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与南宋诗坛弃宋宗唐的同中之异及成因（张兴武）

花雨

作者：张兴武


【内容提要】
本文从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南文北进与诗坛风气的渐变以及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文坛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艰难历程。作者认为，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失落与低迷之后，传统儒道最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厚博大的入世精神又得以回归;而北宋文化繁荣的曙光，也伴随着儒道的回归悄然升起。  

【关键词】 宋初 文坛 儒道 回归

结束了晚唐五代一百余年的分裂动荡之后，宋初文坛终于迎来了重构整合的机会。太祖、太宗两朝长达十九年的统一战争，逐步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扫清了区域政治的障碍;同时原属偏邦小国的大量文人不断汇聚到汴梁，也为宋初文坛创造出一种南北合流的新局面。不过，经五代十国长期发展积淀的多元地域文化在重新整合为北宋统一文化的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对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中原文人与列国降臣在新政权下的处境和心态也各自有别。新时期文化的主流品质，只有在多种文化、不同文人群体之间充分和谐的对话之后才能初现端倪;宋真宗以后群星璀璨的文化繁荣，也需要在低谷渐进的漫长积累之后才姗姗来迟。本文所讨论的正是宋代文坛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艰难历程。

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

中原地区自黄巢起义以来久历战祸摧残，五代则更是“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① 。其时武夫悍将骄横称雄，以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② ，因而篡弑相寻，肆无忌惮。文人士大夫生于其时，非但不能兴国安邦，动辄还有性命之忧。即使显达如冯道，“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 ③ 者，也不免仰人鼻息，视人眼色。与此同时，李唐时期积累起来的大量图籍，也在长安、洛阳的劫难中丧失殆尽，中原文化基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北宋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近似丘墟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其他文化力量的介入，要完成北宋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宋初二帝在动用武力一统寰宇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着意寻找文化统一和建立文治的有效途径。太祖建隆四年平定荆南、湖南，乾德三年攻灭后蜀，开宝四年讨平南汉，开宝八年李煜归降，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陈洪进纳土归朝。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原来分散在南方各地的图籍资料被搜集转运到首都汴梁，而数以百计的文学才俊也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新政权下;经晚唐五代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各地文化遂由此得到了强有力的整合，宋初文化得以复兴的基础条件也日益形成。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图籍的搜讨汇聚是宋初文化整合过程的第一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后蜀灭国之后，宋太祖“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同书卷一七云，金陵城将破，太祖先已“令太子洗马河东吕龟祥诣金陵，籍李煜所藏图书，送阙下”;同书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下又云:“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类苑》卷三○引《杨文公谈苑》亦称:“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这些书籍还仅限于归入三馆的部分，收藏在其他地方或者散落于显宦之家者，应该还有不少。譬如梅尧臣就曾谈及闽中上元县之澄心堂藏有李煜数千幅法帖。《宛陵先生集》卷二七《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称:“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为予尝说江南时。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一一《升元帖》条称:“《闲者轩帖》考云:南唐李后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后刻升元二年三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为淳化阁帖之祖。”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亦云:“赵元考家藏有澄心堂书三千卷，上有‘建业文房’之印。” ④ 此外，《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称惟演“家储文侔秘府”;同书卷四八?《钱惟治传》亦云:“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钱俶子侄所藏书籍，多数应系吴越旧物。

从图书的来源可以看出，宋初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础，主要由统一之前的汴洛、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四方面力量熔铸构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汴洛，而是南唐。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国，作为军事及政治上的失败者，其原有文化只能被统一政权吸纳整合，从而为新型大一统文化的重新架构作出贡献。宋太宗重建三馆，其深意和目的也正在于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载:“自梁氏都汴，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才蔽风雨……上初即位，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划;自经始至毕功，轮奂壮丽，甲于内廷。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书焕乎一变矣。”可以说，三馆的重建，正式拉开了大一统文化建设的序幕。

不过，宋初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仍然是那些饱受沧桑的文人学士，他们中绝大多数原系五代十国时期的达官显要，入宋以后则聚首撰述，成为新朝的文学侍臣。不过，前人对宋初文坛人才队伍的基本阵容缺乏全面准确的考察，以致将陶 ? 、扈蒙、张昭、窦俨、窦仪等一些卒于建国之初的文人，都纳入到北宋诗文创作的主体阵营中讨论，甚至还有以徐锴为宋初作家的。其实，“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 ⑤ ，只有到南唐灭国后的开宝八年，宋初文坛的基本阵营才算真正形成。

由后周转入北宋的中原文人数量并不算多;开宝八年以后，稍著者有王溥、薛居正、李昉、赵普等人。王、薛二人长于史学，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 ⑥ 。唯李昉稍有才藻，开宝三年、五年两次知贡举，号为得人。与李昉同时稍后，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赵邻几等人，亦具吏才。当日北方文人真正以诗文见称者少之又少。赵邻几少好学，后周时创作《禹别九州赋》万余言，广播人口，然凤毛麟角，实不多见。《宋史》卷四三九《马应传》复云:“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但这几位在文坛上的作为并不显著。由此可知，由后周入宋的文坛是多么贫瘠!假如没有南唐及吴越诸国降臣的加盟，这种惨淡的情形还不知要持续多久。

有学者认为北宋文化主要是以吴越、江南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南唐有国时间并不长，但在当时纷争割据的局面下却能一直坚持延揽各色人才，尤其注意搜集整理唐末以来流散的典籍文物，重视学术文化的发展。因此短短三十九年间，就出现了李昉、李煜、冯延巳、孙晟、韩熙载、高越、潘佑、江文蔚、史虚白、左郾、汤悦、张洎、徐铉、徐锴等著名的文人学者，另有徐熙、顾闳中、顾德谦、董源、王齐翰、钟隐等绘画大师，是当时华夏“文物最盛处” ⑦ 。正因为如此，南唐文化注定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宋灭南唐的战役，虽然从政治和军事上结束了李氏政权，但随着大批南唐故臣的北上汴梁，江南文化也获得了迁播中原、引领潮流的良机。李煜被囚之后以泪洗面，然其所著歌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⑧ ，“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⑨ ，为两宋文人词的创作开拓了新的视野和境界。徐铉、徐锴兄弟，早被李穆叹为“二陆不能及也” ⑩ ，徐铉入宋后直学士院，与李昉“以同道相知论” 11 ，堪称宋初第一博学之士。张洎“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可听”，太宗“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后知贡举 12 。其文学修养虽不及徐铉，却远过于扈蒙、李穆。除此以外，由南唐入宋的文学才俊还有汤悦、张佖、郑文宝、陈彭年、龙衮、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樊若水等十余辈，汤悦、郑文宝、陈彭年、邱旭及龙衮等各著史书传之后世;陈彭年别著《宋朝重修广韵》五卷，极为两宋以后音韵学家所尊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原文人以正统经学自夸的北宋初年，周惟简却能够出任国子《周易》博士，且得判监事。此外，乐史著《孝悌录》、《续孝悌录》及《广卓异记》，另有《重修登科记》三十卷、《江南登科记》一卷，皆为史家所推重。舒雅除《山海经图》外，还有《十九代史目》二卷传世;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就更离不开吴淑、刁衎等大批江南文臣的参预。毫不夸张地讲，江南文臣曾一度占据了宋初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引领风骚，小学、历史学及文献学等各方面的成绩也足有可观，对北宋文化复兴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全方位的。

相对于南唐，由吴越入宋的文人数量并不多，可瞩目者多为钱氏子孙，如钱俶弟钱俨、钱易、钱昱、钱昆等。其中俨著《吴越备史遗事》、《戊申英政录》、《忠懿王勋业志》等吴越国史书，制词文章则有《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钱易“才思敏赡，数千百言援笔立就。又善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检《道藏》” 13 ，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洞微志》十卷、《南部新书》十卷、《二卿文稿》二十卷等。二人所重不同，但均勤于撰述。钱俶之子惟演、侄惟治，亦各以能文名，“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慕皮、陆为诗，有集十卷”，尤善草隶，家藏书帖甚众 14 。惟演文辞清丽，与杨亿、刘筠齐名，共创“西昆”体，对宋初文坛的影响至巨。上述四人之外，释赞宁也有较大影响。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称，赞宁居吴越时已与浙中士大夫以诗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师汇征，授诗诀于前进士龚霖，由是大为流辈所服”，“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携版图归国，大师奉真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延问弥日”，“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六《归田录》复云:“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宋初高僧中赞宁的诗才与学问都是首屈一指的。

后蜀时期两川文化建设的成绩亦足有可观，韦縠《才调集》与赵崇祚《花间集》的编纂问世，无疑是五代文坛的盛事。蜀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对蜀中文化的复兴功不可没。《十国春秋》卷五二本传云:“蜀士自唐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而孟昶不仅敕刻《石本九经》于蜀中，还组织编纂百卷之巨的《书林韵会》，嘉惠后学。但由于后蜀有国才三十年，人才积累稍显仓促。截止到太平兴国三年时，由后蜀入宋的欧阳炯、李昊等人皆已故去，可瞩目者只有句中正、苟延庆等寥寥数人。句中正入宋后“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与徐铉重校定《说文》，模印颁行”，“时又命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同撰定《雍熙广韵》”，“《广韵》成，凡一百卷” 15。苟延庆则有《锦里耆旧传》传世。

两湖与闽中早被南唐所灭，随后又发生持久战乱。南方九国之中，南汉政权最为昏乱，清李兆洛《南汉纪序》称其“奢僭逾滋，淫刑无艺;奄人之祸，亘古所无”，实为的评。这三个割据地区在马殷、王审知和刘隐的时代，曾一度获得过文人聚集、文化复苏的良机，马希范天策府十八学士也曾获誉一时。但几经变乱，到了北宋统一时，其文化基础已经远远落后于南唐、吴越及后蜀，甚至还不及中朝。宋初只有刘昌言自闽中归朝，尚值得一提。

北宋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大体上就是这样，虽说是百川入海，但江浙文人群体仍然引领风骚。徐铉、张洎、汤悦、钱惟演以及诗僧赞宁等人，无疑是当日文坛的佼佼者。南北方文人的空前汇集，既为北宋大一统文化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南方与北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撞与冲突。而冲突的结果，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是某一种传统优势的丧失;相反，各种文化和文学品质在冲突中展开对话，势必会找到新的契合点。文化的重构，文学的复兴，正由此获得了非常现实的动力。

南文北进与诗坛风气的渐变

江浙文人群体北上汴梁后的处境与心态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宋初文坛的风气与走向。单就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他们无疑占有绝对优势;但从政治待遇和入仕心态来看，归降文臣大多遭遇猜忌，不能不敛气屈身。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载:“艺祖御笔:‘用南人为相、设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意味着作为宋初文坛主体力量的江浙降臣，注定要在压抑之中委曲求生。太祖、太宗两朝所有将相重臣皆为北方人，就连《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也由李昉等北方文臣主持。虽说政治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走向，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却能对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宋太宗一代的情形便是如此。

自南唐、吴越及西蜀各地入宋的文臣，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将面对归顺降臣的尴尬处境。丧君亡国沦为降臣的现实，进退维谷宛如飘蓬的处境，迫使他们在适应新政权的同时，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人生追求和仕宦心态。徐铉和郑文宝面对亡国之君李煜时的为难与无奈，或许能够反映归宋降臣复杂心态的一个侧面。王 钅至 《默记》卷上详载了徐铉奉旨往见李煜的过程，其中有一细节:“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道服纱帽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不难想象，徐铉当时精神上承受着怎样的折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复云:“吴王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者莫若徐铉。’太宗诏铉撰碑，铉遽请对，泣曰:‘臣旧事吴王，陛下容臣故主，乃敢奉诏。’太宗悟，许之。”作为降臣，被祸受屈是不可避免的。《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又载:“煜以环卫奉朝请，文宝欲一见，虑卫者难之，乃被蓑荷笠以渔者见，陈圣主宽宥之义，宜谨节奉上，无他虑。煜忠之。”被蓑荷笠以渔者见的情景，无疑透露着既难忘故主，又自身畏祸的复杂心态。李煜死后，张佖、刘吉等江南旧臣常以俸禄接济其子孙，多少也反映出他们无言的苦心。故国虽已烟消云散，但雕栏玉砌的回忆仍然萦绕于胸中。在无奈与畏祸交织的心境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开始撰写史书，在总结历史得失、缅怀故国的同时，也借机展示故土文化的成绩和风貌。其中由江南文人撰写的南唐史籍最为丰富，如史虚白次子托名史虚白撰《钓矶立谈》、无名氏撰《江南余载》、徐铉、汤悦撰《江南录》、龙衮撰《江南野史》、郑文宝撰《江表志》《南唐近事》、陈彭年撰《江南别录》、无名氏撰《江南李氏事迹》、无名氏撰《江南志》等。在这些史籍中，江南降臣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充分鞭挞了南唐权臣宋齐丘、冯延巳、冯延鲁、陈觉、查文徽等人结党营私、祸国乱政的行径，甚至创造了“五鬼”之称 16 ，而将南唐灭国的历史罪责归结于他们。如《钓矶立谈》云:“初闻江南老人言，（韩）熙载素恶于二冯，又与陈觉素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无过也。及见后主归命，国家湮没，求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则虽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此说在宋初所有南唐史籍中颇具代表性。检讨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无疑体现着对现实人生的某种关照。江南文人在总结亡国教训的同时，更没有忘却对故国文化的充分赞美和肯定，其论述所及，遍涉文学创作、典籍收藏、舞蹈绘画以及典章文物等各个领域，凡是名冠当时的人物，无一缺漏。或许正是因为入宋以后政治文化地位的下降，才激发了他们著史自夸、自尊自信的文化心态。

与江南降臣有类似情形的还有钱氏子孙。吴越之亡虽未经战事，但钱俶归宋后的处境与结果，却和李煜一般无二，他们在经历了亡国之君可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都被宋太宗借生日赐酒之机残害而死。兄弟子侄的悲哀虽更甚于李煜旧臣，但他们却不敢公开表达。于是钱俨等人只有借着撰写史籍的机会，委婉叙述历代吴越国王的功业，借以获得些许安慰。宋初面世的吴越国史也有十余种，范坰、林禹《吴越备史》之外，还有钱俨撰《吴越备史遗事》《忠懿王勋业志》《戊申英政录》、无名氏撰《乾宁会稽录》、钱惟演撰《钱俶贡奉录》《家王遗事》《钱氏庆系图》《奉藩书》《钱太祖备史记》、钱易撰《钱氏家话》等 17 。假如仅仅从修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些史籍产生的意义，而忽略了钱氏子孙在维护自尊与畏祸求生之间进退维谷的撰述心态，所得的结论必然是肤浅和片面的。

太宗和真宗居藩邸时“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18 ，他们有意提倡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风，每逢庆赏、宴会，都要宣示所谓御制诗篇，令朝臣唱和。对于那些归降不久的江浙文臣来说，这样的风气和环境是最容易适应的，他们的博学和才情，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展示。同时，由于奉和应制之作大多引经据典，润饰藻汇，不太涉及现实政治的敏感问题，因而其作者或借以谄谀，或借以避祸，各得其宜。前人多以徐铉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人物，但观其所作，皆用于应制赏玩，与白居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艺术精神背道而驰。《徐公文集》卷二一、二二收录了他入宋以后的全部诗作，其中奉和御制诗凡二十首，其余均为寄送之作。奉和应制的诗本当平淡寡味，寄送之作也同样不着痛痒。如卷二一《送阮监丞赴余杭》诗云:“杨柳依依水岸斜， 益鸟 舟东去思无涯。坐临棋局延明月，行采诗题对落花。虚白亭中多宴赏，钱塘湖上剩烟霞。风光到处宜携酒，况有余杭阿姥家。”其他诗作几乎都是一样的苍白，一样缺乏真情实感。博学善对是应制唱和诗能够率意而就的前提，畏祸贪生的艺术表现则必然是流连光景。与徐铉同时归宋的张洎，做法亦与之差似。《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张洎集》五十卷，但《宋诗纪事》卷三仅录其《暮春月内署阁前海棠花盛开率尔七言八韵寄长春谏议》一诗:“去岁海棠花发日，曾将诗句咏芳妍。今来花发春依旧，君已雄飞玉案前。……共仰庄图方赫耳，自嗟衰鬓转皤然。因凭莺蝶传消息，莫忘蓬莱有病贤。”如果通读晚唐五代诗，就不难明白，从9世纪末到10世纪初，饱学之士为流易之作的风气是一贯的，非独徐铉、张洎而然;只不过他们应制唱和时的心态，远不及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那样“颇得自适” 19罢了。

自南唐、吴越归宋的文臣及后进才子，多数被安置在“三馆”之中，从事《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工作，久而久之，其学问更加广博，才藻典故的积累也更加丰厚。真宗即位以后，朝堂上的应制唱和仍在继续，馆阁书斋中的唱和酬答之风更是日盛一日。自景德至大中祥符间，福建浦城人杨亿以“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而深得真宗赏识 20 ，钱惟演以“博学能文辞”得直秘阁，同时有江左舒雅、升州刁衍、江陵崔遵度、蜀人薛映、濮州张咏、苏州丁谓等一批南方后学，与大名刘筠、李昉之子李宗谔、李沆之子李维、开封陈越、澶州晁迥等北方新进士共相迭唱，形成了所谓“西昆体”。检讨《西昆酬唱集》里面所收录的诗人诗作，实不难看出南方诗人群体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西昆酬唱集》的问世，标志着南文北进过程中消极被动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展示才学注重辞藻的文人酬唱，已经取代奉和应制的斗凑做法，成为文坛风气的主流。从本质上讲，徐铉和张洎，杨亿和钱惟演，都是以博学多闻取胜，但徐铉等人生活创作于北宋统一之初，南文北进只能在政治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到了杨亿等人的时代，虽然“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 21 的北方本位论仍然根深蒂固，但真宗已经开始打破重北轻南的用人观念，提出“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 22 的新理念，南方与北方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现状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而这也为当日文坛以南方人为主导的酬答唱和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就诗歌创作而言，南方与北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诗人群体，通过对话与交流，正在相互走近、彼此熟悉起来。

从真宗景德、大中祥符时期一直到仁宗末年，随着国家科举、用人制度的不断调整，经五代宋初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文化，获得了第二次大举北进的机会。临川人晏殊以神童被荐，“赐同进士出身”，旋为集贤殿校理;苏州人范仲淹举进士之后，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庐陵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23 。宣城人梅尧臣先已深得钱惟演、欧阳修的嗟赏，得赐进士出身后为国子监直讲;吴兴张先，仁宗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榜及第，其年晏殊知礼部贡举。《苏轼文集》卷六八《题张子野诗集后》盛赞张先“诗笔老妙”、“可以追配古人”;眉州眉山人苏洵，二十六岁始发愤为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仁宗至和、嘉?间，与其子苏轼、苏辙同至京师，“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24 ;建昌人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 25。此外还有以歌词获声名于天下的福建崇安人柳永。近五十年间，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上力主沉浮的骨干精英都是南方人。无论是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文改革，还是晏殊、范仲淹、苏轼、苏辙及张先、柳永等人在诗、文、歌、赋各方面的大力创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宋初的文坛，原本是一片久经战乱摧残的荒芜之地，南文北进的艰难历程为它的复兴和繁荣不断地注入活力，创造了希望。在进退维谷的复杂心态下，列国降臣的创作虽大多局限于应制唱和，但以博学多闻、用典精当见长的酬唱诗歌，毕竟为奄奄一息的文坛带来了些许生机。从斗凑弄学的应制酬答到精丽繁缛的秘阁唱和，表面上看是单纯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时代文风的变迁总有其复杂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南文北进过程中南北文化的冲突与对话，既为真宗、仁宗时期欧阳修等人的文坛革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消除北宋政权内部重北轻南的政策弊端铺平了道路。 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

北宋初年南方降臣的优势在于博学善诗，而中原文化的突出亮点却在儒道经学;南文北道之间的冲突与对话，是文坛整合与文化演进的另一条主线。

宋兴以来，以儒道自任者几乎全是北方人，究其原因则与五代刻印经书一事关系甚大。唐末大乱，经籍散毁殆尽，加之世乱道丧，儒家道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明显下降。从后唐明宗朝开始，冯道等人将雕版印刷之术用于《九经》等儒学典籍的刊印;经书的广泛流布，逐步遏制了儒道式微的势头。《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将雕版印刷技术用于经书刊行，这还是第一次。《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复云:“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于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余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称:“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时以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云:“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书，列宰相李 ? 、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周太祖显德四年，朝廷“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 26 ，用制举的手段进一步鼓励读经。周世宗即位之后，谒孔府、祭孔庙，尊孔子为天下帝王之师，希望能借此将天下人心拉回儒道教化的规范中来。在王权的推动下，中原学子重经论道渐成风气。

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有一些专门治经的学者，如洛阳聂崇义著《三礼图》二十卷，建隆三年上表献于朝;曹州济阴人邢昺雍熙中撰《历选》二十卷，大为太宗所重;博州人孙奭“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 27 ;开封王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为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28 。他们经五代而入宋，擅长谈经论典;虽说其著述无关时政，但对文坛风气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宗以后，柳开、张景、王禹偁、姚铉、穆修、石介等人相继登上文坛，这些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北方学子，面对不绝于耳的应制赠答之声和盛行不辍的“西昆体”诗，还有风靡朝野的骈体俪文，几乎本能地选择了批判与对抗。以重道轻文为主要特征的中原文学观，与南方才子以博学见长注重词采的创作理念之间，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深层对话。北方阵营中柳开和王禹偁两人经历了太祖、太宗两朝，同殁于真宗咸平四年。石介、张景、姚铉和穆修等人较为晚出，主要活跃于真、仁两朝。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云:“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四人之中，柳开的名气最大。按照《河东先生集》卷二《补亡先生传》的自叙，柳开之生完全是为了播扬圣贤之道，其文曰:“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杨、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途，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途矣，使古今由于吾也。”同书卷一《应责》篇则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可见他维护道统的自信和坚决!柳开卒后，弟子张景集其遗作，为《河东先生集》十五卷，且为序曰:开“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对柳开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张景亦以儒道名一时，《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录《张晦之集》二十卷，识曰:“右皇朝张景，字晦之，少师事柳开为古文，名震一时。卒，官至廷评，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编并为之序。”

姚铉、穆修、石介三人，在崇古重道、反骈重散的理论主张上大体相同，他们共同面对的宿敌，是宋初以来甚嚣尘上的骈俪作风，尤其是“西昆”派的诗和文。姚铉编纂《唐文粹》百卷，诗、赋、文章只选古体，骈体文和今体诗一概不录，自为之序，以明其宗经明道、推崇古文的主张，对韩愈更是尊崇有加，曰:“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尊韩与重道并举，在当时几乎成为老生常谈。稍晚于姚铉的穆修，也曾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倾吐出同样的心声:“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 29 如果说姚铉和穆修的重道崇韩尚局限于一般性的说教上，那么石介任国子监直讲时则把推重道统与批判“西昆体”诗文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宋史》卷四三二传云:“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所谓“文章之弊”，即指“使天下人目盲，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入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的“西昆体”诗文。严格说来，从柳开一直到穆修、石介，在儒学理论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新的突破;他们以道统自诩，首先是由中原儒学普遍积久的风气使然。同时，空谈儒道的文章与奉和应制的诗歌一样，都暗含着颂扬皇权、委婉自夸的人生追求，只是在途径和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穆修终身论道，最终却死于贫穷;姚铉文辞敏丽，淳化中直史馆，应制赋、赏花钓鱼诗特被嘉赏，最后又因为“中以危法”被除名 30 ;无论穷达，显然都不是因为道。守道者的这种尴尬处境表明，尊儒崇道的理论只有和现实社会的切实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丰富和发展的空间;道学家只有改变与时尚文风简单对立的态度，以道化文，才能实现文以载道的目的。

北道南移的文化契机来自于国家统一之后的科举考试。太宗和真宗时期，江浙、巴蜀、两湖及闽中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生源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三云:“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能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新制定的考试科目也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典籍在科考生源地的迅速普及和研修。《文献通考》卷三○《选举》三云:“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而进士科除考诗、赋、杂文和策论外，还有帖经和墨义，这与唐代主要以诗文为题的考试方法有所不同。由于科举考试对儒学典籍的重视，江南一带的考生便不得不用力于此。譬如，范仲淹年轻时即“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 31 ;苏轼“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嘉?二年“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32 ;其弟苏辙著《诗传》、《春秋传》，而梅尧臣亦有《毛诗小传》二十卷。其他以儒学与词章并重的南方英杰尤不胜枚举。他们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文人以博学见长而疏于读经的原有特点，北道南移的文化过程由此取得长足的进展。

不过，南方文人对儒家道统的理解，绝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式的崇经守道上;他们在熟读经书的同时更加注重学以致用。即以范仲淹为例，《孟子·梁惠王》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激发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正是那种与天下人同忧乐的儒家精神，鼓励他激论时弊，不断提出富国强兵的建议，且屡败屡谏。庆历三年，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和《再进前所陈十事》二文中 33，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一系列改革时政的措施，得到批准并颁布实施，史称“庆历新政”。新政虽以失败告终，但它为王安石变法导夫先路。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人组织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与范仲淹的政治革新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尤其深远。欧阳修在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34 ，“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35 ，要求把“知古”、“明道”与“致用”结合起来。在这一理论主导下，从仁宗天圣年间开始，欧阳修就和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学集团，“同为古文歌诗”，以平实朴素有益时政的诗文创作，逐步压倒了盛极一时的“西昆体”。仁宗嘉?二年欧阳修更借着主持礼部贡举的机会，不仅将曾巩、苏轼、苏辙等几位在当时不为人知的有为学子擢为进士，还坚决贬抑和排斥了那些以“太学体”应试的考生。此次贡举，标志着由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柳开、王禹偁、张景、姚铉、穆修和石介等人对周、孔、孟、韩之道前赴后继的提倡和守护，虽然只停留在笔墨空谈上，但在久乱初定的宋初文坛并非毫无意义。太宗以后，借助科举制度强有力的推动，儒家之学逐步从中原地区扩播到江南各地，并在扩播中实现了与当代文化发展主流的结合。范仲淹和欧阳修在政治改革和诗文革新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强调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正在对现实政治和文学创作产生积极而深刻的作用。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失落与低迷之后，传统儒道最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厚博大的入世精神又得以回归;而北宋文化繁荣的曙光，也伴随着儒道的回归悄然升起。  

注 释

①中华书局点校本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第188页。

②中华书局点校本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302页。

③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司马光评语，第9512页。

④按:赵彦若，字元考，传见《东都事略》卷六○、《宋史翼》卷三。

⑤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开宝八年为北宋正统之始，明人周礼作发明。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第65页。

⑦史虚白《钓矶立谈》，《丛书集成》本。

⑧谭献《复堂词话》，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第3993页。

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第4242页。

⑩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第13046页。

11《四部丛刊》初编本《徐公文集》卷末附李 《徐公墓志铭》。

12《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第9208页。

13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三《钱易传》，第1211页。

14《宋史》卷四八○《钱惟治传》，第13911页。

15《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第13050页。

16见《钓矶立谈》。

17凡本文所涉史籍的撰述年代、卷数及作者等情况，均详拙著《五代艺文考》之考述，巴蜀书社2003年版。

18《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第12997页。

19李昉《二李唱和集序》。

20《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79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载，大中祥符八年三月，胶水人蔡齐与新喻人萧贯争为进士第一:“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第519页。

23《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75页。

24《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第13093页。

25《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第10390页。

26《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72页。

27《宋史》卷四三一《孙 传》，第12807页。

28《宋史》卷四三一《王昭素传》，第12808页。

29《四部丛刊》本《河南穆公集》卷二。

30《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姚铉文集》二十卷”题解。

31《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第10267页。

32《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10801页。

33《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第五册《奏议》。

34《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

35《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一六《与张秀才第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