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齐、燕的始封及燕与邶的关系

天籁

佚名



关于周初鲁、齐、燕的始封年代，史学界有两说：一说依据《史记·周本纪》，认为鲁、齐、燕始封在武王时，这是传统看法，学者多宗此说；一说综合《史记》、《逸周书》等文献，结合出土铭文，断定鲁、齐、燕始封在成王时，是周公平叛以后的事[1]。

    我认为后一种看法接近史实，鲁、齐、燕的始封在成王之世，而不在武王时。三国之封皆在平叛前后，具言之，封鲁在平叛前夕，封齐在平叛开始时，封燕在平叛结束时。而从总体上看，三国之封都是周公、成王平叛斗争的一种战略布局。

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史记·周本纪》有关周初分封的记载。《周本纪》说：“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师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史记》的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它是武王灭商后实行安定天下的三条方针大计。

     其一，对殷代旧贵族进行优抚，封纣子禄父(武庚)继续统治殷之余民。但据《汉书·地理志》，武王将商代王畿分割为邶、庸、卫三部，而封禄父于邶，“俾守商祀”[2]，于旧王畿中只占三分之一，自然就削弱了殷代旧贵族的势力。其余两地，“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管叔、蔡叔是武王同母兄弟，由他们配合武庚监治殷民，显然还寓有控制武庚的意图，这当是周初统治集团的精心设计。后来以管、蔡、霍为三监的说法也就是由此产生的。

    其二，褒封先圣王之后，稳定周人新的统治秩序。周以小邦胜殷，统治基础自然十分薄弱。为扭转这一局面，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就大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等先圣王之后，正反映了他扩大统治基础的急迫心情。据彭邦本先生研究，武王褒封的圣王之后及异姓邦国，不下数十[3]。这就大大巩固了周人的统治地位。

    其三，武王封功臣谋士，以增强周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首先，他封了管叔、蔡叔，以便控制殷王畿地区。其次，《史记》说他又分封了太公、周公、召公等功臣。但是，这一说法与有关文献相矛盾。如《鲁世家》说：“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燕世家》《索隐》说召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齐世家》《集解》引郑玄注说：“太公受封，留为太师。”《尚书·金滕》、《大诰》、《逸周书·作雒》等文献也记载太公、周公、召公确实没有就封，而是留在了王室，佐助武王处理政务。对这一矛盾现象，应怎样理解呢?

    我们认为，《史记》所载并非无因，它与武王命管、蔡监殷，计划“宅兹中国，自之治民”[4]，即营建洛邑为统治东方的大本营一样，应是武王构想的一种战略布局：在殷人势力颇盛的东部、东南及东北部建立周人的强大方国，以巩固新生的周政权。但是，这一计划未及实现，武王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所以太公、周公、召公都没有就封，而是留佐王室了。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行政当国，三监与薄姑、徐、奄等相勾结，酝酿叛乱。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在成王初年果断封伯禽于鲁[5]，在三监与商奄地区布下一枚棋子。《诗·鲁颂·閟宫》载成王命伯禽的诰辞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诰辞要伯禽至鲁后“大启尔宇”，也透露出了当时东方奄、淮夷、徐戎叛乱在即的紧张形势。

    《史记·鲁世家》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即费)，作《肸誓》。”《尚书·费誓》亦载“淮夷、徐戎并兴”，伯禽“惟征徐戎”事，应为信史。但是《尚书·伪孔传》解《洛诰》周公还政成王以后，“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为“尊周公，立其后鲁侯”。郑玄注也说：“告神以周公其宜立为后者，谓将封伯禽也”。遂与《史记》的记载产生矛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洛诰》后面还有一句“王命周公后”。“王命周公后”者，是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坐镇东都。由于召公留宗周，辅佐成王，这就构成了周初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体制。上引成王命伯禽的命辞于周公曰“叔父”，于伯禽曰“鲁公”，皆不曰“周公后”。此“周公后”非伯禽之明证。


    《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在三监叛乱的次年“作师旅，临卫政(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又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6]讲的就是这段历史事实。成王时《?鼎》铭文：“?周公于征东尸、丰伯、尃古咸?。公归，巢于周庙。”《禽簋》铭文：“王伐商盖，周公谋，禽?。”商盖就是商奄，禽即伯禽。此二器铭文皆可证《逸周书》与《史记》所言非虚，并且伯禽也参加了平叛战事。这次平叛历时二三年，是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的：第一步首先平定管、蔡、武庚，这是叛乱的首恶，即“降辟三叔”；第二步伐淮夷、践奄、灭薄姑，是征伐三监的同盟，即“熊、盈族十有七国”。但是，《史记·周本纪》误置周、召二公“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事于周公还政成王以后，遂将周公平叛的两个阶段当作了两件事，从而造成了文献记载的混乱，并由此引出了史学界关于周初两次平叛说。   

    封太公与封伯禽一样，也是周公平叛的战略部署之一。《左传》僖公四年载齐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段话，据《史记·齐世家》是管蔡叛乱时召康公命太公望的。由于太公在武王时并未就封，所以晁福林先生认为它实际上是成王分封“齐国的诰命命辞”[7]，此说甚是。《汉书·地理志》已洞见封太公在成王时，说：“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但说在灭四国之后，似不妥。因为从诰命命辞上看，太公参加了平叛战争，封齐应在四国叛乱时。黄盛璋先生曾对召康公所说的“五侯九伯”进行过详细考察，指出五侯是薄姑、徐、奄、熊、盈五国，“九伯”指“淮夷诸国”[8]。这也充分证明了封齐在三监叛乱时，是周公平叛的一项战略措施。

    《史记·齐世家》载太公就国时，“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夷来伐，与之争营丘。”崔东璧先生曾指责这段记载失实，说：“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9]其实不然。《史记》之失不在所载的事件，而在于把成王时事颠倒到了武王时期。成王时三监及熊、盈十七国叛乱，声势浩大，形势危急。成王封太公于齐，去讨伐“五侯九伯”。太公“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方有“时难得而易失”之谏。太公听劝，乃“夜衣而行”，兼程至营丘，恰遇莱夷来攻，是一入齐境即面临征战。平叛以后，太公并有薄姑氏故地。故《左传》昭公二十年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至于《汉书·地理志》的说法，则是从成王平叛以后的结果上讲的。可见，明确了封齐的时代，《史记》的记载就顺理成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986年北京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出土周初重器克罍、克盉。承林沄先生见告，二器铭文可释曰：“王曰：太保，隹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使羌、狸?于御髟。克口匽，入土眔又(有)司，用作宝尊彝。”史家都认为此二器铭文所言正是周初封燕事。但因对文中的“克”字解说颇歧异，从而形成两种观点。一说“克”为人名，是召公奭之子，第一代燕侯。另一说“克”为助动词，铭文讲的正是封太保本人[10]。我认为，从《尚书》、《逸周书》等文献上看，武王时召公没有就封，所以此二器铭文中的“王”，应是成王。封燕的史实只能发生在成王时。“克”字解作人名也比较合理。对此，孙华先生在《匽侯克鼎铭文浅见》一文中有详尽分析，应是可信的[11]。

    前文说过，成王时平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镇压三监，即伐管、蔡、武庚，统帅是周公。三监失败，“王子禄父北奔”，平叛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征讨“熊、盈族十有七国”，即《周本纪》所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证明召公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平叛，并为周军统帅之一。


    《史记》的说法得到了成王时铜器铭文的有力证明。《保卣》铭文云：“乙卯，王令及殷东国五侯。”王即成王，保为太保，学者咸无疑辞。郭沫若先生曾释“及”为“逮”，“五侯”为徐、奄、熊、盈、薄姑[12]，是对的。但后来异说颇多。对此，黄盛璋先生撰《保卣铭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一文，充分发挥郭老的观点。论述“及”为“追及”，是“逮捕”之意；  “殷东国五侯”确为“薄姑、徐、奄、熊、盈五国”，与《左传》僖公四年所说“五侯九伯”之“五侯”一致，信而有征。

    但是，在征讨“殷东国五侯”时，周公、召公是兵分两路，重点不同的。周公征讨的重点在东南，是“东伐淮夷，践奄”。召公征伐的重点在东北，是追击北奔的禄父及平定北的反夷。至于东方的薄姑，可能就由太公继续解决了。成王时器《太保簋》铭文云：“王伐录子耳口，?厥反，王降征令于太保。太保克敬无遣。”有的学者曾释“录子”为“禄父”，虽未必正确，但此录子为追随禄父叛乱的商王族之一支，则无问题。太保奉王命征伐录子，唐兰先生说：“显然是随着王子禄父北奔的路线”，应是合理的[13]。孙华先生据《小臣?鼎》铭有“召公建燕”一语，推断说：“很可能通过这次军事行动，周人的势力范围才扩展到北方的‘肃慎、燕毫’之地，燕国的建立很可能就在这时。”[14]这个推断很正确。但他误信周初两次平叛说，遂把封燕之事判在周公归政成王以后，则与书传不符。在周初平叛时，于征服之地随时封建国家的现象是存在的。如《沫司徒?簋》铭云：“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于卫。”唐兰先生释为“王来征伐商邑，命康侯在卫地防守边境”[15]，非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杜预注：“鄙，边邑也。”杨伯峻先生进一步注：  “皆鄙者，皆居边邑也。”由杜、杨注来看，  “啚于卫”，是说从宗周看以“卫”为鄙，而令康侯“居”于卫，与申生、重耳、夷吾居于曲沃、蒲城、屈一致，是封于卫。此说与《逸周书，作雒》所说平定三监后，“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东”正相符合。由克礨、克盉铭知，成王令克“使羌、狸、?于御髟”[16]。可见，封燕也是在召公平定燕地以后随之发生的事，是成王、周公镇抚北方的战略部署，不在成王大分封时。

我们还可以从《左传》与《诗经》等文献上找到一些封燕在大分封前的线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谈成王大分封，有“邗、晋、应、韩”四国。杜预注：“韩国在河东郡界”，误。杨伯峻注：“其本封当在今河北省固安东南之韩寨营”，是正确的。《诗·大雅·韩奕》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释韩在“左冯翊夏阳西”，即今陕西韩城，释“燕”曰“安”是错误的。《今本竹书纪年》曰：  “成王十三年，王命燕师城韩”，此可以证“燕”为国名。但俞正燮《癸巳类稿》认为此“燕”为姑姓的南燕[17]，亦误。黄焯依据王符《潜夫论》、《经典释文》引王肃说、《水经注》论定此“韩”为“近燕之韩”，“燕为北燕”，说“若以燕为南燕，无论韩在固安，抑在韩城，皆属难通”[18]。《诗》又云：“其追其貊，奄受北国。”顾炎武《日知录》曰：“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也证明韩在周的北国区域，与北燕相邻[19]。韩既为大分封时所建，燕的建国一定早于韩，否则燕自顾筑城之不暇，又怎能为韩国筑都?由此可见，召公北征胜利封燕，成王亲政后又封韩，周王室对经营北土是十分重视的。  

二   

王国维曾在《邶伯器跋》一文中提出“燕即邶”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学者尊信王说，燕与邶国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燕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燕是自商代以来就存在地古国，武王灭商以后，周人在古燕国的旧地上重新封建了姬姓的燕，这一点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我认为，与燕相近的周初的邶国，也是一个自商代以来就存在的。它应该是殷墟卜辞所说的北方。兹列数证如下：




1．于北方奴擒?(卑、屯南)2170)

2．于北方乎南飨?(《怀特》1379)

3．辛亥卜，北方其出?(《合集》32030)

4．庚寅贞，王其征北方。

……寅贞，王……北方惟……伐，令途（屠）……方。（《屯南》1066）

上述卜辞，依据传统分期方法，l、2条属于三期廪辛、康丁时期；3、4条属于四期武乙、文丁时期。其所说的“北方”即是名北的方国。尤其是“北方其出”一条与“刀方其出?”(《粹编~》1188)“?方出?”(《铁云》1214)“贞，?方其亦出？” (《林》2．19．5)“贞，?方其出?”(《人》1092)“土方出?”(《明》1604)等辞例完全一致。而刀、呈、土等方即为方国名，那么，北方也应该是方国名。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已认识到了“北方”的存在，并举“辛亥卜，北方其出”一条为例。但是，他又做出了颇为犹疑的判断，说：“‘北方’可能指北地的方国，犹如后世的朔方；也可能是北方，与周初的北国(即邶)有关。”[20]我认为陈梦家先生说“北方其出”的北方“可能指北地的方国”，是不对的。因为与北方同例的刀方、呈方、土方等既是独立的方国，而不能说成是刀地的方国、呈地的方国、土地的方国，则北方也不能是指北地的方国，而应是指独立的方国。当然，在殷墟卜辞中，北方有时也用来泛指北地的方位，如“北方受禾?”  (《合集》33244)  “辛亥卜，内贞：帝于北方曰伏风。”(《合集》14295)等辞即其例。但是，在卜辞中，凡指东、西、南、北等方位的辞，更多的是用“土”字表示，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四土。这种习惯用语直到周代仍然存在，如《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大夫詹桓伯说：“我自夏以

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所以，陈梦家先生所说的后半句，即北方“可能是北方，与西周初的北国(即邶)有关”，应是正确的。周初的邶国见于金文。 1890年河北涞水曾发现邶伯器，王国维据以论定说：“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灭支      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也说邶国“在今易水、涞水流域”。可见，北方即北国，因其地望在殷王朝北部，故以“北”字命名。

    但是，王国维的文章也有失误之处，即把金文中的古北国与《诗经》中邶、庸、卫的邶国牵混为一，说“邶即燕”，并以奄与庸声相近，进一步推论庸即鲁，把《汉志》所说商王畿“邶、庸、卫”三地扩大到了河北涞水与山东曲阜。《汉志》所云商王畿仅局限于河内，谓周公尽以其地封康叔为卫，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已批评它是“国大非制”，更何况王说将它扩大到河北与山东?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子产论周初分封说：“昔天子之地一圻，诸侯一同，自是以衰。”杜预注“圻”为“方千里”，“同”为“方百里”。《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可信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周初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吕氏春秋·观世》说；，“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证明周初天下诸侯、方国千而有余，那么其封疆必如《孟子》所说大者百里，小者七十里、五十里而已。武庚的封地断不会北至河北涞水，大到可与周王畿相比肩。

    《左传》定公四年载，春秋时卫大夫祝鮀说卫国初封的疆界是：“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于有闫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卫大夫自论本国封地，是不会有误的。这个封地，据杨伯峻先生综合各家说后注云：“武父未详”，“此圃田以地望推之，或即郑之原圃”，“原圃即郑之圃田泽，《水经，曾水注》云：‘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里许，南北二十里许’。”“杜注：‘有闫，卫所受朝宿邑，盖近京畿。’江永《考实》谓‘昭九年，周甘人与晋闫嘉争闫田，及闫地近甘，则有闫之土亦当近其地。·’当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相土之东都为今河南商丘市。然《通鉴地理通释》四云：‘商丘当作帝丘。’则东都当为今河南濮阳县。”大致不出今河南北部偏东地区。卫封兼故邶、殷两国，在当时已是头等大国，号曰“孟侯”。邶仅为其一隅，怎会大到河北涞水?    -    ·    ，



    所以，金文中的邶国与《诗经》中的邶国必然是两个国家。这种两国同名的现象为先秦封国所常见。如，燕有南燕、北燕，虢有东虢、西虢，吴有句吴、北吴，韩有姬姓之韩与武穆之韩等。    ·

    金文中的邶国，据唐兰先生说，因其参加纣子禄父的叛乱，已被成王伐灭，其领土之一部并入了韩国[21]，其余应如刘起釪先生所说，“在西周之世早巳并入燕了”[22]。

    1962年在湖北江陵发现一批西周早期铜器，其中七件有铭文，曰：“北子?甗”，“北子?鼎”，“作北子口簋”等[23]。林坛先生说其铭中“?”形系族徽，“这一族徽起源于商”[24]。这可以看成是金文中的邶国为商代古国的又一明证。这批“北子”器可能是作为周人的战利品，通过“分器”的形式流入江陵地区的。

    关于《诗经》中的“邶”，《汉书·地理志》于“魏地”一节中说得最清楚。上文虽提及，仍有必要详加引征：“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后汉书·郡国志一》亦云：“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国，南有宁乡。”《说文·邑部》云：“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邶卫鄘谱》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郑说邶在纣城以北，与《说文》同，甚是。但其说鄘为南、卫谓东则误。金景芳师说：“邶，谓在殷之北；鄘，谓在殷之东。’[25]刘起釪先生也说：“鄘即东”，“卫即殷”[26]，都是正确的。武王封纣子禄父(武庚)于邶，命管叔尹庸，蔡叔尹卫。尹即正、长，是管理之意。《汉书·地理志》又说：

      《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  “在浚之郊”；《j率》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汉志》所言，有《左传》为证，是有根据的。清儒陈启源也说：“季札闻歌《邶》、《鄘《卫》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无邶、鄘、卫，其德化何由遍及三国乎?”[27]邶入于卫，前人无异辞。而庸入于卫，则与《逸周书，作雒》略异。上引《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中旄父，学者皆认为是康叔之子康伯髦，又名伯髦父。东即庸。这句话是说周公把庸封给了中旄父。孙诒让《邶鄘卫考》说：“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实尽得三卫全境，以其地闳广难治，故依其旧壤，仍区殷、东为二，以其子弟别治之，如晋文侯弟成师别治曲沃，东周惠公子班别治巩为西周君之比，是中旄宇东，虽专治其邑而仍属于其父，则与三监分属微异。逮康叔卒，康伯嗣立，而东遂不复置君，故采诗者三卫不复析别。是三卫始时三监鼎峙，中则殷、东虽分二宇，而实统于一属，终乃夷东为邑而与殷合为一，其事可推迹而得也。”剖析三卫之地分合始末甚详，可以信据。

    陈盘先生辨析河内之邶非涞水之邶，谓武庚之封目的在“俾守商祀”，其封地绝不会远到河北涞水，而当在“纣城(淇县)之东北，亦即殷都(今安阳)之东南”，甚精当。并指出《诗》之邶在涞水说有三不通：“一者与以上所论邶、鄘、卫三国同风接壤而距朝歌甚近之事实不合；二者与邶城、邶水等遗址相去甚远；三者康叔之封卫也，兼有三监，如邶在涞水，鄘复在鲁，则康叔之封域方且千里，真孔冲远《正义》所谓其广延反过于周公矣。”[28]也是对的。但是，陈先生与王国维一样，因不知金文之邶与《诗经》之邶实为两国，所以断言“涞水殆不可能复有一邶国”，“涞水之邶者”，乃“河内邶国之迁地”。自今日看来，也与史实相违。


    最近，刘起釪先生说：“‘卫’在今以淇县为中心的豫北地区；‘邶’在今漳水以北的河北省境内。” [29]如果刘先生此说的“卫”，包括了邶、鄘、卫三地；此说的“邶”为自商代以来就存在的古邶国，那就是至确之论了。可惜的是，刘先生误信王国维合金文之邶与《诗经》之邶为一的说法，所指的“卫”并不包括邶、鄘，所指的“邶”也不是自商代以来就存在的古邶国，则就是错误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鲁国始封在周公平叛前夕，齐之始封在平叛开始时，燕国始封在平叛刚结束时。三国之封都是周初平叛和镇抚东方的一种战略布局。周初的邶国有两个：一为金文之邶，在河北涞水流域，是自商以来就存在的古国；一为河内之邶，系武王分割商王畿而封武庚者。后来，涞水之邶并入了燕、韩，河内之邶并入了卫国。近世以来，学者们关于邶国地望的争论，或说在河北，或说在河南，皆由不知邶国有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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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孙华《匽侯克器铭文浅见——兼谈召公建燕及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晁福林《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 见《逸周书·作雒》。

[3] 见《武王之世分封的初步探讨》，《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 见《何尊》铭文。

[5] 《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三统历》云：“成王元年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刘歆误以为周纪年中有周公七年。其实，周无周公纪年。成王元年即接武王末年。

[6] 薄姑为齐地的独立国家，这里《史记》误把它当作了奄君。

[7] 见《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西周史论文集》(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48页。

[8] 见《保卣铭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13页。

[9] 见《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10] 参见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

[11]  见《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

[12]  见郭沫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0—322页。

[13]  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一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

[14]  孙文见《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

[15]  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一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  见林沄《释史墙盘铭中的“逖般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l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17]  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韩奕燕师义》。

[18]  黄焯：《毛诗郑笺平议》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0]  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0页。

[21]  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二。

[22]  见《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

[23]  见《江陵发现西周铜器》，《文物>>1963年第2期。

[24]  见林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古文字研究》第5辑。

[25]  见《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26]  见《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

[27]  《毛诗稽古编·邶鄘卫》，《清经解》卷六一。

[28]  见陈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议异续编》(二)，《史语所集刊》第32本。邶城，陈谓今汤阴县东南有北城镇；安阳县东、汲县东北并有邶城。邶水，在滑县白马城。

[29]  见《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