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当代国学的走向

妙音

佚名
   

摘要：推根溯源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本质是经世致用，这由最古老的巫卜文化便可略窥其端倪，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则更是经世致用文化精髓的深刻体现。自秦统一四海“燔诗书以愚黔首”。经世致用的思想虽有所寝弱但终究还是有的，而且每逢乱世则显示的尤为突出，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学气势汹汹的涌入，原本未能阻挡列强侵略以致令世人深感绝望的国学在一定程度上便被抛弃了。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原本气势昂藏的西学也愈来愈显的无以为继。然后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耕文化便显示出了其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的独到优势，而这也就预示着国学的再次复兴是指日可的！

关键词：经世致用  国学复兴  中西学并行



（一）  探究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于经世致用

自古以来中国便始终都是一个极具理性思辩的国家,这从先民的阴阳五行说和宇宙论便可见一斑矣,他没有古希腊的悲情式英雄主义史诗巨著,没有古印度大佛三千世界的瑰丽雄奇的想象,他有的只是其独具风格的理性哲思式的史学文化!(在此我之所以称中国的文化是史学文化，不仅是因为中国最原始的文学作品《尚书》是一部史学著作，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向来就注重对于过往的反思鉴戒，古人云：“天子二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而记事者即是《春秋》记言者即《尚书》，然此二者之根本目的便在于反省过往以资未来，其中将此目的阐述的最为详细的就是由司马光主编的宋神宗御批书名为“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而也正是这种史学文化的兴起发展他在一定程度上便注定了中国文化必将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他就好似一棵参天大树，不论枝叶是何等繁茂，其终究不可能脱离主干而独立存在，而其主干便是“史学”以史为干以其他诸如经、子、集为枝叶，而此即造就了数千年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化。然观圣贤之书,理其精义,细推其所欲则吾辈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化之精髓并非在于其浩瀚卷秩,实在于其济世为民之经济之学也,一言以蔽之:中华文化之要义在乎经世致用也!

树无根不茂，河我源不流，不知原本者不能知支流，而欲知中国文化之根本则必知中国文化只滥觞，今凡言中国文化之滥觞则众人各执一词，哓哓然莫衷一是，吕子思勉有言：“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磅礴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积之久，泄之烈，其力必伟，而影响人心者深。”考我国民之所闻见知识者，无非不是先秦诸子之所发端者也，是以吕子以先秦之学为我中华文化之滥觞，盖诸子之学《汉志》谓皆处于王官，而《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也，此二者特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盖诸子之学，极为精深，果起于东周则百年间何能发达至此？章太炎谓：“九流皆处于王官（九流者：儒、道、墨、阴阳、名、法、纵横、农、杂是也），及其发舒，则为王室所弗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也。”今考诸子之学，其信然焉，发于王官而为救时弊言，此盖经世致用以为天下计者也，固非巍晋之虚空玄言，隋唐释宗之语可与比较者也！顾亭林曾言：“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伊尹、太公者，三代之人也，然诸子之所发明阐释者无非三代也，而三代之道无非理民治国之道，而吾中华之文化本于三代，故其质实乃经济之道也！

所谓事必和因缘而成，譬如禾苗，无雨露则无嘉谷也，晚周之世，礼崩乐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王室失其学而流诸民间，是以诸子竞起，发端其源以为成说，诸家并行，蔚为大观，然事之所成必有其因，而固为有此丧乱动荡，王道不宁，旧制皆废，王失其学，莫之能治之世，方可以使原本郁积滂沱之学问得以肆意宣泄得以形成、发展壮大并最终郁郁葱葱蔚然大在哉！是以窃以为我中华文明之兴发，实时势之所偶然造成也！

欲知吾中华文化之根本非独知其源则可也，只知其流亦未足以窥我中华文化之全豹也，虽然，欲知其支流则亦当有所抉择也，而诸子之学特承其源而首倡其流者，观此则亦足以窥吾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矣，惟明我中华文化之其实方可以知吾中华文化之将何所去从也！

《汉志》谓：“九流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一总之本，其未变也。”是可谓诸子之学虽不相类或绝相异而亦可共同者也，《汉志》：“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守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君人南面之术”古之君者，特后世之帝王也，是天下之主，譬天下为一人则君是其首，余者士、农、工、商皆是其四肢百骸者也，首之欲四肢东西所向则四肢无以违也，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理顺阴阳教育者也，法家者流，出于利官者也，墨家者流，处于清庙守也，职是故，则可知道家之学，实为诸紫之纲领，诸子总揽古仅一端之用，而道家则总揽其全也，知其所宗则可以考其支流矣，吕子曰：“其小国寡民，使民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楫无所用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有之，”其“绝圣弃智，民利百得，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其“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其言论或有悖于时代进步，然其所欲者无非天下安靖，无有战争也，盖其处乱世无以为计则羡三代皇帝之时，作斯语或不足取，然其本亦在治国之道，儒家者：“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待天时，下袭水土（中庸）。”其所称道者盖先王之志也，而《论语》更有：“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之言，其治法实兼采三代，何以如此？盖取三代之所长兼而取之，以教庶民，则民知礼仪，耻辱矣，则固亦无征伐斗争矣，孔子著《春秋》以褒贬善恶，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以明教化，其所追求者无非九州打通，四海安宴也。而此亦其处乱世疾王道之不振，欲以救时弊而为之者焉，至于法家，墨家者虽所执殊异，而其根本未之变也，此则吾中华文化初始之大概也！



（二）        概述历代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

经世之道发展在乎秦虽则无所特意者，所终其世所持者盖皆是也，然其之所以破亡者，操之急而持之过也，其在于炎汉则有贾谊、晁错、李膺之流，在乎三国则有孔明、周瑜、陆逊之辈，晋人疏旷，虽玄学窜起经济沉沦，然犹有阮籍穷途之哭，嵇康有绝响之音也，其自五胡乱华，琅琊东渡，时势危噩而济世之志略显，其谢安、祖狄、刘琨、桓温（桓温虽有逆志，然终其岁亦未曾或忘与河朔之地也）者流皆是也，其在南北朝，政局动荡，征伐不休，文臣武将莫不奔走以效其志而欲令天下一统也，有隋一代其寿碎短然终其世则犹有南北朝之遗风也，此风至于隋末唐初则勃然大发，是以秦王有魏征、李靖、秦琼以为辅，而至于中唐之世，安史之逆既兴，遂而文有昌黎，香山之属，武有郭汾阳、张巡之雄，文足讽刺时政以谏天子，武足矜耀贼寇以安社稷，而此亦李唐何以能残喘得承宗庙者百又余岁也，五代之时，群雄竞起莫不有治世之志也，至于赵宋，列国相峙，其势卑弱无以争长短与群雄也，虽然其国民文武亦未尝有敢忘于时势也，是以寇准、李纲者起，杨业、狄青者兴。及奴金南侵，二圣北狩，一王至于江南而承宋阼。斯时也，经世之志乃凛然抒发，岳武穆、韩世忠、虞允文之辈盖皆文武韬略无不兼善者也，其之于社稷宗庙原有大可为者，惜乎用事不终而殆憾百世，然此时之文坛亦大有可道者焉，文士疾于靖康之耻，忧于破国之辱，遂而辛稼轩、陈同甫、文天详者应运而起于庙堂江湖之间！至于元蒙之世，愤其统治残刻寡恩遂而经世之志存乎吾全民族者之心也，朱明一朝，政治昏弊、文化严苛，是以经济者寡，然以有刘基、张居正、王薄、袁崇焕等。而逮满清临中华，驭苍生则更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之流，此三子《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原君》、《正蒙》之作尽皆千古未有，上承先秦诸子，下启万世百代之作，实开后世之思想而革旧有只文化着也，是故有清之世，其文坛学术较往朝则尤显诚恳朴实，以严谨实践，不空妄虚言，善考据，精训诂著称于世也，然惜乎其武道之羸弱无足以称道者，而此亦何以清中末期其军事不足以争衡夷洋列国者也！职是故则略可知,虽然时事更迭后世学问勃然兴起,然其所承亦或可循也,两汉魏晋之学承继古人,然失其精义逐其末流,遂而泞于桎梏难有发明者,又兼彼时汉武黜百家尊儒术,是以经世之学为之一滞以至于后有来者亦特只波澜不兴者也,南北朝隋唐之际学问僻于佛理,佛固源于印度非我本土之学,不足论也!宋之程朱理学,去经济而尚义理,又宋儒每以己意度古人,以抒怀抱失之偏颇不足取信者多矣,元蒙荒外之主不识中华衣冠学问是以昔曾有云元朝无文章,朱明一朝袭语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据,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增流蔽虽有阳明激蹈以不足以挽颓风也,清儒躬行实践身体力行,以经济为意无穷图义理之辟,务其大略不事雕琢!亦可谓上承诸子之学问精神而足以羞当时之士林矣!惜乎其流不永难为昌大以至终入考据训诂而自束手足难以伸展也,然亦足以一匡时蔽矫正阙漏椅! 职是故则略可知,虽然时事更迭后世学问勃然兴起,然其所承亦或可循也,两汉魏晋之学承继古人,然失其精义逐其末流,遂而泞于桎梏难有发明者,又兼彼时汉武黜百家尊儒术,是以经世之学为之一滞以至于后有来者亦特只波澜不兴者也,南北朝隋唐之际学问僻于佛理,佛固源于印度非我本土之学,不足论也!宋之程朱理学,去经济而尚义理,又宋儒每以己意度古人,以抒怀抱失之偏颇不足取信者多矣,元蒙荒外之主不识中华衣冠学问是以昔曾有云元朝无文章,朱明一朝袭语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据,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增流蔽虽有阳明激蹈以不足以挽颓风也,清儒躬行实践身体力行,以经济为意无穷图义理之辟,务其大略不事雕琢!亦可谓上承诸子之学问精神而足以羞当时之士林矣!惜乎其流不永难为昌大以至终入考据训诂而自束手足难以伸展也,然亦足以一匡时蔽矫正阙漏椅!


                    （三）  概述西学之引进发展及其与目今社会之矛盾

西学之引进自明中末期利玛窦始，至清乾隆行海禁却外学为止（其原由盖当时之泰西学者干预中国政治，而乾隆又素为专制之帝，是以乃行海禁以绝泰西人物）。当此期间，明末之瞿太素，徐光启等人与之交游并交通当时列国之文化，及满清统御中华而清圣祖为康熙尤嗜西学，史书曾有：“康熙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颇有着述。”的记载，故而相对来说此时间内西学之在中国则颇为盛行，然自乾隆海禁迄庚子年鸦片战争漫漫百年间中西遂不复交通， 庚子之役，吾过先知先觉之学者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诸公则慨然有感于西学，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乃设译书局翻译西方论著，而后来有志于匡扶时弊，一振国家者乃蜂拥雀起，竞相为从矣，自此则西学复大畅其道，浩浩荡荡，大有一泻千里之姿。然观诸公所翻译之作品亦乃良莠不齐，堪所可观日夕诵读者实为不多也，然彼竟何兴至此耶？盖方是时也，我中华累受夷洋之欺辱，观其减船利炮，艨艟斗舰无不拳拳欲学之以为强国求存之术也，此其一。千载而下，我中华先民自谓学问为天下先，今辄受难于夷洋，悠悠千载学问竟无还手之力，其激愤恼恨之余乃至偏执疑先民之欺我，是故尽弃国学而从西学也，此其二也，固有学者觉吾文化之缺漏，欲交通中西以填补之，乃故潜心砥砺欲补我文化缺失于万一也，此其三也，所谓以上化下，今有热血青年欲为救国图强而不知当何以为，及见前辈之行为，是亦踪迹之欲效匹夫犬马之劳于万一也，此其四也，而至于其他者则非某所知矣，西学激烈昂扬，慨然有天下之大，谁其我与之气概，今我青年有值热血激荡，胸怀昂藏之时，西学适恰其脾胃，乃故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焉，而原本衰落之经济之学自此遂一蹶不振矣，夫除旧布新固无可厚非者，然不问贤愚一概舍之则稍显卤莽矣，是故数十载以后，原本五四之干将时代之先锋，原本欲尽弃国学而西化之胡适、鲁迅、梁起超诸公，莫非潜心研究国学，盖欲一谢前罪，再匡经世致用者也，然而何为如此耶？今吾承西学忽忽百又余年矣，然吾过亦未见大成就者，何也？盖西学之产生原本与我中华文化之产生其实质迥异不可同日而语相与匹敌者也，西学务求激进理论或偏于实践或偏于理论或偏与个人之情感抒发，激烈有余而和缓不足，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而吾中华文化则不然，其产生于农牧根植于我广袤之黄土地，切中时弊极合我国之国情社会，生民习惯，一言以蔽之：“西学为工业文化，国学为农牧文化，其本不同，其流相异，其更地相植而不可得者亦已明矣。”目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环境污染日炽一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之利益矛盾亦愈演愈烈，而此数种问题盖西学发展之所必然也，西学激进有余而沉稳不足，但求实效而不务大略，而我国则不然，“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文传解》。”“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3“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如此种种盖皆非西学之所有也，是以可知我农牧文化较工业文化之优越行矣，是以西方学者多有问询理病良方于我先民者亦可知矣，然方此时也我国民犹然乐道于所谓之西学也，此何故哉？岂彼愚陋不足与语耶？不然，何以我弃如敝屣而彼爱愈珍宝耶？方我国人兢兢业业兴致盎然于西学之际，然为我顶礼膜拜崇敬不已之先生业已悄然问道于我固不屑一顾之国学，特我先民之文化之精深浩博于解决当今世界日益激化之矛盾有所裨益也！   



（四）略论国学复兴中存在的问题

    面对日益紧迫喧嚣之时势，则吾国有先觉之学者乃复重视于我先民之学问矣，而此固足以额手称庆者也，然此帜既张而其结果终未有如人意者，何也？特有少数学者无厚实之功底，精妙之思维，恒久之决心，乃轻言为此浩繁复杂之劳动，轻易而解释所谓经典者，我非谓不可以解读，盖欲解读则应有相当之功底与起码之责任心，不然将何有面目见我先民于九泉，将何有面目对我泱泱之国民？而此又特所谓国学复兴之先锋者乎？“博学为师，身正为范”复为师范者其所担当者岂特一人哉，盖千千万万嗷嗷待学之稚子也，倘为师者不能克尽其所学，一至于率兴而言，每以胸臆语育人，则吾虑十百年后则我国民尽是庸碌未足以识先民浩博精深之学问矣，夫国学之于中国特首脑心腹之于人也，一旦首脑心腹死则四肢百骸虽欲活其可得乎？故一但国学死者我中国不复为中国矣，是以我每观数字慨慨则寸心忧之，诚如此轻易而言之，则不若毋令国学复兴，使其复沉沦不再见于人也，眼下之势，彼海外诸国之国民执诸自之书，好学无厌，博学笃行，切问近思，求其精要， 而特吾言承前继绝者则不然，轻浮躁动，倾心功利，盖欲借之以求闻达耳，使三世而后，则国学之谓将何所似已哉？此亦足以忧虑者也！

窃以为国学之复兴盖时势之必然，是当今社会之矛盾激烈交错重叠争斗之结果，目前之问题特何以行之而已，得其法则昌大其门，失其法则塞闭其川，向吾所谓之学者固不足以取道者也，昔吾适逢其会，幸得闻王岳川教授之高论，激于其慨然有担当斯任之气魄，心向往之，夫使我学者人人有慷慨担当之心，我国民人人有歆慕向学之志，举国上下以“如履薄冰，如赴深渊，战战兢兢”之精神学习，则何忧我华夏经世致用之文化不复兴？

吾中华文化厚重质朴，博大精深，于此喧嚣肆意，矛盾激烈之世，婉若清风之拂林，流水之向下，涤荡腐蠹，一匡前弊亦可知矣。夫我前者已云，我先民之文化盖宗道家，道家所倡言者特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于自然和谐，委心任运，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事未作而警惕之预防之，谨小慎微以处之！欲平当前之危机则莫此为先矣！而此亦吾何以认为国学复兴是时之所必然者也！盖内外时机皆已成熟，而国学不可不出矣！



                     （五）  国学复兴过程中当注意的问题

当国学复兴之际，是必中西文化之矛盾再次交错之时，然则当何以理顺之耶？“天生万物，并行不悖，并育不害”唯此十二字，恪守之则或可以矣！其于西学者，我择而从之，一文明之得以产生，发展，传播则必有其可取之处，而吾中华文化又向来便有其伟大的包容性，此由佛教止传入已可见一斑矣，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损益之，改进之，此特吾于西学当所持之态度也，古语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西文化相对比以求进，想切磋以求精，想琢磨以求深沉博大，发展宏扬，彼大善者，则吾吸取之、彼不善者，则吾反观诸己以警示之，诚如此则吾中华文化当愈加完善而其源流亦当愈加宏阔，其生命力亦愈加活跃，渊源流长昌大其家即此之谓也！

     尾记：去岁期末，吾文学理论老师李仕华令以“中国文化之结构重组”为题目拟作一问，时吾以时遽仓促未足以畅所欲言也，试罢吾固常独自伏思，数翻诸子书籍以为考证求问也，然心内有欲言而终未见诸笔端者，盖羞见之于大方也，然自听闻某教授之训导，观乎吾中华文化之沦丧，厥心忧之，乃愤然成书，固不计于自身之浅薄鄙陋无甚见解也，然纵言人之所已言，道人之所已道，而心内犹然不悔也，盖窃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焉，斯亦所谓为苍生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者也！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先秦学术概论》   东方出版中心 2008-1-1   2

［2］（清）梁起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04

［3］（东汉）班固 《汉书·经籍志》  中华书局 2000-1-1

［4］（清）顾火武 撰  华忱之 点校《亭林文集 与人书三》  1983-05  

［5］（战国）孟轲  撰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2005-01

［6］朱谦之 撰 《道德经》 中华书局  1984-11

［7］（清）王先慎　撰，锺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　中华书局 1998-7-1

［8］萧一山 撰 杜家骥 导读  《清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2-1   

［9］ 章太炎  《诸子学略说》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