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事后素”考与孔子礼治观

天籁

转载于：桑蕤·博客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篇，主要涉及“礼”的问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此段子夏问孔子诗经中的这三句作何解。孔子以“绘事后素”四字作答。这四个子文简而意丰，给子夏和后人无尽的启发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疑惑和争议。究其原因，乃是孔子时代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文字句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古人简易的口语对今人而言却是佶屈聱牙；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时代的变迁，使后人难以重现当时的情形，也就很难理解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所以，“绘事后素”虽然简约，却并不简单。后人对其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亦属正常。综合众多阐释，不外乎三种：
　　
　　一．“绘事后素”之“绘事”指绘画，“素”指绘画的白底，一说白绢（《说文解字》：“素， 白緻繒也。”是会意字，指没有染色的丝织物。以古人作画于丝帛上，故曰“后素”）。宋朱熹认为：“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 （《诸子集成》）。即素为粉地，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这里“素”可能是指白底，也可能是白绢，但白绢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素”字本意就是指没有染色、洁白的丝绸 （《诗.唐风.扬之水》：“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战国策》：“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先秦绘画多是在木器和丝织物上所作，如商代彩帛绘画及战国楚墓出土，保存先对完整的帛画—《妇女凤鸟图》和《人物御龙图》。所以，如果对“后”字的理解正确的话，“后于”白绢之上似乎更妥，而朱熹“粉地”之说则显牵强，因为白底作画固为后人习惯，但对先秦而言，没有足够考古证据和历史记录证明那时也是先敷白底，然后才作画。朱熹以自己时代的事物去揣测春秋时期，所以有此误解。
　　
　　
　　
　　二．由“绘事后素”启发，引申出深刻的哲学和美学观点。认为孔子此言，表面上说的是绘画之理，实质却大有深意。即绘画时施足五彩，在经历过绚烂之后，才体会到素色的可贵。并由彼及人，表达人生终须由繁华归于平淡，由矫揉回归自然。无论从对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去探究，还是从人生哲学，审美意趣上去分析，这一解释都很有启示意义。因为从《论语》记载来看，孔子也确实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人。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尤其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当曾皙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第十一》！这些生动的记录告诉我们，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天下有道”而奔波改良，但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及平和淡泊的心境。后世受其影响，使不慕荣利，淡泊守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内涵，并深入到诗歌、绘画乃至为人处世中去，潜移默化，已成为中国人心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对“绘事后素”的这一理解，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志趣和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只重在对原文的阐发和引申，而忽视了对原意的考据和还原，所以本意虽好，解释虽妙，却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仅由“绘事后素”四字，便望文生义将“素”简单的认为是白色，更因此得出如此深奥的哲学意义，实在有穿凿之嫌。我认为，读经典首先应还原其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推演阐发。而这一过程考据必不可少。所以应本着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去刨根究底，才是对学问真正负责。否则，即使假设再大胆，观点再完美，离开了实证，也不过是无本之木。而对于证据不足的假设，不妨阙如，切磋琢磨，总会有新的进展。
　　
　　
　　
　　三．从古代绘画技巧出发去解释 ：“后”是然后；“素”指白色，此观点认为，古人作画方式与今人不同，是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一说绘画完毕，然后以白色勾勒出图案。）所以白色为后，故曰“后素”。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诸子集成》。这样就以绘画之理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画时仅有美丽五彩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一环——上素色的过程，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画作。与朱熹之说相反，这里五彩众色指内在美质，而素色指礼。引申到修身方面，就是要以仁德为质，以“仁”为本；而后学礼，以成其文采。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可以说，这种解释虽与朱熹的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阐述的道理同样是“仁先礼后”。所谓差异仅在于对“后”与“素”字的理解上。
　　
　　但是对“绘事后素”的这种考据是否令人信服呢？首先，古人绘画方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因年代久远，又缺乏考古实物，后人很难知晓古人具体的绘画技巧，尤其是先秦时代，关于绘画知识的采集记录少之又少，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即使汉末郑玄，距孔子时代也已经数百年，绘画之演进极大。仅此，我们并不能轻易得出素色为后的结论。
　　
　　所以，以上三种观点，虽各有道理，却都有所不足。那么能否挖掘其中的合理之处，从而得出切近原意的理解呢，我认为可以。
　　
　　首先“绘”并非指绘画，后人以今推古，便想当然的将“绘”理解为画画。考“绘”字的起源：“绘”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绘”字由两部分构成，左边 象征丝线，而右边 则为汇集。从整体来看，就是将丝线汇集到一起，是对丝的一种加工，有刺绣的意思。许慎“绘”字从丝，“绘，会五彩绣也”《说文解字》。也说明“绘”最初与丝织有关。古人在未染色的白绢上刺绣，于是便有了五彩纹饰。这一过程称为“绘”。而“绘”指用笔作画，是后来才有的事。另外，与孔子时代相近的经书《礼记·杂记下》：“纯以素，釧以五彩”。我们则可以认为这是对“绘事后素”的解释。
　　
　　既然人们把“绘”字误解为用笔作画，那么对整句原文的误解也就不难理解。其实这四个字的关键不在于“后”，也不在于“素”而在于“绘”。“绘”指五彩绣，自然要绣在丝帛上。如此，“素”以其原意，是白色丝织物则无疑。《考工记》之“绘画之事后素功。”也就有了答案：“素功”就是绣工，即在丝帛上“绘画”。值得一提的是，“画”的本义与图画无关，作为今义之绘画是汉代之后才有的。所以就进一步印证了《考工记》这句话是关于手工丝织技术的记载，而不是绘画技巧。
　　
　　应该说，朱熹对“后”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素，既然是彩绣的载体，是“绘”的前提，自然是代表人的内质。五彩文绘则代表“礼”（先有“素”，然后才能“绘”）。否则下文子夏所问就难以理解。“礼后乎？”礼也是在后吗，或者说礼也是后来才有的吗？子夏不仅正确理解了孔子的意思，而且能够举一反三，这着实出乎夫子意料，所以得到了他老人家的赞许（起予者商也）。
　　
　　这里又有了新的问题：子夏问“礼后乎”的潜台词是什么，孔子的原意又是什么，他们师徒二人到底达成了什么默契，使夫子欣然赞许呢？在后人的理解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仁先礼后”，即先有“仁”作为修养的基石，而后学“礼，两者顺序有先后，并缺一不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这种观点虽有道理，却只对了一半。我认为：“礼”固然为后，但“仁”未必为先。“素”并非指人的内在美质，而是指本质；显然本质为先，而“仁质”是“礼”作用于“本质”的结果。因为“素”是白色的，是未染成的。指人的初始未萌阶段，所以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
　　
　　既然是本质，就有好有坏，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备“仁”。要想脱胎换骨，成为礼义君子，需要后天不断的培养，与不懈的修身《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如何才能约束自己的本性，塑造完美的人格，使自己从本不完善的“本我”跃升至“超我”呢？孔子在《论语》中给出了答案——“礼”
　　
　　但如果是“仁先礼后”，那么真正符合“仁”的君子少之又少：
　　
　　子曰: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连夫子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近乎“仁”，可见修身之难，而拥有“仁”质则尤难了。既然这样，如果再按照“仁先礼后”的顺序来修身，则能够进一步学礼的人又有几何，这显然违背孔子的礼治理想。礼以修身，“礼”是有助于仁质的形成的。“礼”首先作用于人的初始内质，然后才美化熏陶，形成仁质。子夏所悟，不但联想到“礼”，而且理解了“礼”对于人的后天培养，对“仁”的重要作用。就绘画而言，素，是未经雕琢的底子（内质），最终形成的佳作（仁质）才是最终目的。所以说人的“内质”为先，“礼”为后。
　　
　　从“绘事后素”看孔子的礼治观
　　
　　从对“绘事后素”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人性方面，孔子是现实主义者。他不坚持人性本善，也不认为人性本恶，而是持中立态度，认为人生来是一个复杂个体，既可以成为圣人君子，也可以祸国殃民。他以冷静的眼光，看透了人的劣根性，但也承认人身上可塑的无限潜能。所以提出以“礼”来修束个人。孔子的这一观点，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不仅鼓舞了无数有志之士追求最高道德，而且为佛教所吸收，最终形成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本土化佛教。如禅宗“即心即佛，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平易方便，不但吸引传统知识分子，也为佛教的平民化普及奠定基础。是孔子将遥不可及的理想具体化，展示了实现的可能。并且希望由个人而至国家，最终恢复西周初“郁郁乎文哉”，文化政治繁荣安定的太平治世。这是也“礼”的目的所在。
　　
　　孔子把“礼”摆到空前的高度，首先是因为“礼”有助于个人修养。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又，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和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从中可知“礼”对于立身处世，求仁得仁的裨益。而且孔子一生都在以身作则，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舍弃安定生活，投身仕途、致力教育，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而周游列国，奔走呼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卫子第十八》）
　　
　　更重要的是，孔子意识到礼治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这段重要的论述详细解释了“礼”的来源，及“礼”对维护纲纪和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儒家认为，尧舜时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同时代，尧舜之后，天下混乱，才需要礼治。礼治是后来的，是人心不古的产物，是规范个人和社会的工具。从记载来看，孔子是崇古派，向往着尧舜时代，这当然是不现实。但是退而求其次，他至少要恢复周礼，重振纲纪人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各就其位；文德修，远人来，养生丧死，天下太平。
　　
　　然而现实的残酷又不能不使他焦虑，使他悲愤。春秋礼崩乐坏，诸侯僭越,是大混乱的时代。儒家经典中，不乏对这一时期越轨者的记录和批判：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第三》。在此种黑暗现实下，孔子首先希望投身仕途，以自己的为政能力去改良社会。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最终使他被迫放弃了这一努力。既然自上而下的改良努力不成，孔子开始专注于学术教育，于是删诗经，作《春秋》，广收门徒，希望以文化的传承去逐步影响整个时代。所以孔子很看重对个人的教化，因为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人对了，世界就对了”。“礼”首先濡染了个人，推而广之，才是整个天下，这一礼治观，是自下而上，潜移默化的。由平民教化而至统治阶级上层，由文化塑造改良政治环境。这种文化精神一旦形成，其力量及影响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
　　
　　所以“绘事后素”对子夏的启发绝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修身方面，更揭示了“礼”背后的文化精神，“礼治”对于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非但个人需要“礼”的濡染，一个民族更是需要。在一个文化初醒的时代，有太多的空白;她就像等待被彩绘的白绢，一幅幅辉煌的篇章亟待去完成，是孔子浓墨重彩的绘下了第一笔。
　　
　　礼后乎？是的。“礼”作用于个人，作用于民族，培育的是更广大的“仁”。她鼓励了无数君子大人劈荆斩棘，前赴后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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