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 卫绍生

花雨

作者：卫绍生     

摘 要：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期。两汉统治者苦心经营近四百年的儒家思想防线和文化统治，在战火兵燹中显得是那么不堪一击。传统文化在社会无序、文化失范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可遏制的裂变。道德观念的变异、文化行为的悖论、价值尺度的失衡以及名士风流的初显，都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正处于急速的裂变过程之中。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为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廓清了道路，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而且对魏晋时期的文化整合、文学自觉和文学繁荣，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建安时期；文化裂变；文学自觉
自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上升为正统思想，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然而，迄于东汉桓、灵之世，后党秉政，中涓弄权，以至民声鼎沸，怨声四起，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汉献帝即位，屡遭播迁，尤其是曹操挟献帝都许，借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汉献帝已权威尽失，威风丧尽。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在汉末战火兵燹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文化失范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在发生巨变，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也超越了儒家思想伦理的规范，纵情任性，独立特行，突出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表现个性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

一、思想观念的变异
建安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异，主要表现为各种为儒家所称许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已被打破，而此前不为儒家所接受和容忍的思想观念则借助社会无序和文化失范的特殊背景应运而生。譬如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原则之一的嫡长继承，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嫡长继承是试图使社会演进纳入和平轨道的道德范式，与之相对立的“废长立幼”，则被认为是致乱之源。所以，每当有人试图废长立幼时，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攻击。按照儒家礼教，嫡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就享有当然的继承权。如果生在帝王之家，那他就是当然的储君或太子，哪怕他是根本扶不上台的阿斗，然而，建安时期这一思想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废立天子是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但是，东汉末年君弱臣强，诸侯尾大不掉，权臣常常有废立之意。灵帝死后，何进立少帝刘辩，董卓入京后废少帝而立献帝。董卓专擅朝政，引起大臣不满，诸侯共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袁绍为一己之私，和冀州牧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只是由于刘虞始终不敢接受，这才作罢。废立天子这样的大事，完全凭权臣的个人好恶。只要手中握有兵权，想立谁就立谁，若是有人敢说个不字，格杀勿论。董卓自恃兵权在握，强行废立，先废少帝为弘农王，紧接着又杀了弘农王和何太后，立陈留王为帝。其实，董卓废立的真实目的，是因少帝刘辩是何太后之子，而何太后又是何进的妹妹。有少帝和何太后在，他就难以为所欲为。立陈留王为帝，他就有拥立之功，可以随心所欲。立陈留王为汉献帝之后，董卓迁相国，封?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史家这样记述道：“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由于儒家思想防线的崩溃，这一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相当淡薄，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防全线失守，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许多在过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在建安时期却得到了人们的喝彩与欣赏；许多本来属于可否之间的事情，却朝着远离儒家思想道德的方向发展，并受到了肯定和赞扬。最为惊世骇俗的，是曹操的“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和孔融关于儿子与父母关系的一番高论。
曹操和吕伯奢原是老朋友，因得罪董卓而改名换姓从洛阳逃回家乡。途经中牟，路过吕伯奢家。当时吕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代父设宴，招待曹操，并留宿在家中。到了夜里，曹操听见有响动，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拿他到县里请赏，就把他们杀了个干干净净。之后，他还振振有辞地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事见《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说》和孙盛《杂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宁可我辜负了天下所有的人，也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辜负了我。这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利己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也是曹操这位“乱世奸雄”真实心理的写照。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能够纳入到诸子百家哪一家的思想范畴呢？不能。因为，它是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异。
孔融是孔子20世孙，是孔子衣钵的当然传人。可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孔融并不服膺儒家，而是常常以儒家的叛逆者形象出现。他对父母与儿子关系的一番高论，可以看出建安时期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说：“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母之与子，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在他看来，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最初的动因，是情欲的表现；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好像把一件东西放在瓶子中，放在里面时，二者有一种容纳与被容纳的关系，一旦把东西倒出来，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他把父子关系华丽的外衣剥得一干二净，显露出来的只有赤裸裸的情欲；而儿子孕育在母体，也好比是暂时的寄存。这样一种看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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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尤其是在汉献帝都许之后，影响力不是寻常人物所能比的。孔融不仅是孔子的20世孙，而且还是大名士，在当时的文人中很有影响力。他虽然早在建安十三年（208）就被曹操杀害，但曹丕和其后的评论家还是把他归入建安七子之中，已足见他在文士中的影响是多么地强劲。有这样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持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道德观念，则建安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异，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二、文化行为的悖论
儒家思想道德防线的全面崩溃，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行为获得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以至于相互悖谬，自相矛盾。如果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化行为放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为其自相矛盾而感到迷惑和茫然。
仍以曹操而论，他曾经主张“恶恶止其身”，主张就事论事，反对株连。但他的一些行为却与他这种主张刚好相反。他的父亲曹嵩去官后还居于谯，后因避董卓之乱暂居琅邪。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据守兖州的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其父及家人到兖州。徐州牧陶谦因初平四年（193）曹操进攻徐州，攻拔十余城，杀戮无数，致使“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而衔恨曹操（《魏书·陶谦传》）。如今有了机会，陶谦遂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及其家人，将曹嵩及其小儿子曹德等悉数杀死。曹操为报父仇，发兵攻打徐州，许多无辜惨遭杀戮。

曹操之父被杀，是曹操和陶谦个人之间的恩怨，即使要报仇，对象也应仅限于陶谦及其爪牙，而不能迁怒或归罪于老百姓。纵使大动干戈，目标也应十分明确而有限，而不应该把普通老百姓作为发泄怨气的对象。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呢？但是，曹操此时却不这么看。他既不是儒家思想的信徒，自然不会用一种中庸平和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然而在另外的事情上，譬如对待起草《为袁绍檄豫州》的陈琳，曹操就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处理。
陈琳原是袁绍手下的文士，袁绍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遂发布檄文，讨伐曹操。陈琳是文章好手，援笔立成，起草了一篇讨伐袁绍的檄文。文章从曹操的祖父骂起，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曹操攻克冀州，占领邺城，俘虏了陈琳。陈琳本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不料想曹操却很大度，问陈琳：“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魏书·王粲传》）按曹操的意思，你陈琳要骂，尽管骂我曹操好了，但不应把祖宗三代都骂上，这样做不合乎“恶恶止其身”的道理。
如果推己及人，曹操当初为父报仇，杀戮那么多的无辜，又该作何解释呢？曹操自己是否“恶恶止其身”呢？没有。曹操的文化行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悖论，而且在事实上也是自相矛盾。
曹操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人。他喜欢有才干的人，曾一次次地颁布求贤令，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人才都网罗到他的手下。他公开擢拔那些“有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甚至是“盗嫂受金”之徒，也都可以授予官职。的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曹操帐下可谓人才济济。但是，对于那些胜于自己的人，他却心怀嫉恨。杨修之死就与这点有很大关系。杨修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曹操的那点心思他揣摩得特别透。《世说新语·捷悟篇》所载杨修的几件事，足见杨修是何等聪明的一个人。曹操要修建丞相府，大门初具规模，曹操让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杨修见了，令人把大门拆掉重建，门口建得小一点，这才趁曹操的意。按杨修的理解，门中一个活字是“阔”，表明曹操是嫌门太大；有人送给曹操一杯奶酪，曹操尝了尝，就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合”字，然后给众人。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修见了，拿起来就吃了一口，说：“曹公让我们每人吃一口，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原来，“合”字拆开为“人一口”。杨修太聪明了，并且还把这种聪明用到帮曹植争立太子上，用到政治、军事上，超出了应有的范围，这样一来曹操就不能忍受了，找个借口把他杀了。曹操杀孔融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一个公开表示，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有才能都可以用的人，竟然对真正有才能的人下此杀手，其行为岂不是一种悖论吗？
建安时期，类似这样的悖论很多很多。如果深究这些悖论的深层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条来。但不论怎样，一个时代，如果有那么多有影响的人物的文化行为产生悖论，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就很值得深思了。
三、价值尺度的失衡
社会的无序，文化的失范，必然造成价值尺度的失衡，造成思想观念的模糊和文化行为的混乱，使人们在进行社会和道德评价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标准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没有一定的尺度和标准。如果说建安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异和文化行为的悖论，已经从不同方面说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文化评价体系已经失衡的话，那么，价值尺度的失衡则表明这一时期的道德评价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已完全坍塌，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因此而失去了统一的评价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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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尺度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社会文化行为的评价上。即以当时一些文士择主而事而言，人们的评价就大相径庭。譬如陈琳，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避难冀州，为袁绍典文章。曹操平定冀州，陈琳又归顺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按照儒家的忠义观念，一臣不事二主，臣事主以忠，君待臣以义。但是，建安时期和战国时期很相似，文士都奉行“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原则，君臣相得则合，君臣不睦则离。君和臣是一种相互选择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否得以长期维系，不是取决于一方，而是取决于双方。所以，陈琳为何进主簿时，何进欲招外兵谋诛宦官，陈琳劝他不要这样做，何进不听，反被宦官杀害。陈琳于是避难冀州，改换门庭，成为袁绍的幕府。邺城既破，他见曹操不计前嫌，则归顺了曹操。陈琳三易其主，不仅三个主子对他没有什么成见，舆论也没有过多地指责。毕竟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已经改变，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随之改变了，价值尺度同样也是因人而异。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你可以这样看，他可以那样看，你可以这样评价，他可以那样评价，既不干涉，也不趋同。也许正是因此，才造成了“论无定检，事无定价”。
对寡妇再嫁，建安时期最为宽容。尽管东汉班固《白虎通》已有“夫为妻纲”的说法，但事实上两汉时期夫纲并没有得到振举。西汉初年，陈平娶已经嫁了五次的张负之女为妻。东汉光武帝时，其姊湖阳公主刚刚死了丈夫，就看上了“威容德仪，群臣莫及”的宋弘。只是由于宋弘坚持“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原则，湖阳公主才作罢。到了建安时期，人们对寡妇改嫁格外宽容。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初嫁河东卫仲道，后来夫死归宁，汉末大乱中被胡人掳走，在南匈奴生活了十多年，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曹操知道她失陷匈奴，派人用重金把她赎回，再嫁董汜。十分有意思的是，蔡文姬虽然三嫁，不仅当时的人对她并无轻视之意，而且范晔《后汉书》还把她归入《列女传》。看来，寡妇再嫁不仅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再嫁是堂而皇之的事。

曹丕娶甄氏为妻一事，亦可见价值尺度的失衡。建安九年（204）曹操攻破邺城，年仅18岁的曹丕见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颜色非凡”，有意娶之为妻。这时，袁熙还活着，任职于幽州，而且，这一年甄氏已23岁，比曹丕大5岁。更为令人不解的是，曹操知道曹丕有娶甄氏的意思，竟然把甄氏给他娶了过来。如果说曹丕为甄氏的花容月貌所沉醉，而不顾甄氏还是人家的妻子这一事实，那么，曹操为曹丕娶甄氏，可以说是摈弃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价值标准，而一味地迁就曹丕了。也许正是因此，孔融给曹操写信，信中有“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这样的话，讽刺曹操把仇人的妻子赐给了曹丕。
价值尺度的失衡一方面固然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难以找到合适的坐标，造成了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的混乱，但另一方面，它也促使人们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对那些与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社会文化行为，从一个或多个新的角度给予审视和评价。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个性意识和个性精神因而得到张扬，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所有这些变化，都为魏晋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重建，为文学的自觉和繁荣，作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准备。
四、名士风流的初显
通常以为，名士风流是魏晋文人的事儿。其实，早在东汉末年李膺等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的时候（《后汉书·党锢传序》），就已经表现出名士风范。继之而起的中原士人许劭、许靖兄弟，以“月旦评”的方式品评人物，不仅注意从理论上发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揭示人生的意义，而且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个性意识的觉醒。受其影响，建安时期的许多知名人物率性而为，大乖时俗，不仅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精神，而且显示出名士风范。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袁绍、曹操和孔融。
袁绍消极地接受了汉末党人的教训，青年时期就不愿受官场那一套繁文缛节的约束，也不愿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框范，而是我行我素，任性而为，俨然一副名公子派头。汝南袁家四世三公，势倾天下，为东汉最为显赫的家族。生于这样的家族，袁绍理应对政治十分热衷，但是，青年时期的袁绍心思却不在做官上。他像高祖袁安一样喜欢结交，“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后汉书》本传说他“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禼柴毂，填接巷陌”。
袁绍结交的多是尚武任侠之人，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青少年时期，他和曹操也是好朋友。《世说新语·假谲篇》载其事云：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袁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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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人新婚，即设计夜劫新娘。这件事情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出身名门的袁绍青年时期就不是儒家学说的信徒，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观念，对他来说形同虚设，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像袁绍这样超越名教礼法，标新立异，任性而为，在当时很是有一些人，并且渐成风气。孔融和曹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孔融是孔子第20世孙，东汉末年的大名士。按照常理，孔融应该极力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才是。可是，这位自小就以孝闻名的才子，长大成人之后，对儒家的纲常伦理并不是那么“感冒”，而是颇有惊世之举，骇俗之论。他对父子、母子关系的一番高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恐怕也会令许多人为之瞠目结舌。他还和小他20岁的祢衡相互吹捧。祢衡称赞孔融“仲尼不死”，孔融不仅默许，而且称祢衡是“颜回复生”，把他和祢衡的忘年交比作孔子和颜回的师生之谊。如是寻常人物，随随便便吹捧几句，大可不必当真，可他孔融就不一样了。他是孔子20世孙，他默许“仲尼不死”的赞美，按照正统的观点，不仅是对儒家的不尊，也是对先祖的亵渎。
曹操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在不守礼法方面，他比孔融有过之而无不及。小的时候，他游荡无度，颇精权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曹操当时尚无名望，只有梁国桥玄、南阳何?比较欣赏他。桥玄对他说：“你现在没有多大名声，可以去结交许子将。”曹操听从桥玄的建议，备上礼物，去见闻名天下的许劭。谁知许劭对他不予置评。为了得到许劭的一句好评，他不惜劫持许劭，逼迫许劭为他说几句好话。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孔融是孔子的20世孙，曹操曾居相王之尊，这样一些人物尚且如此蔑视儒家礼教，还有谁肯恪守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规范，为了所谓的“气节”而墨守成规呢？还谁会如此不合时宜地去尊奉儒家学说呢？
顾炎武论两汉风俗，则将汉末风俗之变的原因归咎于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禘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少年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其实，汉末世风民俗的变化，源于社会政治的剧烈动荡，源于儒家思想文化统治的坍塌，源于社会的无序和文化的失范，源于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相互碰撞和激荡。一个或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是顺应时代发展，对时代文化的变革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已。
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既是儒家思想文化统治崩塌之后的必然趋势，也是新的时代的必然要求。它既为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廓清了道路，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又为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的自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曹丕、曹植、杨修，到西晋的陆机，再到东晋的挚虞，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线索。他们对文学本质、价值、功能的认识，对不同文学体裁特点的概括与总结，都若隐若现地表现出建安时期文化裂变的痕迹，显示出建安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相互碰撞与激荡的力量和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就没有魏晋玄学的兴起，没有清议之风的炽盛，因而也就没有以谈玄、清议、饮酒、服食、发牢骚为主要特征的魏晋名士。
当然，建安时期只是文化的裂变期，而非文化的整合与重建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主流意识（如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共生共存，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选择。魏晋玄学就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共同选择的结果，虽然这种结果只是给魏晋士人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身心的快乐，而没有给整个社会和时代带来更多的福祉，但时代文化还是作出了这样一种选择。这是传统文化的幸运，却不是魏晋时代的福音。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