琳研究专家、香港张曼仪女士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简编极简，许多事只能略而不记，却特意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1首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其时距初识已经十年……——但1948年11月19日，张充和女士究竟嫁给了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先生；而1955年，卞先生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考其履历：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到南开大学任教；1947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大学做研究员；1949年回到北京，任北大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而文斯《说明》中既称：“家父与家母于1946年抗战胜利后结识于上海，当时家母刚从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然而，她酷爱文学，因此来到上海戏专进修文学，而家父，当时就是这所学校的文学教授。”——卞先生则在天津，从何相识？“1947年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濒临灭亡，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家父与家母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之后，他们携手逃离上海，来到了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以后，首先就要登记，家父与家母当然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家父当时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卞先生则远在英伦；1949年，卞先生回国任教北大，其时不仅文怀沙与青林已结婚，且文斯也于该年“我出生”。“卞叔叔早年就是家母的追求者之一。……与家父……曾经一起追求家母”又从何说起？假使卞先生与青林女士有爱恋，恐怕也将如金克木先生所说的：“古时恋爱在婚后，不在婚前……或爱或不爱都在婚后显现出来”。俗话说，论人，当要知世，果若“与家父……曾经一起追求家母”一说为真，莫不是在那个年代，“为人老实木讷”的卞先生竟热中破坏他人家庭关系？倒是据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曾言：文怀沙在青林怀孕的当儿，又有所爱，青林一怒之下，才离婚别嫁了卞先生。
　　4，“大师”还看梁启超；“孤证”“剿说”何足取？！
　　文怀沙的回应，在凤凰网借视频的形式播出，有佛山田继贤先生就文怀沙于年龄问题语焉不详而只强调”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之断语，——“以笔者之愚见，实在是有愧于其‘国学大师’之头衔。简单说，考据之学或者说考据的功夫可谓国学研究之基本功，而就历史考据或者说是考证而言，即使是当事人自己的说法，对于相关分歧之判断，也是不足以为凭的，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要求，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当有的认识和态度。文氏即坦然的领受‘国学大师’之美誉，却面对自己年龄之分歧，竟然如此简单的、有失学术规范和求真精神之回应，实在是令人费解？”，简言之，即不是学术路数，不合国学大师应有作风。所见深获我心！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清学概论》中即说：“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质疑纷至之“一家言”，又岂足为昭告天下之“定说”？！
　　梁先生其“六”又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文怀沙早年之“剿”茅盾先生“说”致被揭穿，已录于前，此处不赘。
　　2月21日《华商报》有评论文章指出：“在曲江，在西大，在人民大厦，文先生屡次吟起‘平生只流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令人泪下。久后方知，此诗非其原创，有人以铁证相询，他才‘恍然大悟’，将‘著作权’拱手让回清代诗人。”（按：应系民国诗人王世鼐，著有《猛悔楼诗抄》。其人曾深得樊樊山激赏， 评其“诗境凄艳明丽中含古愁”，喻为唐之温李。此两句出其《笛怨辞》十二首之一，全诗为：“笛怨箫清听未真，江湖旧雨散成尘。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
　　而以其弟子自居的崔自墨日前问文怀沙：“你得罪过那个记者？”文怀沙答“他采访过我。那是在上个狗年。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个概念：‘狗放屁’是自然现象；‘放狗屁’是指责人的不当行为；而‘放屁狗’则很可怜，不会看门，只会专业地放屁。哈哈哈。”，一经媒体披露，亦被有见识的网友当即指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论并非文怀沙的发明，而是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骂章士钊时的创举。
　　就是其所谓晚年“独创”的哲学——：‘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也被网友指为“文大师颇善移花接木之术，先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偷换成‘正清和’，也就是‘儒—正’‘道—清’‘释—和’的置换。把文天祥《正气歌》的正，转赠给了孔子，把孔子的‘和为贵’转赠给了释迦牟尼，把道教的‘老子一气化三清’（《封神榜》有这么一回）转赠给了道家的老子。这里，不知道文大师是忘记了‘正气’一说本创自于儒家正脉——孔子孙子思的弟子孟轲，还是为了光宗耀祖，把此说窃归于其先人。经过几番倒腾，儒道释就成了‘正清和’，也就成了文大师‘创造的哲学’。如此‘创造’，与改头换面的抄袭何异？”
　　就是曾被有关媒体捧为“文怀沙经典语录”的，诸如“人不被理解而不生气，这就是君子，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还在小人阶段。”，却也不过只是如《论语》首句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翻版和曲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