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再现与历史书写（10） 曾蓝莹

文潮

曾蓝莹

(美国耶鲁大学)

  

《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

  

  

  

　　　　　　　　　       结    语

  

    如上所述，就画家和报社而言，1933年的写生通信是对华北农村现况的记录；从读者的眼里看去，也多相信这些画是华北农村的缩影。不过，对追根究底的研究者来说，最后或许忍不住想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农村”究竟是什么?

如果比较赵望云写生通信的图目(附录一)以及他所行经的河北县境的地方记载，如1933年新修刊行的《高邑县志》的目录(附录二)(王天杰，1933／1968)，将可发现两者所呈现的华北农村面貌大异其趣。

    赵望云极力描绘的从事各种劳动的乡民，在《高邑县志》只占一卷不到的篇幅，并且抽象成为物产、特产和实业；反之，《高邑县志》大力包罗的属于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内容，则几乎不见于赵望云的写生通信。两者即使有所交集，表现出来的样貌也大不相同。以耕种活动为例，赵望云所画的《隆平村野代替牛马的播种人》(图37)是相当极端的状况，较居中的例子应如《清河农人播种棉花》所见(图43)，描写三名农人合力播种的春忙景象，一人在前拉着背负播种机的驴子，一人在后推着播种机前行，另外还有一人在旁跟着撒种(赵望云，1933／1999：257)。《高邑县志》收录的《农民耕田状况摄影》(图44)，则见一农人扶着由马驾辕的耕犁，马匹看来还颇健壮。根据1927年平教会人士对河北定县四百户农家所进行的调查报告，拥有马匹的农家仅占9．3％，拥有驴子的多达37％(Gamble，1954：87)。







  

另一份定县经济报告书则显示，一匹马在1933年的市价为81～115元，一头驴的市价约43～52元(李景汉，1934：339)。可见，《高邑县志》附印的照片呈现的是经济状况居上的农家，赵望云写生画表现的是经济条件中下、甚至垫底的农户。

这样的比较，说明了文字史料(方志)并不一定优于图像史料(写生通信)。因为，我们很难说《高邑县志》比赵望云的写生通信更能代表30年代初期的华北农村；我们只能说两者各代表了华北农村不同的部分：《高邑县志》呈现的是乡绅眼中的农村，写生通信呈现的是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农村。如此，影响历史书写的关键因素便不在于以文字或以图像为之，而在于“再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如此再现”。换言之，无论运用文字或图像所进行的历史书写，都免不了“再现”的过程。赵望云1933年的写生通信再现了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农村，仳之所以选择如此再现，与报社期待、时代思潮和个人苦闷息息相关，而这些隐含的作用力，并不影响他再现农村现实的精确程度，只左右了他选择再现的视野或观点。同样的思考模式也、可运用到《高邑县志》：该书再现了乡绅眼中的农村，编纂者之所以选择如此再现，与知识阶层的期待、方志的撰写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等等息息相关；而这些隐含的作用力，并不影响他们再现农村现实的精确程度，只左右了他们选择再现的视野或观点。于是，因着不同的“再现”过程，赵望云的写生通信和《高邑县志》一类方志分别留下了对1930年代华北农村忠实但相异的记录。

  

(本文原载黄克武编(2003)：《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第63～12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6-12-17 18:40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