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吴波)

花雨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吴波




　　杨宪益夫妇（在爱妻戴乃迭去世的10年之后，杨宪益亦驾鹤西去，这对中西合璧的神仙眷侣终又再聚。）

杨译《红楼梦》英文版

杨译《离骚》英文版

去日苦多

杨宪益与戴乃迭
　　翻译大师杨宪益遗体告别仪式明日举行  

  　11月23日，我国译坛泰斗、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先生因淋巴癌逝世，享年95岁。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也终成译坛“绝唱”。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他们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

　　也许，杨先生翻译的《离骚》、《红楼梦》、《鲁迅选集》、《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国内很少有读者曾拜读过，可这些译本却长期占据着西方的书架。杨宪益是中国最后的集士大夫、洋博士及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回顾其传奇人生，值得思考的是：继杨宪益后，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出现如此风骨及大师级的翻译家吗？

　　本专题采写及图 本报记者 吴波

　　他的终点：

　　杨老仙逝时间不明

　　杨宪益的好友、其首本传记的作者邹霆先生昨日告诉记者，“在宪益去世前一天，我还守在杨的病床前。因为淋巴癌晚期，接受离子植入术进行治疗，当时他表情很痛苦，但手术很成功，他的家人以及朋友都以为很快能够出院。我对宪益说，就一个多月时间，你就要95岁了，一定要挺过去，他当时还艰难地向我点点头。”

　　“但随后，杨宪益先生因为呼吸道水肿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还发高烧。没想到，他没有等到明年1月10日过生日。23日清晨6时40分许，护工发现杨宪益安静去世，连遗言也没有一句。邹霆表示，媒体报道的6时40分许只是护工发现的时间，而宪益去世的时间要在发现之前。”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曾是杨宪益译本的编辑，他告诉记者，“杨宪益一生隐逸，根本不看重自己的成就，现在我们不是谈论杨老成就的时候，而是杨老和他那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包括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杨老那样的风骨，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追思杨老，他给时代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

　　他的恋情：

　　中西合璧的神仙恋情

　　1937年，在牛津大学，杨和英国皇室贵族子弟、17岁英国女孩戴乃迭（格莱迪丝）相识相恋。戴乃迭出生于北平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度过了6年美好的童年。她是怀着一份罗曼蒂克却又无比诚挚的情怀爱着这块土地。7岁时返回英国，接受教会中学教育后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语语言文学。

　　结识了来自天津中产阶级家庭的杨宪益后，在戴乃迭眼里，杨宪益举止斯文，亦庄亦谐，颇具魏晋遗风。坠入爱河的戴乃迭很快改学中文，并成为牛津大学取得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更有意思的是，他俩的定情物别具一格：将《离骚》译成英文，引起西方的轰动。而新中国建立后，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杨宪益时说，“这位翻译家已经将《离骚》译成英文。”精通诗词的毛主席当时脱口而出，“《离骚》也可以翻译的么？”

　　戴乃迭与杨宪益的恋情遭到戴乃迭母亲的反对，她清楚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母亲痛心疾首地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但热恋中的格莱迪丝毫不理会，她更倾向于父亲的乐观：精神和谐，婚姻就可能美满。

　　二人定居中国后，一直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陷身囹圄死生轻”，杨宪益被捕，戴乃迭也被投入监狱，不明不白地关押了整整四年。杨宪益一首打油诗写到“白首同归我负卿”，道出内心对娇妻的无限愧疚、无限亏欠，自己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财无利，这位英国富家少女跟随着自己来到当时贫困的中国，因为自己的牵连被抓进监牢，而杨宪益的儿子竟应验戴母的预言，在“文革”中因精神分裂而自杀。

　　在最绝望的时期，戴乃迭对杨宪益不离不弃，即使自己出狱后，依然坚持留在中国照料丈夫。

　　他的成就：

　　把屈原、曹雪芹、鲁迅推向世界

　　邹霆指出，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一起，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中文翻译工作：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翻译。最为著名的译作是他们夫妻俩在国际上第一次推出了屈原的《离骚》英文版，把屈原推向了世界。还有，他们一起翻译了《红楼梦》全译本。目前世界上《红楼梦》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他们的，另一种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版的《石头记》。戴乃迭、杨宪益的英文版《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最为准确，更加严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红楼梦》的中国文化本质，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戴杨版的《红楼梦》问世三十年了，国内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推出更好的英文版《红楼梦》。

　　第二，杨宪益与戴乃迭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世界上推介了鲁迅作品，他们译作了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鲁迅能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离不开他们的成功翻译。

　　第三，杨宪益与戴乃迭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灵泉峪》，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冯雪峰的《雪峰寓言》，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大型歌剧《白毛女》，李广田整理的撒尼长诗《阿诗玛》等。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还有梁斌的《红旗谱》，白危的《度荒》，现代歌剧《赤壁战鼓》、《刘三姐》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凡是有分量的当代作品，其英文版都是由杨宪益夫妇完成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戴乃迭陆续向世界全力推荐了中国当代女作家，如谌容、新凤霞、张洁、宗璞、戴厚英、遇罗锦、王安忆等。没有杨宪益他们，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就不可能及时地被世界了解，如果没有他们的经典译介，鲁迅等人也不会在世界上享有这么高的名望。

　　他的人生：   

　　出身名门的“革命”士大夫

　　邹霆先生告诉记者，杨宪益的翻译成就先不提。正如媒体所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及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作为最好的朋友，邹霆透露：杨宪益早年就加入地下党，为党做情报工作，甚至还策反国民党高官。而在翻译方面，他不但没有做伤害中国的事情，反而是第一个如此大规模和系统地向西方推荐中国古典以及现代文学的人，功不可没。

　　杨宪益出生于天津名门，小时候的生活富足，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在杨5岁时，父亲去世。但父亲留下了几处房产和上百万遗产。家人怕他被绑架，请了先生在家里教古文。因为顽劣和受全家娇惯，他曾经打跑过几个先生，好在后来的先生很让他服气。在他的同龄人都进了学堂时，杨宪益阴差阳错获得深厚的国学根基。

　　1934年，杨从燕京大学考入牛津大学。早年不知柴米之贵的富家公子，他放假就去欧洲游历，还要坐头等舱。等他临近回国时，因为抗战爆发，物价飞涨，加上他挥金如土的留学及大姐的两次豪华婚事又花掉几乎所有积蓄。他突然成了无产者，连回国的船票都是靠卖书和借贷凑够的。虽然一文不名，但是归国的杨宪益，却带回了如花似玉的英国妻子戴乃迭。

　　他的风骨：

　　兴来纵酒发狂言

　　邹霆告诉记者，11月29日，杨宪益的告别会即将举行，“在杨宪益的好友中，我算是小的，都是80多岁了，我行动不便，其他的老友更不用说了，没有老友送行，他一定会难过”。

　　与杨宪益忘年交的著名作家李辉告诉记者，“在我眼里，杨宪益先生是活得最洒脱、最随意之人。仿佛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烟与酒例外。 他几乎从来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不喝茶，不喝饮料，咖啡也很少喝。”

　　“杨先生与我不止一次谈起他的‘文革’中的牢狱之灾，那口气，那神态，就仿佛在讲与自身无关的传奇故事，或者青年时代的某次冒险。在他看来，监狱便是一个小社会。对他这种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与那些小偷小摸、抢劫犯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磨炼。”

　　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姿态生存着。

　　1990年3月，他写了一首《无题》：“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与他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此后，杨宪益再也未曾填词写诗。

　　他的轨迹：  

　　从漂洋过海到客居四方

　　1934年漂洋过海到英国留学，杨宪益住进了小洋楼。1940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应吴宓和沈从文的邀请，带着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中国。

　　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行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按他当时的打算，是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书，谁曾想日本人每天轰炸，母亲劝他不要到昆明，结果，他始终未能到西南联大去教书。战火纷飞，政局动荡，杨宪益四处周折，上世纪40年代主要在四川、贵州和南京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岁月。在很多地方住过，不过，大多是租来的房子，客居罢了。

　　杨宪益与邵燕祥几十年来在诗歌方面唱和，成为好友。他告诉记者，“几十年后，杨宪益和戴乃迭黑发人成了白发人。我们一帮好友在他们家中喝酒谈天。有人谈到戴乃迭为了爱情而远离故国，杨宪益飘飘然带着醉意说：‘我年轻时很俊美，与现在不同。’戴乃迭马上反驳：‘你以为我是爱你的俊美？我是爱上了中国的文化！’杨宪益解嘲道：‘那至少也说明我能代表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