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的异国爱妻：戴乃迭

花雨

来源：《人物》



　　戴乃迭与杨宪益，堪称中外联姻珠联璧合的典范。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后易名为Gladys Yang,于1919年生于北京一传教士家庭。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乐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并负责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学）事务；后又帮助中国创建工合组织（CIC），致力于赈荒救灾工作。母亲塞琳娜是传教士兼教师。戴乃迭行四，上有三个兄姐，下有一个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春节的庙会，元宵的花灯，清明的风筝，以及花轿、人力车、胡同和小金鱼，特别是那拉煤进城的骆驼队的悦耳的驼铃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优渥，在抽屉胡同有座玲珑别致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边还有栋小别墅。夏日她与姐弟们在海滩数脚印或骑毛驴游戏；冬日到燕京大学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与姐姐骑着童车在马路上玩耍时，被几个好奇的大兵围住，向他们发问、逗乐。母亲为此深感不安，于1926年带着儿女们返回英国。

　　戴乃迭在柴郡先读一年小学后，入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课很出色，曾荣获一项国家奖学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B,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

　　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自结识杨宪益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两位异国青年日后在翻译界（中译英）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是时，他们合作译出了《离骚》。戴乃迭说：“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译文发表后，着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大吃一惊，幽默地评论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1940年某日，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的宿舍中开了一个早餐会，正式宣布他与戴乃迭订婚的消息。

　　此前，戴乃迭的母亲已知女儿与一中国青年谈恋爱，明确表示反对。她召回正在巴黎度假的女儿，严正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并预言：他们的婚姻不会持续4年。戴乃迭是位有独立主见的女性，不为母亲的告诫所动。倒是父亲老泰勒开明、豁达。他知道后，为两个年轻人祝福，但仍告诫女儿：“先别忙着结婚，一定要在中国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可以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

　　1940年杨戴二人由沈从文、吴宓推荐，接到西南联大的聘书，决定回国。戴乃迭在办签证时遇到了点小麻烦。

　　签证官员问：“你一个年仅21岁的姑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中国？”

　　“我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我有合约。”

　　“你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

　　“我跟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

　　“你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了两位太太呢？那我们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官员这才放下心来，给戴乃迭办了签证。

　　是年夏，他们经加拿大到香港。那时因战争故货币贬值，杨家已败落。杨宪益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穷人，路费还是向准岳母借的。到了香港他们已囊空如洗，困居数周后，准备变卖行李结账。幸得戴乐仁的旧友陈翰笙博士周济，才于中秋之夜飞抵重庆，与逃难抵渝的杨母团聚。
杨母徐剑若租住的是中央大学罗家伦的房子。她本反对儿子与洋人结婚，但与戴乃迭相处一段时日后，觉得戴乃迭通情达理，十分贤惠，便接纳了。罗家伦爱才，听说杨宪益要到西南联大，便动员他们到中央大学教书。杨母担心儿子到昆明后的安全，也希望他们留下。他们夫妇被分在中大柏溪分校。初回中国，杨宪益夫妇很不适应，杨宪益仍按自己的行事风格处世，“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政治问题，因此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杨宪益在自传中如是说。一次有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的看法。戴乃迭直率地说，她从来不喜欢这一类组织，因为这使她想起纳粹的盖世太保。这话传到学校当局耳中，当时的英语系主任张沅长（罗家伦内弟）怀疑她是英国共产党的特务。“要不，一个英国的年轻漂亮的女郎，决不会下嫁给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穷知识分子的。”学校当局乘他们夫妇上课的当儿，多次秘密搜查他们的住所。

　　第二年夏天，学校拒聘戴乃迭。戴乃迭晚年在她未完成的自传里说：“数年之后，已经解放了，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更名为南京大学。学校里发现一张黑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下面还有小注——‘英国共产党员’。这让我的同事们又是惊讶，又觉得好笑。”（1950年前后戴乃迭在南京大学执教）

　　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以及杨的大妹妹杨敏如与罗沛霖在重庆同时举行婚礼，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杨敏如是南开教师）为两对新人证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留英派）是戴乃迭父亲庚款基金会的同事（同为理事），也被邀请。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驻华大使夫妇。“我们俩是席中唯一的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间，杭立武表示希望杨宪益加入国民党。杨宪益说：“‘君子不党’，这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婉拒。

　　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亲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绍她到齐鲁大学执教，校长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后，齐鲁大学校长易人，原聘书作废，不得不去条件更艰苦、薪金更微薄的光华大学。儿子是1942年8月出生的，杨宪益为其取名“烨”，有光辉灿烂、明盛美茂的意思。杨烨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奈工资低物价贵，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戴乃迭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乃迭不会抱孩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着烟卷，可怜啦，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着睡觉的。那两年，他们夫妇为了生计，带着幼小的儿子坐拉货的“黄鱼车”在川滇公路上倒腾了七八次之多，杨宪益还当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人质。直至1943年秋，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走翻译之路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