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再现与历史书写（9）曾蓝莹

文潮

曾蓝莹

(美国耶鲁大学)

  

《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

  

  

  

“唤起舆论”的社会沟通

  

    如前所述，胡政之“希望阅者别仅以通常艺术品目之”的看法，深深影响报社对赵望云农村写生画的定位。这些作品并不在文艺副刊上发表，却在报道地方新闻的版面上连载。大公报社如此处理赵望云的写生画是成功的。与《大公报》关系密切的陈纪滢曾追忆，“全国读者(包括江南)一拿到大公报，都争着看赵望云的农村画”，并认为“他的画，有亲切感；比文字更较真实动人”(陈纪滢，1974：115)。在《大公报》担任发行工作的李清芳，则以为“赵望云的农村写生?是受读者欢迎的?为报纸打开销路创造了条件”(李清芳，1991)。其实，1933年的《大公报》已稳居北方第一大报，发行量在9万份以上。①

赵望云的写生画天天与9万名以上的《大公报》读者见面，其社会沟通的能量在当时是惊人的，特别是与受制于场地而观众有限的画展相较；他1928年所参加的中西画会展览，进场的观众只有两千名②。吴组缃和含沙摇笔推介赵望云1936年的南京画展时，不约而同地都从他们在《大公报》上曾经读到的农村写生画谈起(吴组缃，1936；含沙，1936)、当时仍是孩童的王崇民，对赵望云的画也留下印象：“作为一个小学四五年级……已开始半懂半猜的大公报……我记得就在这个时期或略晚一些，大公报上开始连载赵望云的墨笔农村写生画，好像是以密云一带的农村为背景的。”③他并且提及“故乡是在华北的一个农村。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所谓‘耕读传家’式的人物，可幸他还是一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这可从家里长期订阅著一份天津大公报和一份上海申报得到证明”  (王崇民，1978)。可见，《大公报》不但深受平津都会区知识分子的欢迎，也拥有华北的乡绅读者群。王崇民还记得“当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每天报纸上的战况报道例必由比我大几岁的姐姐解给一些关心国事的邻居们听，而我也就成了她的听众之一”  (王崇民，1978)。若考虑到这类口传情形，《大公报》的影响范围应当远远超过9万名想当然耳的识字人士。

无论如何，在这9万名以上的《大公报》读者当中，最具关键地位的要数贵为将军的冯玉祥。根据他的自述，“在《大公报》的第六版上陆续的登载着赵望云君的写生画。每天看报的时候，最先耀在我的眼前的就是那幅朴素的、动人的图画，而且总要使我的视线在那里逗留很长的时间。我很想把它全部保存起来，所以天天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以便随时翻阅”④。连载期间，冯玉祥也曾在日记里写道：“《大公报》之小画多是乡间人民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