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义

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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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夏伊·玛格里特/伊恩·伯鲁马


  


一

　　1942年，珍珠港事件过后不久，一群日本哲学家聚集在京都，讨论日本所扮演的世界角色。这次极端民族主义聚会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寻求一条“战胜现代文明”之路。现代文明其实是西方文明的另一种说法，因此，还不如将这次讨论会取名为“战胜西方”。与19世纪晚期“脱亚入欧”的目标截然相反，日本正在进行一场“圣战”，把亚洲从西方人那儿解放出来，清洗亚洲人大脑中的西方思想。可以说，哲学净化运动是这场圣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净化的动力来自两种思想的神秘混杂，即受德国人启发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和以禅宗-神道为基础的极端排外主义思想。日本人是天神的后裔，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种族”，其神圣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亚洲人进入一个“大和”（Great Harmony）的新纪元，等等。但是必须清除的“西方”究竟是什么？需要“战胜”的对象是谁？眼下这个问题已经广为人所知了，因为作为敌人的“西方”有着种种重要的特征，即便是本·拉登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听来也并不感到陌生。这些特征没有具体的顺序，它们是物质至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颓废，以及道德败坏等。这些祸害可以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战胜，不仅仅用军事力量，而且要用意志力量，精神力量，心灵力量。自我牺牲，克制，坚忍，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神权领袖崇拜，以及坚信本能比理智优越，则是日本或“亚洲”精神的主要特征。

　　当然，日本与西方作战风险更大，但以上内容却是日本战时宣传的哲学基石。日本人宣扬民族至上的核心文献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份文件是（日本）教育部1937年颁发，它宣扬日本人“在根本上与西方各民族的所谓公民是不同的”，因为神圣的帝国血统赓续不断，“我们始终在皇统中寻求我们生命与活动的源泉”。日本人的精神是“纯洁的”和“清澈的”，而西方文化的影响只会导致思想混乱与精神腐败。

　　这些观点中有不少是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德国人思想的启发。著名的右翼教授上崎新吉博士曾体验过基督教徒的精神生活，研究过威廉二世2的治国谋略，回国后写道（1919年）：“除了皇帝的意志之外，臣民们没有思想。他们的个体自我与皇帝融为一体。如果他们根据皇帝的旨意来行动，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本性，就会实现道德理想。”3武士道就是由此类东西构成的。

　　类似的语言--尽管与新神道主义没有联系--也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及欧洲其他法西斯主义者所使用。他们也反对那些基本上与自由社会相关的“没有灵魂的”的种种特性。匈牙利流亡者奥里尔·柯尔奈4很早就写过一部有关纳粹思想的批评著作，它的题目就是《反西方的战争》。5纳粹理论家和日本军国主义宣传者们反对的是相同的西方思想。他们所仇恨的西方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地方，他们所仇恨的主要对象是共和主义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的英国，以及无根的城市犹太人（在德国胜于日本）。日本人的宣传集中在“昂格鲁—美利坚野兽”上面，这体现在罗斯福和邱吉尔戴着富豪大礼帽的卡通画上。对纳粹分子来说，“永恒的犹太人”代表着与自由主义相关的一切可恨的事物。

　　部分地来讲，反西方的战争也是一场反对具体的公民权与社群观念的战争。在希特勒降临前的数十年中，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修斯顿·张伯伦6把法国，英国，和美国描绘成毫无希望的“犹太化了”的国家。这些地方的公民权已经堕落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7。他说，在英国，“每一个巴苏陀黑鬼”都可以得到一个护照。他还指责说，这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犹太人与美国人的手中”9。在他看来，德国，他的朋友凯泽·威廉二世的德国，是唯一一个拥有民族精神和种族一致性的国家，足可以用来拯救西方堕入颓废和腐败的深渊。他的“西方”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血统与民族的基础上。

　　奥斯瓦德·施本格勒10在1933年警告说，西方的主要威胁来自“有肤色的人民”11。他不无理智地预言，欧属殖民地愤怒的人民将接竿而起。他也宣称，1918年之后，俄罗斯将再次成为“亚洲人”，日本人的“黄祸”即将淹没文明世界。然而更为有趣的是，斯宾格勒认为白人统治者正在失去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他说，真正的法国人不久将不再统治法国了，因为法国已经充斥着黑人士兵，波兰商人和西班牙农民。他最后下结论说，西方将下沉，因为白种人沉湎于安逸与舒适之中，已经变得萎靡，颓废。他如是说道：“爵士音乐与黑人舞蹈是伟大文明的死亡进行曲。”

　　批评西方的观点是受到粗糙的德国人思想的影响，而肯定西方的观点也是受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的俄罗斯，亲斯拉夫派和亲西方派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两派都是受到德国知识潮流的启发。其实，亲西方和反西方的观点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东方不是如康拉德·阿登纳12所相信的那样开始于易北河，西方也不是如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肇始于布拉格。东方和西方不一定是地理上的分界线。确切地说，在911袭击中发挥着相当大作用的西方主义是仇视西方的人的大脑中产生的有关西方的意象与概念。西方主义的四个特点可以在其众多的版本中找到。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都市、资产阶级、理性以及女权主义。每个特点都包含一系列的特性，诸如傲慢、虚弱、贪婪、堕落、颓废，这些特性被认为是西方人的，甚至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

　　西方主义者仇视西方的动因与他们仇视美国的动因未必总是相同，不应该将两者混淆。一位朋友曾惊讶地问道：“他为什么要恨我？我可没有帮助过他。”一些人仇恨美国，是因为他们得到过美国的帮助；另一些人仇恨美国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过美国的帮助。一些人仇恨美国是因为美国帮助他们可恨的政府夺得政权或维持政权。一些人为美国的存在而感到羞耻，另一些人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感到羞耻。一些人持左派观点，他们对美国的仇恨纯属是对左派思想的坚持；反美的立场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右翼的文化戴高乐主义者也是如此。反美立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与西方主义戚戚相关，但是与西方主义又不是一回事。

二

　　反自由主义的叛逆者们几乎总是深刻地仇恨城市，也就是说，仇恨都市文明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商业，杂居的人口，艺术自由，性放纵，科学追求，闲暇，个人安全，财富，以及通常会相伴而来的权力。布尔波特、希特勒、日本重农派法西斯以及伊斯兰主义者，他们都歌颂农民的简朴生活，歌颂他们心地的纯洁，不受城市享乐的腐蚀，勤劳克己，扎根土地，以及对权威的遵从。在乡村简朴的田园诗背后，隐藏着对人民大众控制的欲望，而且也隐含着一种古老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超级王国巴比伦。

　　三个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人们”都把巴比伦痛斥为罪恶的城邦，其政治、军事强权以及都市文明是对上帝的傲慢的挑衅。具有寓意的巴比伦通天塔是狂妄自大和偶像崇拜的象征：“让我们建一座城市和一座高塔，让塔尖直入天堂；让我们给自己取个名字”（《创世纪》）。上帝果真将此举看成是对他的挑战：“现在，他们将打破一切限制，敢想敢为”。（《创世纪》）也就是说，这个城邦大国的公民们将把他们成为上帝的幻想付诸行动。

　　“真主不喜欢傲慢者。”《可兰经》这样告诉我们，同时还说：“安拉从地基上拿走了柱子，屋顶掉下来，落在他们的头顶上；无名之火涌向他们的心头。”先知以塞亚预言：巴比伦，“所有王国的荣耀”，终将成为“所多玛和蛾摩拉”13；傲慢者终将覆没，甚至连“阿拉伯人的黑帐篷”也不会安扎在这个地方。《启示录》上还说：伟大的巴比伦是“地球上淫荡之母，恶行之母”，它“已经堕落，堕落。”

　　穷国的电影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个主题：一个年轻人从遥远的乡村来到大都市，忍受着周围环境的压迫，渴望在一个更宽广、更富裕的世界里寻求新的生活。但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这个年轻男子或女子变得孤独，漂泊，随后便堕入贫穷，犯罪，或卖淫之中。这个故事通常以可怕的暴力而告终，并试图报复性地拉倒傲慢、冷漠、异己的城市的支柱。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生活，布尔波特在巴黎的生活，或众多穆斯林在开罗、海法、曼彻斯特或汉堡的生活中都有这个故事的回音。

　　在我们这个世界，你毋需迁入都市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永恒存在，你可以通过广告，电视，流行音乐以及录象等等。现代城市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切绚烂事物的代表，是西方一切珠光傲气和淫荡的代表，曼哈顿的空中剪影是它的符号，它被世界各地张贴的数以百万计的海报、照片和影象复制着。你无法逃避。你可以在缅甸的布满灰尘的自动唱机上看到，可以在乌鲁木齐的迪斯科舞厅中看到，可以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学生宿舍里看到。它激发出渴望，羡慕，有时也激发出盲目的愤怒。塔利班，如同惧怕“黑鬼舞蹈”的纳粹外省人，如同布尔波特，正试图创造一个纯洁的世界，让巴比伦的幻影无法再干扰他们。

　　肯定说，塔利班对西方的奢靡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不清楚。对他们来说，喀布尔也闪烁着西方罪恶的火花，公共场所蒙面的妇女和学校女生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就像其他纯粹主义者一样，塔利班对私人领域也颇为关注。在整齐划一的大城市中，公私的分离使虚伪成为可能。在西方主义者看来，以城市生活为主的西方其典型特点就是做作和虚伪，这与贝都因人游牧生活的诚实和纯粹形成鲜明对比。利雅得及其豪华的阿拉伯宫殿是虚伪的缩影。它的市民的行为颇为典型：在公共场所仿佛是节制的瓦哈比教派的教徒，而在家中又像是贪婪的西方人。于是，对一个伊斯兰激进分子来说，城市的虚伪把西方紧紧地包裹在中央，宛如一条害虫从内里腐烂着苹果。

　　大多数大城市也是大市场。伏尔泰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里看到了许多值得钦佩的东西，“在那儿，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一道从事买卖，仿佛他们信奉着同一个宗教，只有破产者才会博得异教的名声。”14仇恨伏尔泰所钦佩的东西的人把市场看作是贪婪、自私和外在腐败的源头，他们更仇恨那些被认为是从中大大获益的人：即通过贸易积聚财富的移民和少数族裔。当纯洁必须被恢复的时候，当外来血统必须从本土清除的时候，那么以下这些人必然要遭到清洗：布尔波特的金边华人，仰光或坎伯拉的印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偶尔，此类不纯可以延伸到民族，甚至强大的政权。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者公开声称把真正的亚洲价值带回东方，并信誓旦旦地要将白人帝国主义赶出去，以此作为“战胜毫无节制的市场竞争”15的一种方式。无论以色列做什么，以色列在穆斯林纯粹派的眼中仍然是异己的沙砾。对其敌人来说，美国永远是无可容忍的。用本·拉登的话来说，“由美国和以色列领导的十字军-犹太联盟”是不可能行善事的。仇恨是无条件的。正如他在1998年接受半岛电视台16采访时所说：“每一个成年穆斯林都仇恨美国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这是我们的信仰和宗教。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向美国人宣战了，我对美国人深怀仇恨。”九月的复仇天使们精心地选择了他们的目标。因为曼哈顿的空中剪影被看成是一种挑衅，它的巴比伦高塔必须倒下去。

三

　　希特勒说“犹太科学”时是什么意思？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对达尔文恨之入骨？纳粹宣传者们认为，用“犹太人的”的方法，如经验主义式的探索或用实验来检测假说等等，是无法确立科学真理的；自然科学必须是“精神上的”，必须扎根在“民族”的自然精神中。他们认为，犹太人是通过理性来接近自然界的，而真正的德国人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本能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来达到更高层次的彻悟。本能，精神，大胆......1942年，京都大学一位日本教授认为，日本人肯定可以战胜昂格鲁-美国人的物质至上，因为日本人体现了东方的“精神文化”。

　　如同纽约的巴别塔17一样，“犹太人的”观念，即“科学是跨国的”和不分血统的人类理性是科学探索的最佳工具，被自由主义和城市文明的敌人们认为是一种狂妄。科学，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必须注入更崇高的理想：日尔曼民族、上帝，安拉，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在背后也许还有其他别的东西，甚至有更原始的东西。部落神诋的崇拜者们，甚至万能神诋的崇拜者们，包括基督教徒，穆斯林，正统的犹太人，时不时倾向性地认为，异教徒们不是灵魂败坏殆尽，就是根本没有灵魂。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提到拯救灵魂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这种观点为杀害不纯的不信教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灵魂是西方主义反复出现的主题。19世纪亲斯拉夫派将“硕大”的俄罗斯灵魂与机械的、没有灵魂的西方对立起来。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深厚的情感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而西方人注定了在机械方面富有成效，除了拥有非凡而实用的计算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灵魂的推销者们总是要用猜疑的目光来看待智性的怀疑。西方主义者们歌颂灵魂或精神，鄙视知识分子和智力活动。他们认为智力活动是分裂的，是愚钝的更高形式，他们对“整体”没有感觉，对“纯粹”没有感觉，对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东西没有感觉。

　　所有的民族都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即“他人”与我们是没有什么共同情感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变体就是认为东方人的生活是简朴的，或认为苦力是没有痛苦的。在中国、印度、日本和埃及，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观点：西方人是淡漠的，理性的，冷酷的，缺乏温暖的人类情感。这显然是狭隘无知的表现，而且它还反映了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后启蒙时代的昂格鲁人-法兰西人-犹太人-美国人的西方将自身看成是由世俗政治体制统治的，所有公民的行为是受世俗法律约束的。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精神方面的事情都是私人性的。不过，我们的政治同公共价值或道德信条并没有完全分离，当今的一些领导者们也愿意看到公共生活中能包容更多的宗教内涵；但西方仍然不是由精神领袖们，即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的中间人来统治的。我们的法律不是来自神的启示，而是由法学家们制订出来的。

　　在专制社会中，不管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君主制式的，还是伊斯兰主义式的，独裁者们也是最高的牧师，或是崇拜的偶像，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语言。再举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或许有用。由美国领导的盟国是以自由的名义与日本作战的，而日本在亚洲的圣战则是以神的公正与和平的名义来进行的。“日本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根据‘世界大同’的崇高精神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和平，这个国家就是据此原则而建立的。”1940年日本首相近卫如是说。伊斯兰分子的目标也是想把世界统一在一个屋顶之下，只要能把异教徒以及他们的高塔通通摧毁。

　　当政治与宗教融合在一起，那么，经常打着爱与正义的旗号所推销的集体目标容易涵盖整个世界，或至少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一个世俗的建构。伊斯兰的兄弟会，罗马教会，世界共享日本人的屋顶，全球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包含了宗教目的或千禧目的的。此类目的在西方世俗化国家中也并非少见。尤其是在美国，右翼的基督教组织以及其他宗教压力集团18，试图用种种让开国者们震惊的方式把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注入到国家的政治中。杰里·福尔韦尔19牧师大人把恐怖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说成是对我们世俗罪恶的一种惩罚，这表明他的思想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思想相距并不太远。

　　然而，合乎理想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菲迪南·托尼斯20称之为法理社会的范例，其社会成员受共同的社会规约所约束。另一种社会，即礼俗社会，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仰，或共同的种族关系，或基于相互之间深厚的情感。最为典型的是，德国思想家埃德加·容格21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智力（西方）和灵魂（德国）之间的冲突。

四

　　西方的敌人一般都渴望成为英雄。正如墨索里尼鼓励他的新罗马人那样：“永远不要停止大胆！”伊斯兰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英雄们的信条。永远革命的理想是一个不断引起激动的蓝图，是用持续的英雄暴力激发活力的社会蓝图。革命英雄的共同敌人是安稳的资产阶级，城市居民，小职员，发胖的股票经纪人，简言之，就是在世贸中心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一类人。在卡尔·马克思看来，遭受其优秀儿女们（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强烈仇恨，正是资产阶级（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阶级）的一个特有的特性。资产阶级的性格中缺乏英雄主义，不会采取伟大的行动，与这一特性有着很大的关系。英雄们勇于牺牲，而资产阶级痴迷于个人安全。英雄们数着丧钟，而资产阶级数着钞票。1998年采访者问本·拉登：他是否害怕来自组织内部的出卖。他回答道：“这些人抛弃了世事俗务，他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圣战。”

　　知识分子们很少有英雄的行为，却经常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对英雄主义--英雄领袖、英雄行为--的迷恋。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们赞美速度、青春、活力、本能，以及藐视死亡的大无畏。二战前的德国社会社会主义者喜欢将英雄和资产阶级并列起来：索姆巴特22的《商人和英雄》和波格斯拉夫·凡塞尔筹23的《平民与英雄》就是这一类型的两个范例。还有许多其他人，绝不都是德国人。凡塞尔筹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已经变得冷漠，破碎，颓废，平庸而没有生气。他这样写道：资产阶级永远躲藏在没有危险的生活下面。他说：资产阶级急于消解“对生活的战斗，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力量，不能如男子汉那样来征服袒露与严酷的生活。”24

　　对凡塞尔畴或厄尼斯特·容格尔25之流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体现了人身上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具英雄气概的一面。因此，荣格本人参加过的兰吉马克战役却成了此类英雄崇拜的题材。这次战役是1914年一个特别恐怖的事件，14万5千人在一连串无济于事的进攻中阵亡。然而，那些年轻的英雄们，其中有许多人来自精英大学，如30年后的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却必须唱着“德意志歌曲”冲向他们那年轻的坟墓。西奥多·科拿26一个世纪前写下的名言经常在记忆中回响：“唯有献身才会幸福。”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周，英国一家报纸引用了一位年轻阿富汗战士的话。这位战士说：“美国人热爱百氏可乐，我们热爱死亡。”这正是膜拜兰吉马克的情结。

　　连那些同情民主西方的人士，如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27，也指出过，缺乏辉煌、墨守成规和文化平庸是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固有缺陷。托克维尔警告说：民主很容易变成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在他看来，美国没有伟大的作家，或者说没有什么可以称作伟大的东西。这是一个普遍的但却值得怀疑的指责。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纽约的艺术与文化比大马士革或北京的艺术与文化要逊色一筹。

　　在我们这个富裕的、市场驱动的社会中，确实有很多平庸低劣的东西，奢华本身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但是当人们对资产阶级物质享受的鄙弃变成了对生活的鄙弃时，你就知道西方遭到了攻击。这种鄙弃的源头有很多，但它却吸引了那些感到无能、边缘化、被排斥或被贬压的人们：感到不被认同的知识分子，城市里心怀抱负却没有才气的艺校学生，湮没在人群中的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从第三世界国家来到优越的西方却感觉自己遭受冷漠嘲弄的年轻人。潜在的死亡崇拜者的名单是无止尽的。

　　一位早期的纳粹理论家凡登布鲁克28这样写到：自由主义就是“让每一个人成为平庸者的自由。”死亡崇拜的塞壬们说，走出平庸的惟一办法就是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到集体活动中去，集体的可怕能量在“元首”，天皇，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可以创造出辉煌。领袖将个人对辉煌的一切渴望人格化了。如果崇高的事物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一个人，两个人，或一千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思想成了对其他人实施伟大暴力的许可证：犹太人，异教徒，资产阶级自由分子，锡克教徒，穆斯林，或者为了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世界而必须清洗的任何人。一位名叫弗兰西斯·斯格特的美国牧师试图向东京战犯法庭说明，日本士兵在战争期间是极端残忍的。经过对参战士兵们的多次采访，他得出了结论：“他们都相信，天皇的任何敌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越是残酷地对俘虏越就表明他们对天皇越是忠诚。”29

　　然而，最真正的圣斗士不是虐待者们，而是神风突击队飞行员们。牺牲自我是反西方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它是资产阶级苟活怕死的绝对反面。青春是最能够作出牺牲的时期。大多数神风突击队员才刚刚走出中学校门。正如本·拉登所说：“15岁到25岁之间正是一个人进行圣战和不怕牺牲的最佳年龄段。”

五

　　1938年，考尔奈在《反西方的战争》中认为：“妇女解放的潮流明显是西方所特有的。”这个有点总括性的说法似乎可以从考尔奈敌人的观点中得到证明。纳粹宣传家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30说过：“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代妇女们的第一需要，即把国民和种族，以及永恒无意识从衰落和破败中拯救出来，这是一切文化的基础。31撇开这个头脑混沌的思想家使用永恒无意识可能具有的含义，罗森伯格的意思非常清楚。女权解放导致资产阶级堕落。女人的应有位置就是做英雄男人们的养育者。德国人从波兰以及其他纳粹占领国引进如此庞大数量的工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教条地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待在家里。

　　本·拉登同样痴迷于男人气概和妇女问题。这正是他紧抱不放的西方主义信条之一。他在1988年说过：“那个地区（指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已经丧失了男子气概。他们认为人民都是女人。老天作证，穆斯林妇女是不会接受美国和犹太妓女们的保护的。”在他的描述中，西方决心要“剥夺我们的男子气概。可是我们坚信：我们都是男人。”

　　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个国家如战时日本那样由男性主宰着社会。强迫朝鲜人，中国人，菲律宾人，以及日本女子成为军妓的残忍政策是日本帝国内妇女地位低下的标志。然而，战争本身却对日本妇女的解放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其作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大多数身强力壮的男人上了前线，妇女只好照看家庭，从事黑市交易，去工厂工作。与遭遇失败深感羞辱的男人们不同，许多日本妇女把盟军的胜利看成是迈向自身解放的阶梯。日本战后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妇女得到了选举权。早在1946年，就有大量妇女参加选举。（日本）新宪法主要是由美国法学家起草的，但是有关妇女权利的条款则大部分出自一位名叫比特·西罗塔32的杰出人士之手。她是西方的敌人可能会憎恶的许多事物的代表。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欧洲妇女，一位犹太人。

　　对于那些把军事纪律、自我献身、操行以及领袖崇拜看成是社会最高理想的人来说，妇女的性欲能力将被看成是一个极端的威胁。自古以来，妇女一直是生命的赐予者和保护者。妇女的自由与死亡崇拜是互不相容的。女性性欲的公开展示是一种挑衅，不仅是对圣者，而且也是对所有被压抑的人，为了崇高的事业献身是他们快乐的惟一途径。为好莱乌影片，软饮料，或其他产品做广告的西方女郎的照片，袒露而性感，她们就象曼哈顿的都市形象一样在这个星球上是无所不在的。她们同样令人沮丧，令人恐慌，有些时候更令人感到愤怒。因为她们又勾勒出一个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罪恶而淫荡的极乐世界。

六

　　没有什么文明间的冲突。大多数宗教，尤其是一神教，都容易滋生出反西方的毒素。种类繁多的世俗法西斯可以出现在任何文化当中。因此，当前的冲突不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不是盎格鲁－美利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对死亡的崇拜是一剂致命的毒素，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这个毒素正在以伊斯兰教的极端形式而疯长着。

　　西方主义是伊斯兰教革命者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歇瑞尔（伊斯兰教教法）指导的伊斯兰世界，就像那些在圣战（读作“革命”）中证明自身的忠诚学者所阐释的那样。这就要求在伊斯兰的世界中清洗以美国为代表的偶像崇拜的西方。其目标就是要攻击美国异教徒的神殿，并且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表明美国是脆弱的，用革命话语来说，美国是一只“纸老虎”。通过这种反傲慢美国的“行为宣传”手段，可以把圣战的力量团结起来，然后在伊斯兰的世界中实施他们的革命。

　　阿什图拉?霍梅尼是一个“斯大林派”，他试图在伊朗这个影响重大的国家进行一场革命，但并不急于将革命输出去。相反，本·拉登则是一个“托洛斯基派”，他把阿富汗看成是一个基地，可以从那儿立即将革命输出去。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内部存在着“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之间的紧张对立。9月11日让“托洛斯基派”占了上风。

　　“基地”组织33企图进行一场伊斯兰革命，以推翻从印度尼西亚到突尼斯的政权。这场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可以预料，伴随着拙劣的西方主义宣传，会有越来越多的反美和反美国制度的“行为宣传”。西方，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西方，应该用尽计算资产阶级反英雄主义的全力和智慧来反对宣传。从长期斗争来看，搞坏银行秘密帐号的会计师，和以贿赂开道的秘密特工将会比特种小分队用炸药轰开阿富汗的山洞更为有用。不过，如果在这场阴沉的战争中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不应该用东方主义的卑鄙形式来反对西方主义。一旦我们经不住这样的诱惑，我们也同样受到了毒素的侵染。

　　译自《纽约书评》2002年1月17日（原作者授权）

　　原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第21-28页。

　　注释：

　　1 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耶鲁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目前在The Russel Sage Foundation作访问学者，著有《儒雅的社会》，《记忆的伦理》等；伊恩?伯鲁马(Ian Buruma)，1951年生于荷兰，曾为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人文学院研究员， 现居伦敦，著有《上帝的尘埃：现代亚洲之旅》、《面具的后面》、《伏尔泰的椰子》等。

　　2　即凯泽?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1888－1918）。

　　3 D.C. Holtom, Modern Japan and Shinto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3), p. 10.

　　4　奥里尔?柯尔奈（Aurel Kolnai, 1900－1973），匈牙利裔政治哲学家。

　　5 Viking, 1938.

　　6　修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d Chamberlain，1855—1927），德国人，著名的种族主义者，现代反犹太主义的代表。

　　7 Briefe 1882-1924 (Munich: Bruckmann, 1928).

　　8　巴苏陀人是指居住在非洲东南部巴苏陀兰，即现在的莱索托的班图人。

　　9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Munich: Bruckmann, 1915).

　　10　奥斯瓦德?施本格勒（Oswar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哲学家，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过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人与技术》等。

　　11 Jahr der Entscheidung (Munich: C.H. Beck, 1933).

　　12 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建人和主席，主张西欧联合对抗苏联。

　　13　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焚毁的两座古城，事见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

　　14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

　　15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卡塔尔24小时卫星电视新闻频道。

　　17　巴别塔原来是指巴比伦的通天塔，这儿是指被撞毁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塔楼。

　　18 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是指谋求对立法者、舆论等施加压力的团体。

　　19 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1933－），当代美国原教旨主义浸礼会牧师。

　　20 菲迪南?托尼斯（Ferdinand Toennies）德国社会学家，著有《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礼俗社会是指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社会、家庭、宗族、宗教社区等；法理社会是指由理性意志推动、有明确目的、可改变手段以适应需要的社会结构，如现代政府、军队和企业的管理机关等。

　　21　埃德加?容格（Edgar Jung，1894—1934），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著有《下层的统治》等。

　　22　索姆巴特（Werner Sombart， 1963—1941），或译桑巴特，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代表作《现代资本主义》 。

　　23　波格斯拉夫?凡塞尔筹（Bogislav von Selchow，1877-1943），德国社会社会主义者。

　　24 Quoted in Kolnai,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p. 215.

　　25　Ernst Junger，1895—，联邦德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多美化战争，宣扬强权思想，鼓吹民族主义思想。

　　26　西奥多?科拿（Theodor Korner，1756—1831），与拿破仑军队作战的俄罗斯-普鲁士联军一方的军事将领。

　　27　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28　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 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 代表作《第三帝国》。

　　29 Arnold C. Brackman,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s (Morrow, 1987), p. 251.

　　30　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纳粹德国官员，1946年作为战犯被判绞刑。

　　31 Quoted in George L. Mosse,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Grosset and Dunlap, 1966), p. 40.

　　32　比特?西罗塔（Beate Sirota Gordon, 1924—），将男女平等写入日本宪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

　　33　“基地”组织（Al-Queda），又译卡伊达，本拉登1988年在阿富汗建立的恐怖主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