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

花雨

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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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一、内容及结构  
《周礼》原名《周官》，有时也称作《周官礼》，它精心构思并细致详实地叙述了据称是周朝官制的结构和组织。经文分六大部分，每部分都对应着周朝等级制中六种首要官职之一，它们又分别相应地负责一大类政务，具体情形如下：  
（一）天官冢宰：首相（掌管全面政务）。  
（二）地官司徒：公众事务官（掌管教化）。  
（三）春官宗伯：负责祖先事务的族长（掌管祭祀）。  
（四）夏官司马：军事官员。  
（五）秋官司寇：掌管刑罚事务的官员。  
（六）冬官考工记：工艺审核记录。  
除第六部分外，每部分的开始都依等级从高到低列举各种属官及其爵级，如第一部分最先列举冢宰——其职权跨越于各专司之上的国家最高官员，最后列举官廷的日常小官如阍人、缝人、染人和履人。接下来，是对爵位不同的各级官员职责的系统而详尽的记述。这类叙述的措辞显得公式化：先记述官名，后接动词“掌”，然后是所讨论职官的明确职责。显然，六部分分别被设计有60个官职，整个《周礼》的官职总数便是360。郭沫若认为，这种6×60的官职结构具有春秋末及战国时代特有的天文学及宇宙论的意义，因此他力驳把此书的本源定得很早的观点。无论如何，根据司文&#8226;布劳曼的列表统计，各部分官啊的实际数字不是理想的60，而是都或是超过或是少于此数。  
原第六部分经文（《冬官》）本是关于司空（公共工程监工）官属的记载。《周礼》在西汉首次为人所知时，这部分经文就已经佚失，遂用《考工记》来替补。这一文献和前五部分的格式多少有点不同，它不列举属官及其爵等、职责，而列举并叙述隶属于宫廷的各色工匠及他们技艺的技术细节，例如，马车、武器和船只的制造等。它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所讨论器物的组成部件。它叙述不同类型的名称及尺寸大小，明确记载负责建造工程各部件的工匠。江永（1681-1762）认为，《考工记》是一本战国晚期齐国人编著的书。他立论的根据是书中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地名和齐国的方言，参见他的《周礼疑义举要》卷六。  
二、本源及真伪  
《周礼》直至西汉才为人所知。《史记&#8226;封禅书》（卷二十八，第1357页）首先以《周官》为题提到它，然后，《后汉书》卷三十（第1709页）著录了“《周官经》六篇”；《汉书》卷九十九下（第4187页）也述及它，书题为《周礼》。荀悦（148-209）认为，书名《周官》变为《周礼》是刘歆（公元前46-公元23）所为（见《前汉纪》，《四部丛刊》本卷25、26）。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8226;叙》重申了这一观点。荀悦认为，刘歆还提议称此书为《礼经》，但对《周礼》来说，这一书题只是偶尔使用。刘歆也试图立《周礼》于学官。由于《汉书》著录时已题为《周官经》，据此可知从刘歆起，《周礼》已经被当为一种经书。  
《周礼》出现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是传统观点，《汉书》卷三十（第1710页）、卷五十三（第2410页）、《隋书》卷三十二（第925页）和部分保存在贾公彦（650年在世）的《周礼废兴》（一般视作《周礼疏》的序言）中的马融（79-166）的概述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直至某一姓李的人将《周礼》献于河间献王（公元前155-前129年在位），该书才为人所知。河间献王即刘德，汉景帝之子，汉武帝之弟。他还是古籍的热情收藏家。他得到《周礼》时，第六部分（《冬官》）已经佚失，因此，他以千金购求，但仍然未能买到，于是用《考工记》来替代。据说，河间献王后来又把它献于其兄武帝的秘府。  
那时，它不仅没有受到官方学者的认真对待，而且，实际上遭到了他们的批驳和蔑视，原因可能是它与其他经文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同。这一批判的细节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可以推测，至少可以说它与很快就要被称为“今文学派”的官方学术把持了学术界这一事实有关。作为古文经，《周礼》不可能引起当时官方学者的多少好感，也不太可能得到他们的客观对待。  


2006-10-29 15:58 回复  

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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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说，秦始皇帝公元前213年焚书时，《周礼》是要特别留意销毁的一本书，因为它如此全面地体现着周王室的传统的、正宗的官制，因之是公然和他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对抗的。这就意味着，无论谁胆敢有意收藏被禁止的《周礼》，他就有生命之虞。这可用来解释它在河间献王之前失载的现象。  
河间献王将它献于秘府后，《周礼》好像除偶尔遭人蔑视外，一直躺在秘府，不为人所接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王莽时期。到王莽时，由于他有意仿周公确立的政府模式设官以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也由于《周礼》已被视作周公的著作，它自然被当作记载国家机构的权威著作看待。在为王莽效力时，刘歆不仅提倡《周礼》，使它摆脱了湮没于秘府的恶运，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努力使其被确立为一种学官。  
随着王莽统治的终结，《周礼》失去了皇帝的青睐，这并不令人惊奇。但是，后汉正统的儒家学者，特别是郑玄（127-200）还极为重视它。这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古代文献，至少在某些人看来，它是周公所著，因此，它就处于正统观点的中心地位。刘歆的弟子杜子春曾准备为《周礼》作注。郑兴（30年在世）、其子郑众（83年卒）和贾逵（30-101）都曾编撰过《周礼》的注释，这是人们所知的事实，但是，除见于其他文献中的一些引文外，它们都失传了。  
王莽之前，已有人持周公撰写《周礼》的观点，但是，第一次正式表达它的是郑玄《周礼》注。一直到宋代，这一观点都广为流行。但是，郑玄在世时，就有何休（129-182）等怀疑论者。现在，已没人认真坚持《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观点了。这有许多明确具体的文献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两大证据是：（1）它的语言显然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古典汉语，不是西周时代的前古典语言；（2）它多处出现确切具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特征的概念和思想，如“五行”、“五帝”和“五岳”等就属此类，它们至早也不应该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文献。这与它的西周早期的出处相矛盾。再者，《周礼》记述的祭祀、法律、丧服、农业技术、分封过程和信仰等都大体上与已知其为战国时代的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其他原始材料相一致。  
关于《周礼》的年代还有另一极端观点。自宋开始，有人主张，《周礼》是刘歆所伪造的，这是他给王莽统治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在文献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早期倡议这种观点的是司马光（1019-1086）、洪迈（1123-1202）和苏辙（1039-1112），较近的拥护者则有改革者康有为（1858-1927）。这一怀疑的总依据是下述一事：《周礼》在刘歆校书秘府时发现它之前，它几乎不为人所知。实际上，在刘歆之前，全然没有关于它的资料。而《周礼》被刘歆所效力的王莽垂青也鼓励了关于刘歆伪造此书的怀疑。  
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反对它是刘歆的伪作这一观点。陈振孙（约1190-1249）指出，《周礼》使用了许多汉代罕为人知的古字及事物名称，这清楚说明其起源早于汉代（《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珍本》本，卷二，21b-22b）毛奇龄（1623-1716）也反对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他提出，《汉书&#8226;艺文志》记载，早在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时，魏国有一名叫窦公的乐师就有一篇称作《乐书》的古书，此书在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时献出。它被证明就是《周礼&#8226;大宗伯》中的音乐部分（《大司乐》章，见经文，《皇清经解》本，卷一六三，第12-22上）。  
为反驳康有为对许多汉代之前文献（包括《周礼》）真伪的严厉攻击，几位现代学者已论证刘歆并不像他们所攻击的那样是个大作伪家。就《周礼》而论，最重要的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推高本汉的论文《〈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通过证明大量《周礼》文字见于刘歆之前的其他文献（即《史记》、《毛诗注》和《尔雅》），高本汉得出结论说，如果不会更早，那么，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周礼》就已以现代人所知的形式与内容相近似的本子存在了，它不是刘歆的伪作。这个年代与传统记载此经首次出现的时间相合。  


2006-10-29 15:58 回复  

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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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893-1980）和郭沫若（1892-1978）同样认定《周礼》是战国晚期的真文献，他们甚至就其作者的具体身分和籍贯作了推测。郭沫若对高本汉所忽略的东周青铜器铭文为依据得出《周礼》可能是晚周荀卿的一位赵国弟子编著的结论。但与此相反的是，顾颉刚提出了它是齐国某人所作的看法，但没有与具体个人相联系。虽然此类假设仍属推测，但《周礼》是一部真正的前-汉代文献的结论仍然有说服力。  
三、注释及版本  
现存时代最早又保存完整的《周礼》注是郑玄注，其中引用了数种年代较早的《周礼》注的一些内容。所有汉代学者注释《周礼》的佚文都已辑入马国翰（1794-1857）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王谟（1778年进士）在《汉魏遗书钞》也辑录了马融注。下一部现存的重要注解是贾公彦疏。这两种注和陆德明的《音义》合在一起是清代之前的此经的重要的注疏。  
清代对《周礼》的研究很广博，其中有三位学者特别值得介绍：阮元（1764-1849），他的成绩是其校勘记；江永（1681-1762），他除在文学学和音韵学的总体研究外，特别对三礼的经文感兴趣，结果是他撰写了《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1848-1908），他编著了78卷本《周礼正义》。  
此经在汉末到唐之音的流传模糊不清。《隋书》（卷三十二，第919页）著录有15种《周礼》研究著作，其中有2种已注明失传。这15种书题包括马融注和郑玄注、王肃（195-256）注和干宝（320年在世）注，还有沈重（570年在世）疏40卷。受陈振孙的影响，孙诒让推测，沈重疏是一个世纪后的贾公彦疏的基础，因为，姑且不论其他，两者的卷数相同。藤原佐世的书目列有9种主要著作，分别冠以《周官礼》、《周礼义》或《周礼》等不同题目；还有《周礼音》1卷，《周官图》两种，分别为15卷、10卷。  
除书目记载外，我们还知道，《周礼》是西魏时的重要书籍。当时，宇文泰（507-556）刻意仿照它记述的官制机构来组建政府。顾颉刚说，这是《周礼》所设计的行政系统第一次付诸实践。  
175年石经不包括《周礼》。只是在开成年间（836-840），它才和其他11种经典一同镌刻立碑，可见于现在西安碑林。  
《周礼》首次印刷是作为冯道932年下令雕版印刷的九经之一。此次印刷在953年完工，其底本是唐石经本。它通称为五代监本《周礼》。此后，《周礼》的流传大致可以从成套儒经的印刷史之中寻觅线索。第二次官方发起的儒经印刷在公元988年到994年间。此次刊刻的底本是五代印本，此次印本称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  
根据《玉海》记载，李沆（947-1004）和杜镐在996年奉命校订贾公彦的《周礼》疏和《仪礼》疏及其他一些文献。他们的工作在1001年完成并呈送朝廷。于是，皇帝下诏在杭州刻版印刷这些著作。这是首次印刷贾公彦所作《周礼》和《仪礼》疏。按照当时的惯例，注疏与经文本身是分离的。我们所熟悉的明清以来将《周礼》和郑玄《注》、贾公彦《疏》一起印刷的习惯，首次出现在绍兴年间（1131-1162）。这一印本通称茶盐司本，或称黄唐本（这是用负责刊刻者的姓名命名的）。  
在它此后的流传中，其影响比茶盐司本还大的是稍晚的一个南宋本——十行本，它之所以称作十行本是因为它每面有十行文字。它可能印于福州，称《（附）释音周礼注疏》。所有后来的《周礼》注疏本的印本都源于十行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五种印本：  
（一）明（嘉靖：1532-1567）：李元阳本，雕版印刷，每面九行，也称九行本。它通称闽本，以李曾作闽地御史而得名。  
（二）明（万历：1573-1620）：监本，通称北监本，其底本是李元阳本。  
（三）明（崇祯：1628-1644）：毛晋的汲古阁本，其底本是北监本。  
（四）武英殿本，1736年，底本是北监本，此本的经文曾用其他版本校订过，因此一些宋以来的文字讹误被改正，优于北监本和毛晋本。  
（五）清（嘉庆：1796-1820）：阮元本。它直接依据的底本是十行本，但也参考上述版本（一）、（二）、（三）及其他版本校订。它以附校勘记而知名。它比其他十行本的派生本都好，但除武英殿本可能是个例外。参见加藤虎之亭《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东京：Kiyota Kiyoshi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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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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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面已叙述的印本外，最著名的《周礼》的私人印本之一是岳珂（1183-1240）本，它是著名的相台九经之一。如果相信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他自己收藏有15种以上的经书版本，他可以确定自己的经文时参照了不止一种本子。他的印本被视作最好的南宋私人印人之一。《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周礼注》的底本都是相台本。  
四、主要研究、译本及参考文献  
20世纪重要的《周礼》研究包括下列各项：  
（一）中文：郭沫若，《周官质疑》，收入《金文丛考》（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9-81页；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1979），第1-4页。  
（二）日文：林泰辅（1854-1922），《周公和〈周官〉、〈仪礼〉、〈周易〉的关系》。这是作者《周公及其时代》（东京：Okura书店，1915年）的第三部分，此书附《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他的另两种研究论文是：《周官所见人伦关系》和《周官所见卫生制度》，分别见《支那上代的研究》（东京：Kofukan，1927年，重版于Okazaki:Shinkosha，1944年）的第335-345和第347-354页。田中利明，《关于周礼成书的考察》（《东方学》42，1971年秋，第16-31页）也值得注意。本田二郎的《周礼通释》（东京：Shuei 1977-1979年）在经文下附汉文注释、日文译文及注释。此书未收入汉文版的主要丛书。  
（三）西文：见查尔斯&#8226;德&#8226;哈勒兹，《〈周礼〉与〈山海经〉——起源及其历史价值》（《通报》5，1894年，第11-42、107-22页）；沈德勒，《古代中国的祭祀》；莱比锡：西班牙印书馆，1919年，第55-77页；高本汉，《〈周礼〉和〈左传〉经文的早期历史》（《远东博物馆馆刊》3，1931，第1-59页）及席文&#8226;布劳曼，《周礼研究》（《远东博物馆馆刊》33，1961，第1-89页，再版于斯德哥尔摩，1961年）。  
《周礼》有一部西语译本，即毕瓯的《周礼》，3卷；巴黎：国家印刷局，1851年；台北重印，成文出版社，1975年。  
五、索引  
（一）《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第37，北平：1940年；台北重印，成文出版社，1966年。  
（二）野间文史，《周礼索引》，中国书店，1989年，其底本是阮元的十三经本。  
（三）《周礼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