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山西》第九篇 三晋雄文展磅礴

松烟

作者：佚名


  一、魂归河东柳宗元

●偏偏就是这位被贬官远逐的山西人柳宗元，对华夏文学凝聚了一次高峰性的构建

　　漫步中国古典散文长廊，注定不会错过的，有位祖籍山西永济的唐代文坛巨匠，人称“柳河东”、“柳柳州”的柳宗元。奔涌的黄河，陶冶了情怀抱负；厚重的黄土，铸炼了文化人格。早年，风华正茂的柳宗元，以一腔正气，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成员之一。随着那次革新的败北，这群人被朝廷诏令发配得七零八落：柳宗元先贬湖南邵州，继贬永州，直至最后再贬广西柳州，这些当时远未开发的南荒。在这桩公案中被贬斥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刘禹锡等人。史称这批人为“二王八司马”。

　　孤寂荒凉的贬谪生涯。谤毁交织，处境忧危。

　　跨越千年，飘然孑立。我们似又见到了这位正直的文人谪官。青衫灰黯，形单影只。释奴、办学、造林、挖井、修庙。按封建官吏而言，他尽己所能地做出了政绩。以封建时代中国文人而论，他更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就是这位谪官，对华夏文学凝聚了一次高峰性的构建。他的文章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赢得了后世文人的由衷景仰。洋洋大观《封建论》，雄沉雅健，卓然自得，足以与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过秦论》相抗席，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寓言《黔之驴》，托物寓愤，精悍犀利，以嬉笑怒骂嘲弄了贪婪无厌，虚声惑众之徒，读来含蓄蕴藉，意味隽永；耳熟能详的《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则抑郁幽愤，寄於了对穷苦百姓的深厚同情。至于画廊式地展现湘桂交界地一幅幅山水胜景的《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更是峻洁精奇，生动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成为柳宗元散文创作中具有高度艺术技巧和最富于艺术独创性的部分，并由此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一席，后人奉为楷模。

　　柳宗元最终还是客死南荒了，当时年仅47岁。尽管由于为官清正而穷得连归葬费用也无处着落，但他给华夏文学遗下的篇篇诗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增值着不衰的魅力。（太原道注：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参见本站山西名人、山西古典诗文栏目）

　　柳宗元死后三年，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罗池兴建了庙宇“柳侯祠”，内有衣冠冢，供人瞻仰游览。一位柳州的地方官员，也是位文人，曾这样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是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得以开通。”

　　柳宗元以自己的巨大努力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鲁迅先生称之为构成“民族的脊梁”的人们中的一位。在悲剧意义上，正如中国文化史学者、当代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绝妙的评述：“大概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魂归河东，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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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世高贤司马光

●司马光“警枕”上著出了《资治通鉴》，与忍辱负重写《史记》的司马迁一道，被后世尊为“两司马”
●中国大陆久已失传的司马光日记，奇迹般在日本内阁图书馆发现，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一个主张“节流”，一个主张“开源”，尽管政见不同，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并非世人传说的你死我活
●风靡日本的相扑，竟是发端于中国的先秦时代。中国不仅有男子相扑，更有女子相扑，可惜被司马光给取缔了

　　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各个重要阶段，都有出生或活动于山西地区的著名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忠君爱国，建功立业，为丰富和充实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将中国文化典籍作一番梳理，一个伟大的名字，当会跃然纸上，这就是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

　　这位故乡山西夏县的百世高贤，名字是这样得来的：在他出生时，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

　　司马光从小聪颖过人。孩提时与其它儿童游戏；一个小孩失足跌进水缸，其它孩子吓得一哄而散，唯独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猛击水缸，缸破水流，才使那位幼童得救。为此，当时京洛一带画有《小儿击瓮图》，争相传看，以后成为天下闻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其实，那只不过是急中生智而已。司马光从不承认自己是神童，他的成功，完全是靠了勤奋攻读、博览群书。据说，司马光睡觉用的枕头，不是普通那种尽可能舒适的枕头；而是一段圆木头。头枕在上面，难以睡安稳，当他稍稍一动，即被惊醒，逐立即起床，挑灯夜读，执笔写作。司马光把这种枕头叫作“警枕”。有了19个寒暑锲而不舍，方才有了 300万字笔笔不草；有了堆放在洛阳二间屋子的未用残稿，煌煌中国历史，方才有了一代巨篇——《资治通鉴》。（太原道注：有关司马光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

　　这部归拢1362年史事，长达 294卷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学著作，不但处处可以使人感悟治国安邦的睿智韬略，而且时时可以领略散文名篇的晓畅通达。因此，深得后代政治家和文人珍视推崇。当代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兼卓越超群的学者，酷爱诗文，熟谙历史，善于借鉴历史经验剖析中国实际，他的文韬武略，实多得益于《资治通鉴》。在毛泽东的床边，常年放着《资治通鉴》，以备随时翻阅。1975年 5月，就在去世前一年多，他还对人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以不同凡响的气势，与《史记》齐名青史，而司马光也与司马迁一道，被后世尊称为“两司马”。

　　《资治通鉴》成书以后，司马光原想接着再写一部《续资治通鉴》，为此，他做了大量资料准备工作。可惜，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司马光没有能够实现他的宿愿。许多资料也因年长日久而渐渐在中国大陆散失。

　　事有奇巧。1992年 2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李裕民先生赴日本讲学，其间，前往东京内阁文库，一所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图书馆，准备查阅一下珍藏在这里的《司马温公全集》。岂料，当他打开这套应有 116卷而实际仅剩95卷的全集目录时，意外地发现，其中竟然还有类似我们今天日记一类的司马光日录3卷和手录2卷！日录逐日记录了朝内外大事，正好弥补了史书记载中有关王安石变法最初几年的空白；手录则详尽生动记载了司马光自己谒见皇帝的情形……。

　　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在日本被发现的消息传出后，海内外各种传播媒体纷纷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权威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年近90的邓广铭老先生闻讯，欣喜异常地亲自给李裕民教授写信，以示祝贺。

　　1994年 6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年会上，特别邀请李裕民先生作了有关司马光日记发现情况的报告。82岁的云南大学教授李埏先生兴奋地说：“司马光日记的发现，在中国史学界实在是件百年不遇的盛事，足以载入史册。”

　　人们大都比较容易感兴趣的是，司马光的这部著作，究竟是什么时候流落到日本去的。有人猜测会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侵华日军掳去的。根据李裕民先生的研究，这些著述，实际早在南宋时期，就已随着中日文化交流而传到了日本。光阴荏然，屈指 800多年。山西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著作，重现天日于扶桑岛国，而且竟又是由山西这块土地上前去的一位历史学家发现，谁能说得清楚，这中间是必然中的偶然，还是偶然中的必然？！

　　司马光一生，忠信正直，不拘私情，不贪富贵，因此深受人们敬仰。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实际上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只不过在方法上他强调节流，而王安石主张开源。他们二人的关系也并非世人所传，紧张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事实是，司马光在自己的主张被否定后随即引退，埋头著书立说。这种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品质，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以后，王安石逝世时，司马光又给宰相写信，赞扬王安石，并建议朝廷追授王安石更多勋位，由此也显示了司马光的君子品格。近年，在司马光墓地，出土了一件王安石为司马光二位亲戚写的墓志铭，这说明二人一直是好友。而且这件文物所载，也由于王安石文献中没有收录而成为珍稀史料。

　　不过，要说司马光有几分保守，有件事倒是能说明问题。一提到风靡日本的相扑运动，人们总会联想到，它是日本“专利”。殊不知，它原来发端于中国的先秦时代，而且，当时中国不仅有男子相扑，更有女子相扑。可惜，司马光瞅着不顺眼，下令把这项运动给取消了。若论原因，或许只能是嫌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地翻来扭去，感到实在是有伤大雅罢。

　　司马光在洛阳为官15年，天下人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百姓们习惯称他为“司马相公”。当时，辽和西夏的使者入朝，总忘不了问候司马光的饮食起居，两国国君还敕令边防将领，说：“中国以司马光为宰相，你们不要滋生事端，挑起边境纠纷。”

　　在洛阳任职的司马光，曾买地修筑了一所用于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可是当皇上的使臣来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和简陋的陈设而暗自好笑。他们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竟会这样寒碜！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丧事，亲戚们主张借钱也要办得排场一些，司马光就是不同意，最后，还是把自己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节俭简朴地为亡妻送了灵。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典地葬妻”。

　　68岁那年，司马光因病辞世。为此，皇室特别省免了庆贺太庙奠祀大礼，以示哀悼。京师百姓纷纷前往吊唁，有的甚至卖掉衣服前去祭奠。灵车经过之处，百姓一片哭声，待到下葬时，更是哀如失去亲人。京师和各地多画像供奉，供不应求的司马光画像，居然能使画工们致富。

　　司马光灵柩被运回山西，安葬在夏县。以后，由于政治风云屡经变幻，墓地的石碑几番推倒又立。“六贼之首”奸臣蔡京，一开始想毁掉《资治通鉴》刻版，因慑于是宋神宗御笔为此书作序才罢手。但贼心不死，又勒令一位叫安民的长安石匠凿刻诋毁司马光的《元佑党籍碑》，这位石匠不满地说：“小人愚笨，当然不晓得你们立碑的意思。但像司马相公这样海内外都称赞的人，如今说他奸邪，我真是不忍心镌刻啊！”蔡京的手下听了这话，恶狠狠地要问罪。这位石匠便哭泣着说：“如果你们非要我刻，那么恳求在碑未免去刻工‘安民’二字，以免得罪后世。”当时听到这话的监工，连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

　　如今，在夏县还有一块明代嘉靖年间依据宋代画像摹刻的司马光像刻石。遗憾的是，司马光的“告身”，就是类似今天的“任命书”一类的文献，已流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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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傅山见了皇帝不叩头

●梁启超说，傅山的学问，黄河以北无人可以相比
●康熙18年，阳曲知县奉命强行将傅山抬往北京参加考试，这位怪才，既不应考，见了皇帝也不叩头谢恩，却仍被授予“内阁中书”……

　　但凡奇人，都不免有几分怪异之事。生活于明末清初，一生几乎经历了我国整个17世纪的山西太原人傅山先生，就是这么一位充满了奇妙色彩的人物。

　　论渊博，这位傅山可谓书画、诗歌、医道、拳术、文论，样样精通，造诣高深，在同时代人中极为罕见。梁启超先生曾评价说：“傅山的学问，黄河以北无人可以相比。”而前人对傅山的描述，更以“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似画龙点睛，最为形象。

　　虽说“字不如诗”，傅山的书法精品，却是“一字千金”。藏家视为至宝，散落民间者仍是人们搜寻的兴趣所在。傅山的遗墨石刻分散在各地，山西境内大致有介休绵山的《青松碑》，后移藏于晋祠。中阳县的《过金容寺题词碑》以及代县博物馆珍藏的雁门关武安君寺木刻楹联等。他的一位学生，曾用了二年时间，在康熙23年将傅山的诗文刻成碑，共25方，今存太原晋祠内。

　　身处乱世，忧虑亡国。这种心境下的傅山，自然欣赏悲烈豪壮之美。“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集中体现了傅山全部美学思想的“四宁四毋”，不求字形之美，但追雄奇之神，使傅山的书法艺术，以刚劲清厉，风骨凛然的倔强风采和鸿冥尘外的人格理想而被誉为晋唐以后第一人，清初以来第一家。

　　尽管“诗不如画”，傅山的诗文，却是真情实感，缘情而发。一方面将大量方言俗语引入诗歌，另一方面又运用了大量生辟难字，奇古谲诡，不同流俗，呈现出风云变幻，虚灵寂静的佳境。

　　太原城西北40里的上兰村，有座晋大夫祠，原为纪念兴修水利的窦鸣犊所建，人们又称它为“窦大夫祠”。傅山曾在此向和尚借居一间小屋做书斋。因屋前有一株杏树，如彩虹一般，故此地又被称为“虹巢”，傅山为此赋有《虹巢》二首：

　　虹巢不盈丈，卧看西山村。
　　云起雨随响，松停涛细闻。
　　书尘一再拂，情到偶成文。
　　开土多征字，新茶能见兮。
　　汾水初出峡，远心为小栏。
　　山花春暮艳，柳雪夏初寒。
　　细盏对僧尽，孤云闲自观。
　　饥来催晚食，苦菜绿堆盘。

　　即便“画不如医”，傅山的绘画也极富个性。“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作为明代遗民，他象石涛、八大山人一样，用绘画表现悲愤不平的心境。以荒林、险滩、怪石，衬之以夜色、月光、荒寒，抒发了用文字难以表述的胸襟，使文人画以全新的生机出现在中国画坛。

　　傅山的代表作品如《江深草阁图》，画面虚实错落，阴寒萧疏，以简炼爽利笔法而深得杜诗意境。令人惊叹的是，现藏天津博物馆的一些小册页，是傅山先生描绘自己家乡景色的作品。如《崛围红叶》、《阳泉四景》等。的确，傅山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与家乡的秀丽景致是分不开的。他自幼生活的太原西北郊，是山西著名风景区之一，至今也仍是人们的郊游之地。这些意趣盎然的景致，在画家的笔下变得亲切自然，不同凡响。

　　“霜红龛”地处崛围山之巅、多福寺背后。山势陡峭，松柏遍野，秋天，满山红叶，景色奇丽。“崛围红叶”，因此而成为太原著名景色之一。傅山先生酷爱傲视霜雪的红叶，遂将书斋小屋取名为“霜红龛”。他后来的著作《霜红龛全集》也因此取名。

　　纵使“医不如学”，作为一代名医的傅山，却以精湛的妇科名著《傅青主女科》，名驰医学界，至今仍被人们重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87年 4月发现的《傅山拳谱》，终于证明了传闻多年的傅山是“武侠大师”之说，所言不谬。

　　虽说“学不如人”，傅山却在哲学、先秦诸子学、文学艺术、佛经道藏、训诂考据、金石篆刻等领域多所开拓，以极高的学术成就，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齐名，被推为“清初六大宗师”。

　　有趣的是，傅山在求学时期，还曾写过一部名为《性史》的书，内容充满了反对旧传统的气息。可惜这部著作在甲申之变时遗失了。

　　至于傅山的为人，则一方面在处于民族斗争剧烈的明清之际，以反对奴性，坚持气节的峥峥傲骨而著称。31岁那年，曾联合 100多名山西学子赴京请愿，为遭人诬陷的地方官员袁继咸上疏鸣冤，直至平反昭雪。这次事件，震动了全国，也使傅山名扬天下。39岁那年，清兵入关，傅山曾因反清嫌疑被捕入狱，监禁一年后获释。为表示抗清意识，他出家当了道士，身穿红色道袍，号称“朱衣道人”，以此隐喻内心仍旧怀恋朱明王朝。这一时期，他与全国学界名流交往甚多。顾炎武等人先后来太原访问了他。他们砥砺志行，切磋学问，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令人崇敬的先哲。

　　另一方面，若将傅山的经历和奇特的人格理想置于中华文化融合的大视野下去审度，他的某些行止便不免失之于狭隘，有时甚至固执愚顽到了好笑的地步。

　　1678年，清朝康熙皇帝开设“博学鸿词科”，要下级官员向他推荐学识渊博的人士，由他亲自主考录用。在被征举的人里，自然少不了有深孚众望、才华横溢的傅山。这位老兄虽被推荐了，却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只得奉命促驾，命人强将傅山抬进京城。住在崇文门外圆觉寺，整日枯坐床头的傅山，冷落那些走马灯般来拜访的满汉王公九卿。拖到考期，又借口告病，拒绝应试。由于宰相冯溥上奏，傅山仍被康熙皇帝破例免考而授予“中书舍人”。按规矩，受命后，要到午门叩头谢恩，但傅山执意不肯，后被强行抬去。哪知他一见午门，又想起了前朝，不禁泪流满面。待见到康熙皇帝，他不仅不下跪叩头，反而把身子挺得更直。在一旁的宰相冯溥只得强按他下跪，他竟趁势跌倒在地上，不再起来。在场的刑部尚书魏象枢一看这番架势，只得出来打圆场：“算啦，算啦，这就等于是谢恩了。”康熙为表示自己礼遇学人，不但没有追究，反而下令恩准了对傅山的任命。待傅山由京返回山西地方，官员们纷纷前去拜见，并以“内阁中书”称呼他，傅山只是低头，拒不应答，并且不让在他门上悬挂表示门第显耀的牌匾。（太原道注：有关傅山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

　　要说民族气节，傅山可谓是“坚持到家”了。但是，中华文化毕竟还得在不断的冲撞中渐趋融合，足见，事情一定还有让人必须想得通的另一面可以考究。从康熙任命大学者徐元文、万斯同等人编写《明史》，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让人看到了事情的可推敲之处：汉族知识界要你死我活地反清复明，继续高昂自己的气节，而清朝的君主却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那里冷静地研析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不能不说，这种举措是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的。因此，军事争执，政治更迭之后在文化沉淀的终极意义上说，双方的对峙实在是应该渐渐化解的。傅山先生有趣的鲜明个性，应该给人以意味深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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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惊涛拍岸罗贯中

●中国古典小说有四大奇书，山西人就写了三部
●鲁迅说，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但都没有一种比得上《三国演义》
●罗贯中的《空城计》，精彩绝伦，其实来源于村民王大胆玩的一个鬼把戏

　　说起中国的小说，可谓源远流长。不包括远古、先秦和两汉神话、寓言及史传文学，仅从魏晋时的“志怪”小说算起，也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难怪德国诗人歌德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当他们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大体说来，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主要是民间流传和文人创作。民间流传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而文人创作产生了《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国外学者称中国古典小说有四大奇书，指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这其中前三部的作家竟然都是山西人。

　　《三国演义》，中国最早的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太原人罗贯中著。关于他的籍贯，从近年来发现的太原清徐《罗氏家谱》可以初步证实，元末明初《录鬼簿续编》一书中有关罗贯中为太原人的记载是有依据的。

　　罗贯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太原清徐和山西晋中一带度过的。由于他的家族祖先是在唐末五代战乱之世落籍太原，这一地区，被历朝统治者视为“腹里”的山有河东，因而经历了宋辽、宋金、金元几次激烈的王朝交替争夺。作为一位对国家、民族抱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文人，自觉不自觉的状态中，就把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人民的生离死别故事选为了小说创作的内容。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写的就是与罗氏家族落籍太原背景密切相关的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和五代战乱的故事。书中对晋王李克用和打虎英雄李存孝等人以山西太原为中心进行活动的描写，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

　　成年后的罗贯中，在山西晋中的祁县、平遥、介休一带逗留过一段时间，然后经晋东南的沁州、长治、晋城，去了河北大名府。从罗贯中的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水浒传》中，可以看到对以上这些地方进行的许多真实描述。有的学者考证，罗贯中晚年补写《水浒传》中征讨河北田虎这一段时，托“许贯中”之名向宋江提供“三晋山川形势图”，即在暗示他自己当年离家出晋时所经过的路线。至于“许贯中”这个名字，实际就是罗贯中本人。原因是，罗贯中的晚年，隐居在相当于今天河南省鹤壁市的大名府许家沟。为了以“虚贯中”区别于真实的自己，也为了表示隐居许家沟，于是组合了“许贯中”这个名字。（太原道注：有关罗贯中参见山西名人栏目）

　　胡适先生曾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七个分裂时代。从描写社会动荡意义上讲，罗贯中的作品涉及了其中的三个：《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及《隋唐志传》；如果再算上他的《水浒传》、《三遂平妖传》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宋代题材，罗贯中真可以称得上是“乱世文学专家”。

　　“祭天地桃园结义”、“诸葛亮智说周瑜”，“黄盖献计破曹操”，“周公浪赤壁鏖兵”，以“全景军事文学”著称的《三国演义》，全书以 120回、70余万字展现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百态和波澜壮阔、景象万千的战争场景：大战役，泼墨如水；小战事，惜墨如金；全书主要角色几十位；刘备、诸葛亮、关云长、董卓、袁绍、郭汜，无论文臣武将，还是乱世奸雄，个个色彩鲜明，刻画逼真。阴谋诡计，联盟变幻，两面三刀，一幅幅龙腾虎跃，各逞其能；一幕幕七实三虚，尽臻其妙，直写得高潮迭起，情趣横生。

　　传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空城计”这一段时，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马谡失街亭，司马懿率领大军，杀奔西城而来。这时城内只有文臣十几个，老弱兵卒二千多，诸葛亮自知不敌，决定弃城而走。写到这里，他觉得这样写不出孔明的足智多谋，但一时又没有好文意。偏巧，罗贯中隐居的小山村，出了一件新闻：村里请来了戏班子，要连唱十天大戏。村民王大胆一家老少都是戏迷，晚上个个都要去看戏，谁都不愿留下看家。急中生智，王大胆忽发奇想，叫老婆把大门敞开，堂屋里一亮起红烛。全家人于是乐得欢天喜地都去看戏。头一晚，村里几家关门上锁去看戏的，都被小偷破锁偷走了东西，唯独王大胆家平安无事。王大胆自以为这一招高明，第二天如法炮制，照计行事，小偷虽觉疑惑，但倒底没敢进屋。第三夜，小偷反生一念，在其门口大喊：“失火了，快救火呀！”连叫几声，无人响应，由是便放胆进门，将衣服财物席卷一空。王大胆戏散回家，途中遇见有人背包袱离去，于是忍不住得意地对老婆说：说不定是小偷，今晚又不知哪家失窃了呢！待到返家一看，方才真正傻了眼，顿时呼天抢地，以后再也不敢离人了。罗贯中听到此事，初觉好笑，可后来一想：司马懿只知诸葛亮一生谨慎，我何不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观山景，城门大开，叫老兵扫地相迎？秉性多疑的司马懿，必不敢进城，我就能赢得时间调兵，岂不两全其美？后来，罗贯中果然写成了“诸葛亮智退司马懿”这一章节。而把空城计写得如此精彩，也许正是受了王大胆敞门点灯看戏的启发呢。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类似否泰循环的道理，常常成为市井乡民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三国演义》以它的简洁明快，雅俗共赏，而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但以雄伟的悲剧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而且罗贯中以此巨著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向世人昭示了三晋文学的沉厚底蕴；同时，还为中国的戏曲文化增添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翻开1949年以后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京剧丛刊》，可以发现许多三国戏：《空城计》、《芦花荡》、《三顾茅庐》、《长坂坡》、《定军山》、《群英会》、《辕门射戟》、《千里走单骑》、《连环计》、《甘露寺》、《单刀会》、《借赵云》、《伐东吴》等等。三国剧目之多，占整个《京剧丛刊》所收剧目的五分之一，这些三国戏都是根据小说《三国演义》改编的。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永驻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本文意识与接受意识之间所产生的共鸣，《三国演义》也毫不例外。它所高扬的建功立业，积极进取，崇智尚武，笃信仁义，求知好奇的精神，正是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它已沉淀于每位读者的文化意识底层。在今天仍有发人深思的意义：第一，进取功业精神与竞争意识。三国的历史就是竞争的历史，它告诉人们不可安于贫贱与现状，要自尊自强，有远大抱负。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每一位生存者都是竞争者。只有具备强烈的竞争意识，才有可能获得最佳生存价值。第二，智慧与经济竞争。竞争说到底是人的智慧较量。《三国演义》中的智慧集中表现在辨是非，明利害，识时势和知彼己四个方面，这在经济竞争中是不可或缺的。第三，高扬信义与经济竞争。古人视信义为立身之本和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当今世界，由信义演化而来的信誉与道义，无论在处理国际间大的政治、经济争端还是处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与人际关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格守信誉与道义，才能在竞争中遂志如意。

　　西方学者称《三国演义》为“中国的壮丽戏剧”。鲁迅先生也说：“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但都没有一种比得上《三国演义》，所以人人都喜欢看它。”得此殊荣，三晋文学足以名扬天下，三晋文人足以傲视群雄。

　　层峦叠翠中隐山，浩渺碧澈清泉湖。今天，在太原市清徐县境内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故里，不但宗祠、祖墓保存完好，而且集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科技于一体的璀璨结晶——“三国演义游乐城”也正在大规模兴建之中。在占地总面积16万平方米的这座全国最大的三国城中，修建了面积达1．4万平方米的两个天顶为钢球网架结构的宏大展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承制的内部装置，运用声光电等综合手段，将出神入化地再现《三国演义》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的精彩场景。在罗贯中故里重温三国梦，用一个现代人的心态去品味三国纵横，想必别有一番情致。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实际上是罗贯中一人

　　提到《水浒传》，通常人们会认为它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以后又有人说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了此书，因为他们是师生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上述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罗贯中一人写了《水浒传》，只要把罗贯中写的《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两书中的赞词、叙事以及对待百姓大众的态度等相互对照一番，就会发现，全部21篇的赞词内容，在《水浒传》中可以见到15次之多。这表明，只有同一作者的著作才会如此。而作为罗贯中老师的施耐庵是不会来“抢劫”他的学生的著作的。还有一些学者的意见也很有趣：《水浒传》是由罗贯中一人在明朝中叶写成的。他们说，如果元末明初就产生了《水浒传》，那么就很难回答以下问题：从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至明朝中叶明孝宗朱祜（木堂）的弘治这 120年间，这部《水浒传》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中？它是怎样流传的？无论是欣赏还是反对，对这部有深远影响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在文人著作、笔记、官方查禁文件中，竟没有一种提到它？为什么只是弘治以后，《水浒传》才引起人们的喜爱，从而竞相传抄、绘画、翻刻、评论，热闹非凡，并由此而引起了中国小说创作的篷勃发展？

　　看来，《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抑或是二人合著的，仍旧是一个难于最后定论的历史悬案。但是不管怎么说，争论也是件好事。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至少，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观点总归可以使道理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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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瓶梅》之谜

●《金瓶梅》最早的版本1931年在山西介休县被发现，作者是山东人“兰陵笑笑生”的说法，令人生疑……
●从《金瓶梅》中挑出方言3000多条，难解之处，用晋北山阴方言一解释就可以读通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文学界诞生了一部最为引人争议的百回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全书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演绎开来，以土豪恶霸西门庆纵欲暴亡的故事为中心，描绘了封建社会市井无赖的邪恶刁横与残暴荒淫。由于书中大量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使得几百年来，对《金瓶梅》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毁誉不一。封建卫道士们始终把它看作是秽书之最，并为其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即便是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过2000册《金瓶梅》，也曾特限内部发行。直至198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才由山东齐鲁出版社独家印制了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禁书”《金瓶梅》。国家新闻出版署对此书的印数及发行范围仍然严格控制，总印数为5000册，并且只限于发行大学中文系教授及《金瓶梅》研究专家等学术界人士。

　　不过，与《金瓶梅》露骨的淫秽描写和低级趣味的刻画相比，它取得的艺术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一反过去小说中历史英雄传奇题材，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现实社会及家庭生活和世态风情，给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特别是《红楼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它是开了“人情小说”的先河。

　　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与众不同，因而有关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自然也就一直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热门话题。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的“序”介绍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山东人。尽管这个“兰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总算有了作者的化名。至少，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个版本，为研究《金瓶海》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另一种的说道。

　　在明代，凡是见过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没有注意作者的情况。而是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记载一些关于作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却无法得知其详确情形。只是在这样的传闻中，谁也不曾提到过有这么一位“兰陵笑笑生”。可见，这个“兰陵笑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现，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强加上去的，而那个所谓的“序”，则更可能是伪托。

　　众说纷坛之际，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出现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马永胜先生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山西省山阴县人王家屏。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背景写的，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人们“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女人写成淫妇，恐怕有体情理。谁都愿意以家乡的英雄为荣，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所以，就是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金瓶梅》这种贬鲁人，褒晋人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金瓶梅》 100回中，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的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风格；甚至就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人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一般都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在山西省的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

　　《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笑语”，但举出的例子却多久说服力。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纯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经过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第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是若用山阴方言一解，这句话就通了。其实，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采取拆字法、谐音法、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鸦胡”，谐音“夜壶”；“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藏头“石朵了”即谐音“拾掇了”。人所共知，夜壶，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性服务，可谓歹毒。“拾掇了”，是山阴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由此例可见，《金瓶梅》一书，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如用山阴方言予以旁释，很容易即可贯通。

　　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出土长的山阴人。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这种作者语态反映到书中，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语系成为山阴方言语系。

　　另外，《金瓶梅》中，有许多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是很难以写出如此规范、地道行文的。王家屏的经历，则恰恰是在明穆宗隆庆二年中了进土，当日封官，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及内阁首辅。在他著述的《复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可见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是了如指掌，运用娴熟的。

　　这样看来，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除了王家屏，别人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的。近年，在应县召开的山西省首届《金瓶梅》研讨会上，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教授和许多省内外专家、学者，对马永胜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全面深入地探寻《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潜在价值，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