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的心不会变 杨宪益：真名士自风流

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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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北京什刹海后海一带的这幢杨家小院，门户洞开，窗明几净，绿树葱郁。房厅里的北墙之上，一对手书条幅悬挂于墙，上面是王世襄先生亲笔题书:“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记得还是杨宪益先生过90周岁生日的时候，他送给了我一本书，是高等院校统一教材《大学语文》，其中有一篇杨宪益的散文《竹》。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位有良好修养的文化老人，总是能够向我们后辈的人传送一些美好又有益的文字。一位好的文化老人总是关心晚辈的。他们待人接物态度和蔼，与人交往真诚有童心，仿佛是与他们的名气和年龄成为正比的。只要晚辈的人有所请教了，他们便会敞开家门，拱手礼让，让你坐下。关心你住得远吗？热心问你喝点啥？接着与你一同坐下。老人会侧起发聋的耳朵，眯缝双眼望着你，一五一十把他们心中和身历过的事情，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现在我眼前的一位文化老人正是如此。这位先生今天己经94岁了。他的名字叫杨宪益。

杨宪益先生的聊天讲话不乏幽默与情趣，所以访问杨老是一件快乐的事，也是一件增加知识的事。每当有人问起杨老的翻译成绩时，他总会谦逊地说，其实自己这么些年也没做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一点德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英文什么的。其实译文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类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倾听杨宪益谈话之间，我们不时会注意到杨宪益先生身后的墙上，一对镜框里杨先生和杨宪益夫人的唐装素描画像。多少年来，杨家搬了多少次，可是他们夫妇的照片依然静静安挂。杨宪益夫人过世10年了，杨宪益依然还是能够默诵自己写的那一首怀念爱妻的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杨宪益先生的生活和学问总是跟他的夫人戴乃迭分不开的。杨宪益1915年元月出生于天津。杨宪益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祖父的8个儿子都是留学生，杨宪益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后来杨宪益的父亲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成为中国当年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杨宪益少年时代分别住过天津日租界和法租界，他对花园街印象一直比较深刻。

杨宪益21岁时考进了牛津大学，1940年他与英国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决定共同返回中国定居。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出生地在北京，所以她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她是当年杨宪益留学英伦时期的同窗挚友。由于兴趣相投，他们成了一双红尘知己。戴乃迭当时芳龄21岁，申领入华护照的时候，英方官员不禁纳闷: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洋姑娘，为何非要去正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呢？然而当时戴乃迭小姐却“一意孤行”地说:我要和我的中国未婚夫一起去。就这样，年轻的夫妇身上只揣着50英镑，从南安普敦开始了他们此世一生的双人旅程。经过长途跋涉，辗转上海香港等地，历经了数次险途，终于借钱到达了家人所在的重庆。杨先生讲过，他们在抗战时刻毅然回国完全是冒了险的，如果两个年轻人没有理想的话，是回不到祖国来的。杨老回忆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己和戴乃迭在重庆婚礼上的证婚人，一个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还有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回祖国，到了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一直勤恳效力于祖国。经著名学者向达推荐，1951年杨宪益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曾经和钱钟书先生共事。他到外文出版社之后，差不多一直从事着一项业务:翻译。杨宪益的翻译作品很是丰盛，比如中文译英文的主要作品有《离骚》、《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鲁迅选集》等等。杨宪益曾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78岁的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生活上的杨宪益夫妇都是质朴从简了一辈子的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北京城西百万庄的外文局宿舍楼，一住就是40年。1994年杨宪益为了夫人身心健康缘故，搬进了友谊宾馆专家公寓，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都曾是杨戴夫妇的邻居。后来由于戴夫人过世，杨宪益搬出了友谊宾馆。离开了这一片住过许多洋人名家的寓所。搬出搬入，都是为了戴夫人。

不论杨宪益戴乃迭的生活怎样千辛万苦，他们都没有分开过。来自异国他乡的女性戴乃迭，始始终终钟爱着杨宪益。无论身着中式丝质短袖旗袍跟杨宪益结婚，还是在“文革”中夫妇共蹲4年大牢的磨难日子，两人永远都是心心相映的。杨宪益回忆说:没有被多灾的生活磨难搞成精神崩溃，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光明的。杨老记得，在他们夫妇相亲相随的日子里，杨宪益常常是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速流动。无论在英伦还是在中国，杨宪益都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家常语言，杨宪益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由此落下有趣的话柄:戴乃迭埋怨自己汉语不大流畅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老公的英文过分熟练。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可谓真是历尽艰辛而至死不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出了监狱之后，也差不多同时离了休，夫妇变成了无业人员，虽然他们当时很穷，但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仍然情同手心手背，乐观地生活着。虽然他们血脉不同，肤色不同，但是他们淌着的血，跳动的心，却是相通的。经过了“文革”，这对肤色不同、心灵合一的中国夫妻重生了，他们一起携手重整家园，打扫卫生，上街买菜，继续过日子。夫妇仍如以前一片痴心，杨宪益先生一直陪伴着戴夫人，陪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刻。每一次去杨宪益家，我都会站起身去看戴乃迭与杨宪益的那一幅唐装婚照。照片上面，郁风端庄书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诗打一缸油

现在90多岁的杨先生承认，自己的年岁确实大了，所以也不怎么出门了。在家里，杨老只是常常独自呆在自己独门独院的阳光下，晒着宁静小院的温暖阳光，写写字，会会朋友。我们看望杨先生的时候，他一边端着茶杯，一边举着香烟，展示着跟黄永玉和黄苗子的通信。杨先生讲道:自己一直十分感谢身边这样一些好朋友。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曾经，杨家的客厅里有几样东西比较抢眼，比如琳琅满目的中外酒瓶子，比如悬挂着的许多名人字画，比如不知哪年哪月问世的旧家俱还有稀奇古怪的各样石头。

杨宪益先生最关心的是过去生活里的那些老朋友，包括自己的至交还有跟自己有过一些分歧的人。伴茶聊天中，杨先生还谈到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早在英伦留学的年代，杨宪益与吕叔湘一起办起了专给华侨参看的《抗战时报》。杨先生还想起了现代诗人卞之琳有名诗作《断章》，还清晰地回忆到了作家老舍、戏剧家吴祖光，文学翻译家、批评家冯至、罗大冈、袁可嘉，还有理论家周扬、胡乔木等等。

过去杨宪益曾经对酒的感情甚好。杨老先生只要请人喝酒就显得高兴，他与客人推杯换盏，喝二锅头，也没有什么下酒的菜。而且酒桌上面没有辈分，只有兴致盎然的浓厚酒情。杨宪益如果联想到了一些比较快意的往事，便一定会喝上一两口二锅头白干酒。可是现在老人听医生的劝，不喝酒了。但是杨宪益的日常生活里，还有着关于酒的打油诗，其中有一首叫做《祝酒辞》:“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另一首《谢酒辞》与《祝酒辞》仅相差几字，但是意义却显得有所不同:“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酒不能再喝了，烟还是可以抽几口的。表面看起来，戒酒好像实在是一件家常的平凡小事，可是对于现在九十几岁的杨宪益先生来说，意义就有些不同了。杨老的这个戒酒，就好像是生活当中失去了一个与自己曾经密不可分的老友知己。杨宪益戒酒了，不过杨宪益先生在别人喝酒的酒桌上的话题，还是宽泛的。他能一直从伟人马克思、丘吉尔、斯大林，聊到希特勒和画家梵高，又一直聊到当代的毛泽东、邓小平，还有今天城市里的工人以及乡下的农民。如果别人登门访问的话，杨宪益也会聊到他自己，语气平和，满面慈祥。

杨宪益老人的兴趣广泛，平常他还比较爱写一写打油诗。比如:“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一句。这有一点自嘲似的笑话，是杨宪益的一句口头禅。杨先生的倜傥锋芒暗含打油诗中。杨宪益的这些打油诗虽然属于即兴偶得，可是，他的每一诗写妥之后，当时就被亲朋好友们给收集走了，后来有心人还集成了册，出版了一本杨宪益的《银翘集》。为什么叫做《银翘集》呢？杨先生这样解释:“当年与黄苗子兄弟和诗，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先生认为黄苗子此仗对得还不错。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最近一次访问杨宪益先生，请求跟老人合影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杨老在自己的那篇《竹》里面，引有苏东坡这样的话语:“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