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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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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2 16:52: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佚名


二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梁启超所倡言的“新史学”,除现实社会运动的推动外,大部分思想来自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实质上可以说,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的开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则把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大声疾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这三项主张是相关的,中心思想在于要建设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和东方学。关于语言学和东方学我们暂且不论,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是要把历史学置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学是科学研究,不是写历史书,要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利用科学方法寻找、考证、整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是,这种搜集整理与以前又有所不同,以前是以文献资料的考订为主,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在进化论史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去从事考古发掘和各种实地的采风问俗(包括对历史记载进行语言学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新历史考证学派无可争议的工作核心。  

为什么如此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呢?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进步的标准有三条:“(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因此,傅斯年说:“我们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这三条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12]利用不断扩张的新工具,客观的整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材料,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沿着这条路向,不断研究下去,必能得到对于历史之近真的认识,这恰好符合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  

傅斯年强调科学的研究,要与国际一致,不能囿于一隅之见,不能自外于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潮。强调了要客观处理史料,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反对史学的致用观。这种主张“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兰克、莫姆森之著史立点”[12]。傅斯年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13]把实证史学沿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着意进行了强调。重视原始资料,强调对文献的批评考证,主张客观的整理研究,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并且强调集团式地研究,要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这些都是与实证史学的基本主张相吻合的。  

据傅斯年学生的回忆,他回国后,自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根据对这些情况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傅斯年等人所要建设的近代史学,正是以西方的实证史学为参照的新考证史学,所不同的是,他们又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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