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视角

花雨

兼论布罗代尔的“整体性历史”与“历史时间”
佚名
　　

    自国史研究萌意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倍加表现出了对或多或少亲历过的“历史的同情与关怀”[狄尔泰语]。国史的“当代”特征无疑直接拉近了历史学家们与研究对象的距离[1]，同时也迫使他们自己深切感受到由自己所作出的历史叙述与解释的后果。  

　　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而言，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像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学思辩。克罗齐认为，尽管“当代史”常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无论是过去五十年，还是过去的一小时或一分钟”。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2]这一理解实际上直接剥去了历史学家们试图披上的那件“距离”外衣，使他们必须在研究目的与对象真实之间作出选择。  

　　且不论“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3]的命题是否为真，克罗齐试图建立的历史研究对象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其实与马克思并无二致。马克思也认为，“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最终必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甚至还应该为社会的发展总结某些规律。但是，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从逻辑上说，文本隐含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受直接的、既定的、继承的条件制约，那么对于历史真实的考察也应该坚持“不是随心所欲地陈述”的原则。而且，那些“被继承下来的条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尊重那种能够投影到现实中的对过去的真实，理解将历史与现实隔阂的危害。否则，历史学家就会成为马克·布洛赫所戏称的那种不懂生活的“古董迷”。因为“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才能培养对于真实追求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5]  

　　上述关于“历史的当代性”的讨论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历史感觉，并借以拓展对国史研究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如果将历史的“非当代性”视为一个“先验”命题[6]，将历史的“当代性”视为一个“现实”命题，那么要实现从“先验”到“现实”的转变，必然要求我们在研究国史的过程中，平等地注重国史研究的现实性涵义（包括国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现实过程与现实方法）。在此基础上，实现话语体系与研究视角的转换将会变得水到渠成。  

　　“国史”与“当代史”之辩：一种“口号革命”的意义  

　　国内的有些学者似乎不太愿意使用“国史”的提法（有人甚至还认为当前的“国史”提法容易与钱穆所称的“国史”发生误解），而力求在“当代史”的提法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侧重于上层政治层面；“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较多地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宽。”[7] 显然，这种对国史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的认识是有见地的，但是臆断地将“国”与“政”相联系，认为“国史”的提法必然意味着“政治史独占局面”的突出，却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时间还是从地域涵盖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当代中国史”实质上并不存在任何区别，因为大陆学者对“‘当代中国史’的历史时间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不存在异议。既然两者在历史时段上是重合的，那么就可以实现互换或者等同。同样，既然“国史”研究的对象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所有方面），那么称谓本身就被显然地被赋予了确凿的当代意义，再用“当代史”以区别“国史”显然在逻辑上是牵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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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精神官能症  2007-1-30 00:36 　 回复此发言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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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视角   
  
　　“国史”与“当代史”之辩应该可以从更深层意义上进行理解。首先，国史之“国”是否仅仅是政治概念，抑或可以视为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受王权政治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方式无一例外地关注“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8]，并且超强的政治力量还进一步压制了对于历史其他内容的思考。政治史的无限膨胀显然将“国”理解为一个超视域的政治概念，进而也引致了黑格尔的“中国不存在历史”、梁启超的“中国自古只有帝王史、政治史”的说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了马克思高度重视政治的历史观念元素，但是却忽略了马克思对于“历史”的理解超越了政治视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既是政治概念，但同样也是地域概念、文化概念（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于“德意志历史”的界定中反映出来），即“理应发生在那种社会之中的变迁的记载；不论是为了谋生，还是为了各种技术和手艺、人类不同行为和不同职业的记载；总而言之，是社会由于自身的属性所发生变革的记载。”[9]其次，尽管中国史学界将“当代史”的出现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大突破，但这种突破却更多地只是表现为一种象征意义，或者说是实现了中国史学界的“口号性革命”，因为“国史”与“当代史”之辩，实际上是一种要求压缩政治对历史诉求空间的潜意识行为。“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惯例的本身就是对压力存在的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既突出了政治权力或意识形态强大的可能影响，当然也包括对研究史料“时代性缺乏”的无奈。  

　　然而，在我们坦言“当代历史学家撰写当代史的客观阻力确实存在”的同时，但却往往又借此忽视对国史研究自身的审视。从研究现状上看，当前的国史研究大致存在着两种倾向，即政治性的国史研究与学术性的国史研究。政治性的国史研究讲求研究的“党性”，突出历史研究的工具性目的[10]，一般不愿将较为精确的社会学概念引入国史研究的领域（这一点是毋庸回避的。因为社会学概念需要进行广泛地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被认为将会导致党性的削弱）。学术性的国史研究则力图追求研究的真实，同时也希望获得目的层面的平等话语权，并试图构建适合于多学科交流的话语体系与分析框架。  

　　在当前中国的国史研究学界，有一种迹象是值得警惕的，即有人既认为必须坚持历史研究的党性，同时也更加愿意将这种“党性”贴上学术的标签，甚至认为除此之外无国史研究的其他形式存在。这种观点无疑具有某种话语霸权之嫌疑，因为学术性国史研究与政治性国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两者是仅仅具有一种角逐性关系，还是可以构建一种共生性关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关键，因为对于政治性历史研究与学术性历史研究关系的辩论，并非仅仅出现在当下的中国，两次大战期间的英国历史学界同样遭遇过这种境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辉格学派坚持“历史合理地向着自由资本主义及议会政治的社会准则和机构制度进步”的信念。这些准则曾持久而有力地限制了英国的历史编纂学。但是，唯理智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职业对非政治化的要求，使得职业准则容忍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包括容忍与历史研究中占优势的意识形态相反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了有意义的争论，并且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进而使得不同的看法并不总局限于对争论的叙述。  

　　笔者认为，从不同的功能出发，政治性的国史研究与学术性的国史研究应该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甚至还应该形成一种“相互怜惜”的心态。这并不是要求所谓的“历史良知”或“历史的人文关怀”。同样，历史本身也曾经给过一个经典的暗示：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罗朗·穆斯尼埃与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之间的那场激烈辩论。尽管并未在17世纪法国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上形成一致，但最终却促使双方在意识形态之外建立了共同的语言。其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逐步强调学术的精确性，并接受了社会科学的概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方向与非马克思主义方向在诸如劳工史的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同心协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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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史惯例与国史“尴尬”：一种路径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以编年体与文献典籍为双重特征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在古代就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与成熟程度。从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突破中国古代在历史方面的学术成就。 [12]然而，恰恰也正是由于这种成就感，使得当前中国的历史研究依然受着传统历史编纂方式之深刻束缚。  

　　与此相比，西方的历史学家在18世纪就实现了对历史文献主义的突破，并且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就“基本放弃了历史主义概念，放弃了对叙述和时间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13]差不多同期，西方新史学运动波及中国。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所谓的“史学危机”的直接诱因——即在与西方历史学界的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无法回答诸如历史著作中人的主体作用、史学的独立自主性、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等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14]。在这一点上，中外传统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大体相同，即传统史学都会形成对于“偶像”关注的惯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认为，传统史学研究存在三个“偶像”，即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及年表偶像。政治偶像是指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夸大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个人偶像是指孤立地描写某个历史人物，而没有把历史人物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年表偶像则是指将历史事件按年表排列，而不去对典型事实进行分析。[15]而这三个“偶像”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就是制约了历史研究方法与风格的创新，使传统历史研究大体无出此三类型。  

　　自1958年最早冠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首版以来，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体制化过程。不可否认，近五十年来，国史研究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回旋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突破。然而，这种突破与政治环境存在高度的关联，并且大多建立在史料披露与话语方式学术化之基础上，鲜见其他层面的进展。这也使得迄今为止多部关于国史研究的著作（见下表1）——无论是“宏观史”、“专题史”，还是“人物史”、“事件史”、 “纪年史” 或是有学者提出的“运动史”、“主题史”都遭遇了显而易见的“尴尬”[16]：一是由“宏大叙事”所导致的“大历史”书写方式的单调。“宏大叙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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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只是在展示历史的时间与历史的事件而不是历史的细节，造成了国史研究 “只见骨骼不见血肉”的缺憾。二是由历史研究的党性过度诉求形成了政治史主导、主题史“附属”的局面。几乎所有的专题史都是以政治事件为分期的标志，而未能深刻地思考专题史研究对象自身结构的变迁或者专题研究对象的内生历史时间（本文将在后述中定义这个概念）。三是几乎所有的国史相关著作都是以政治事件为主题词进行历史分期，只有内容上或增或减的变化与史料或多或少的披露。这种研究局面无疑就如同“广种薄收”，甚至可以将数十部宏观通史视为“一体所出”（参考索引多在文献、档案、文件及宏观史相互之间进行），既无法完整地体现国史研究之应有目的，也无法整体性地构造出国史研究之博大体系。或者正是基于此种境遇，使有部分学者将“当代中国史研究能否取得新的发展”，归结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突破史料的瓶颈”。这个观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仅仅将国史研究的发展前途定位于此，恐怕就显得浅薄了。

　　笔者认为，国史研究如果对现状要有所突破，就必须在实现政治性国史研究与学术性国史研究共生争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与本土之外的历史学研究进行平等交流的话语体系与分析框架，而不应该是拒绝其他学科与理论对于历史领域的“蚕食”，因为学科竞争本身也是历史学获得发展的动力之一。而要破解当前国史研究的“尴尬”境遇，则必须解构传统的模式与框架：首先，必须转变对传统历史编纂形式的“依恋”。“史料即史学”观念之本身已经无法被当代的中国历史学界视为是一种共识。傅斯年从冯·兰克的阐释学历史主义那里继承了这一观念，并且确实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欧洲历史文献考证学盛极一时时期，法国的文献历史学家路易·哈尔芬也曾说过，“只要把文献资料按顺序编排起来，历史事实也就几乎自动对号入座。”[17]但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史料的“有意性”与“无意性”。马克·布洛赫批判道：“一个时代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露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众。”[18]马克思也曾告诫历史学家说，不要根据表面价值来看待历史证据[19]，并且拒绝将具体的历史概述变成一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20]其次，则必须推动国史研究定位的转变，实现研究话语的多样化。从现实上看，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对于国史研究的定位及叙述方式的采用依然游标在“历史真实”与“党性目的”、“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21]之间。这一局面使得国史研究似乎陷入了一种由“重（新）写历史”到“历史重（复）写”的循环，而无法跳出政治对历史功能过度诉求的窠臼，导致当前国史研究“文本（基本）一致、话语（基本）一致、结构（基本）一致、内容（基本）一致”的单一化局面。这也正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警告过的，“历史学会犯的惟一错误就是独尊一家，排斥百家，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22]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尽管当前国史研究的视域依然有意无意地维系着与政治史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有一基本原则从来不能例外，即历史的当代性与治史的现实性要求当代历史学家们能够“如实直书”[兰克语]。

　　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是说传统的模式与框架不再具有生命力，或者必须彻底抛弃“政治史”。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政治史应当是历史理解的重要环节。但是，如果将政治史简单地理解为描述政治事件、政治运动、政治任务或者政治时间，那么就会造成前述的“尴尬”。如何从传统的政治史惯例中推陈出新，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年鉴学派与国史研究：一个“擦肩而过”的遗憾

　　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作用无疑是先锋主义式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直接引发了整个西方史学的深刻变革。尽管年鉴学派本身也受到众多的非议，但是对于年鉴学派为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斯多雅诺维奇所认为的，“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望其项背。”[23]特别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整体历史”和“历史时间”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而且还超越了历史学本身，对人文学科诸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历史学”，要求把研究的视域深入到历史的每一个细节；认为应该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统计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同时重视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的研究。在进一步认识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年鉴学派提倡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述史学，即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实现话语方式由描述向解释与分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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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年鉴学派的理论先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来到中国。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研究并借用年鉴学派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布罗代尔的“整体性历史”与“历史时间”概念。但可惜的是，年鉴学派对于中国的影响基本上局限于史学理论领域而并未深入到历史研究的内部与细节。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并未产生“年鉴学派效应”，也根本不具备形成研究流派的基础。其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布氏的“整体性历史”概念与中国的政治史传统是相抵触的。布罗代尔关注与历史相邻的学科的经验和研究，认为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家耳目一新。[24]而政治史的传统则将历史局限在政治的领地内，认为“抓住了政治就等于抓住了社会整体”，并试图侵犯邻近学科的领域（或者拒绝邻近学科对自己的侵犯）。另一方面，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的阐述让中国的历史学们产生了众多的疑问。如果认可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的三维性及“长时段”，那么也就意味违背了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变迁”的根本原理。换句话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接受长时段意味着要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25]

　　笔者认为，上述两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布罗代尔的“整体性历史”与“历史时间”概念的误解而造成的。对于“整体性历史”概念，布罗代尔认为，这是完整系统地认识与理解历史的基础，因为历史的内容与结构是极其复杂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26]，因此，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同时也是他致力于推动历史学进行跨学科交流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历史学难以独立完成认识整体性历史的工作，必须构筑学科的“综合”，“自从我们集合（或许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来自所有‘经典’人文科学的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后，它们都是极其珍贵、缺之不可的，这些所有的新兴力量和新的方法都变得近在咫尺。不要错过利用这些双倍或三倍成功的可能，让我们加速推动这些在全世界都正在出现的走向综合的趋势。如果需要，我们应当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和思想需要的时候进行跳跃前进。”[27]对于“历史时间”概念，布罗代尔在他的成名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时间的三维性，即个人时间（短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和自然时间（长时段）。所谓“个人时间”，是指显著变化的事件史时间，即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政治、军事、外交变化等；所谓“社会时间”，是相对缓慢但有节奏的社会史时间，指经济商业社会人口文化等结构性或局势性的历史演变；所谓“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较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而惟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布罗代尔认为他的“长时段”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过来的，“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28]但是他反对滥用这种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强有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活力和焕发青春但但但必须补充，在我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却喜欢停留在既有的公式，为公式而公式；这难道不正好典型地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危险吗？”[29]  

　　文论至此，不能不起遗憾。自王国维、傅斯年、翦伯赞、范文澜等以降，中国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无太多超越者。而当代众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中，黄仁宇和他的《万历十五年》正是这种“遗憾”的经历者。20世纪80年代，《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时，受到主流历史学的冷遇，在那些传统写作的历史学家们眼中“不值一晒”。但是，二十多年后再版一出，却有众人大呼历史写作“耳目一新”。这个“新”实际上彰显的却是当前国内历史写作的“旧”。黄仁宇暗示，他的“大历史观”及《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手法是在年鉴学派与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形成的。[30] 再有者，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之《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的“专家荐书”页，有学者写道：“葛著《思想史》的基本意义即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思想史也可以这样写法，也可以这样研究。”[31]那么，是不是言外之意就是“此前从未知道可以这样写，这样研究；也从未做过这样写，这样研究。”斯意若此，夫复何言。葛兆光在《导言》中除了论及“长时段”概念外，还提到“焦距和背景”。他认为，我们“很少去想象和推测这种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上的土壤与背景，却把那些只是遥远地影响着思想的政治大事和经济状况当作了拍摄思想者的‘大背景’，全不顾焦距对准的那个人物与背景离得多远。”[32]此与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的“事件与历史”关系的论述是否又如出一辙？

　　“经纬化”的国史研究思路：对历史时段的改造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模式对于社会结构“长时段”的理解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式将历史时间引入了由“经济与政治”交织（马克思并不是无视其他结构，而是认为其他结构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忽略）的网络。通过对时间维度的观察，其他结构一旦具有影响力都会使“经济与政治”结构发生细微变化，并且会在由历史时间与“政治与经济”两维构成的网络中留下痕迹。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则认为，历史不仅仅由“政治与经济”构成，同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往往也不是政治或经济，而是社会中不起眼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并不排斥政治与经济，而是淡化对两者的重视）。这样，对于历史的考察可以通过历史时间维度在由被他们认为是重要的因素所编织的网络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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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布罗代尔也考察历史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时序性上的，即后起的历史事件总是在前期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出现。这种研究的视角能够使我们自觉地按照历史发展的事件线索去寻找适用于历史解释的材料。它可以明确地反映各个历史线索纵向的演变轨迹。当然也可以描述不同历史线索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历史演变的时序性固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但是，历史时间的时序性无疑突出的是历史的纵向轨迹。纵向的历史轨迹可以反映各个历史因素的发展状况，却无法反映某个时期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相互关系对于考察历史全貌而言是极其重要。譬如说，政治制度在社会时间的演进尽管可以被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传统的历史研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引起政治制度变迁的因素是不是就只能是历史性的，会不会存在当时性的因素（即当时的其他社会内容是否对政治制度的变迁存在要求）。

　　笔者认为，从历史研究模式的构成坐标上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两者都是基于历史时间维度的平面坐标。建立在历史时间维度上的平面坐标对于认识历史的全貌是有偏缺的。正如J.H.赫克斯特在评价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著作时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没能提出关于“如何把历史的永久现象与那些飞速变化的现象连在一起这一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困难问题。”[33]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模式的改造应该是有必要的——既从长时段上发现社会结构变迁的轨迹，又从中时段或者短时段上发现历史要素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变迁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为认识真实的历史编织一张“经”与“纬”清晰的“坐标”（见下图1）。此即笔者所谓的“经纬化”。“经纬化”的研究思路首先需要引入“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34]、“内生时间与外生时间”两组概念。所谓内生时间，是指历史要素之内生变量自我变迁的轨迹。所谓外生时间，则是指由外部因素影响所导致的、引起内生变量随外生变量同步变迁的轨迹。一般来说，如果外生变量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则外生时间总会尽力“模塑”内生时间，试图使内生时间与之耦合（使演变的轨迹与频率达到一致或者近乎一致）。

　　有学者认为，国史研究应用布罗代尔的理论框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短时段现象只构成历史的表层。表现为事件的短时段就象“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是很短促的，火光一闪即已过去”[35]，

　　图1 对布罗代尔年鉴学派历史研究模式的初步改造

　　

　　对整个历史的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在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过程中，政治事件、政治运动、政治人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理解显然沿袭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在研究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将事件视为一个整体。将研究对象直接作为研究前提，首先就已经去除了对构成事件之前的各种因素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换句话说，尽管外生变量对于内生变量的影响会直接引起内生变量的变化，但是如果不将变量进行区分，则必然出现直接将外生变量影响当作内生变量自身变化的错误。另外，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关注的是事件的惟一单个性，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事件的特例，也不是看作一类事件的一个，而是应当被看作自在自为的东西。正如加登纳说的，“对事件的这种自在自为的兴趣，正是历史著作的明显特征。”[36]克罗齐也认为，“对既成事实的看法（原意是指应该对既成事实提出质疑）是必要的，它是历史的唯一来源。”[37]因此，对于某个历史事件千篇一律的叙述，其本身就是缺乏对历史事件独特性的认识。而缺乏独特历史认识思维的研究将是一种重复无用的劳动。

　　笔者认为，历史的真实需要由众多事件的真实构成。事件的真实则由按照历史时间排列的要素真实及相互关系真实构成。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并不需要必然地关注事件，而是可以将这些事件放到历史要素的结构中进行解构，使对事件内容的研究转化为对历史要素结构的研究，使对事件变化的研究转化为对历史要素轨迹的研究，使对事件的宏观研究转向对历史要素的微观研究。这种转化将彻底打破传统的以事件为中心撰写“通史”、“编年史”、“专题史”的思维定式，使历史研究的思维与视野深入微观领域。而深入细致的微观历史研究既可以“避免个别解释法的不确定性”[38]，也能够“重新完整地揭示历史的横断面”[39]，同时还可能带来传统历史研究之“立场、作风、思想、方法”的彻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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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历史研究总需要在一个研究的功效区间内作出选择。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与现实距离的远近常常可以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庇护”，以减轻来自研究外部的压力。

　　[2]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4] [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7页；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6] 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过去性或非当代性是无须证明的，因为“历史”（经历过的时间与事件）的称谓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种特性。

　　[7] 高华：“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载于高华个人网页http://www.gaohua.org/xsyj/000052_2.htm，2005年08月06日。

　　[8]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总编辑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9] 转引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鲍曼：《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 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彼得·伯尔哈根在他的《历史研究导论》中提出，“一门摆脱了所有前提的历史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对历史的研究和讲授受到限制，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社会目的。” 转引自[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动向》，第15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11] [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动向》，第14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12]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总编辑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3] 这实质也是马克思所强调与提倡的历史研究方式。参阅[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动向》，第19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14] 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15] [法]弗朗索瓦·西米昂：“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载于《历史综合评论》1903年第6期；转引自陆象淦：“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0-18页。

　　[16] 由各类国史相关著作特征分析，国史研究多采用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手法，少见引入社会学概念与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客观上导致了国史研究方式与历史叙述形式的单一。

　　[17] [法]基恩·洛特、路易·哈尔芬：《秃头查理的统治（840—851年）》。转引自[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动向》，第13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18]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页；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9]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0] [德]卡尔·马克思：“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1] 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18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23] [美]斯多雅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载于（http://www.pep.com.cn/200212/ca34109.htm）。

　　[2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第1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2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第18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2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27]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综合学科：一个没有听众的布道人？”，《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第8－9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28]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第20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2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第20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30] [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序言第3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之《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专家荐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之《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第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3] J.H.赫克斯特：“费尔南·布罗代尔与布罗代尔的世界”，载于《近代史杂志》1972年第44期第558页。

　　[34] 在统计学中，变量是一种将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的概念。将影响事物变化的因素分为两类：内部因素称为“内生”变量，外部因素称为“外生”变量。“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可以建立某种关系方程，其目的就是要体现要素与要素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性影响关系。

　　[3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第17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36] [英]帕特里克·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第37页；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

　　[37]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8] [美]理查德·蒂利：《1815－1870年莱茵兰的财政机构及工业化》；转引自[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动向》，第1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39]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49页；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