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山西》第十篇：晋商称雄 享誉天下

太古春

作者：佚名


  山西商人，在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中独领风骚，称雄一时，曾左右中国经济的命脉。山西商人的理财之道和山西商人的丰功伟绩，足以使这块土地被历史记忆，距今天不到百年的山西省号称“海内最富”。


--------------------------------------------------------------------------------


一、崛起于天下

●中国上世纪最富的省份——山西
●范蠡拜计然为师，收猗顿为徒。山西有计然这样的商业理论家，又有猗顿这样的实践者，构成了传统的商业意识

　　“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山西看成是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

　　对研究晋商颇感兴趣的上海知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千里迢迢来到山西，对山西商人的历史遗存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在重新审视山西后他讲了上述一席话，并认为直到本世纪初期，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都设在平遥和太谷几条寻常的街道上。那些大城市不过是腰缠万贯的晋商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太原道注：余秋雨《抱愧山西》参见本站晋阳书屋栏目）

　　旧时的坐商，往往在账房门前贴有“陶朱”二字。陶朱被视为商人的祖师，他便是范蠡。范先生在帮助越王勾践雪耻复仇之后隐迹江湖，从事贸易，积资巨万。晋南人说，他最后来到运城陶村，也有人说他定居山东定陶。说法虽不一，从他的成功来看，是得益于山西人的。

　　《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计然为师。这计然并不是真名实姓，而是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计然何许人？《史记》说“其先晋国亡公子也”，是山西人。

　　他教给范蠡《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这大约是古代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范蠡学七策，只用了五策便使越国强盛。他离开越国时说，要把七策完全用于自己的事业。于是，他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范蠡还收有一个大弟子，名叫猗顿。他在猗氏经营牧业，经营运城盐业，识珠宝玉器，定居猗氏王寮，“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富拟王公，驰名天下。”太史公赞曰：“谚有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之谓乎！”山西有计然这样的商业理论家，又有猗顿这样的实践者，构成了传统的商业意识和商业文化。

　　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已出现自由商人。汉唐时期，境内生产的丝绸、纸张和铜器等商品，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往西域，运至罗马。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打通了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和西伯利亚，直抵欧洲腹地的商路，成为当时东西方陆路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自唐宋以迄明清，长城内外的物资交流，大都由山西商人进行。到明清时期，晋商更是称雄于中国商界，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财力之雄厚，至今仍令人惊异，艳羡乃至不解。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目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极盛时，仅大盛魁一家，雇员就有六七千人，南队骆驼可达一万六千到二万峰。它拥有的全部资产，据说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仑（蒙古乌兰巴托的旧称）铺到北京。

●当地自然条件，人口压力是晋人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明清北方边境贸易为晋商崛起提供了宝贵机遇
●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山西票号通汇天下

　　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地理环境优越，也不是祖辈的世袭家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自然条件并不好。家乡既贫困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无从政为官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无意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洒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他们把迷惆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

　　明建国以后，退居漠北的金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代的严重边思。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每边均驻守数以万计的兵马，九进共驻扎了约80万军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驻防军队需要粮草，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资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留下了很多机会。商业活动为商旅往来，交易方便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

　　山西位于万里长城的内侧，地处商路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总而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就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存空间。经商的洪流从晋中源起，晋人捷足先登首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粮食、棉花、草料等军需品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商品种类增加，使晋帮商人的活动范围逐渐转向内地。他们以两淮地区居全国之冠的盐业集散地扬州为重要据点，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进军。他们按


　　地域和血缘关系结为纽带，以会馆为活动场所，合伙经营。贩运丝绸、棉布、瓷器、盐、粮食等商品，往来于内地和东南沿海。采用“人弃我取”的策略，货不论大小，价不论贵贱，路不论远近，凡有利可图者皆为之。把他省商人不能经营或未予重视的江北货物，“日夜商贩而南”，又把江南货物“日夜商贩而北”。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

　　清以后，晋商又有了长足进步，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增长，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面对这一形势，晋商彼此结合，互相帮助，形成一个纵横连接网络相通的地域商业集团。他们热心成立同乡会，会馆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即便云南、贵州等“蛮夷之地”也不例外。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这一时期，山西商人曾在各地修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如甘肃的老西庙，安徽毫州的花戏楼，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陶鼎，江苏扬州的亢园等，今天已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

　　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院”，每每让来此参观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观。整个博物院就是“三晋会馆”的原址，即山西商人在苏州的一个聚会场所。余秋雨感叹在富庶繁华的苏州，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地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永久保存，找来找去在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晋商在经营活动中组成这些具有对本域的认同和对外域排斥的特点的集团式商帮，其组织形式虽属封建落后，但在当时条件下，对巩固晋商经营阵地以及促使其势力的崛起，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明代晋帮商人与后起的徽商成为各居南北的两大集团平分天下，那么清代晋商则足迹遍九州：南抵江汉粤桂，北达东北三省、内蒙古，东及京津苏鲁，西至甘青宁新。他们几乎占领了全国市场，经营品种从盐、粮、布、绸等商品发展到铜、木材、烟、皮张、毛毯、大黄、玉石。道光以后，晋帮商人又增加了棉布、药材、钟表等经营项目。晋商在长途贩运中，又分成两大商帮：一为船帮，自有造船场、码头和船队，乘风破浪载运各省货物于沿江上下及各海口交易，甚至东渡扶桑；一为骆驼帮，盛时骆驼不下数十万，贩运各种货物于东北，西北和俄国，驼铃声声，传播四方；把货物车载船装，牲畜驮运，盈千累万，贩运各地。各地竟出现“晋商不至，产无以泄”的局面。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和南洋、阿拉伯地区以及欧、非二洲都遍留足迹，其势之盛，令洋人侧目。

　　一为适应经济的逐渐发展，山西商人除单独经营商业外，又开始兼营银钱业。商业资本开始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创办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票号”。

　　平遥西大街，一条历经沧桑的老街，静静地展示出山西人当年的辉煌。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事务的票号“日升昌”就坐落在这条街上。

　　当时，晋商足迹遍及全国。一天，一位山西同乡来到平遥“西裕成”颜料总店设在北京崇文门外十条南口以买卖铜绿为业的“西裕成”分店大掌柜雷履泰门下，想把送回山西老家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在京分店，然后让家里的人从平遥总店兑取现银。雷掌柜心想，这样既方便老乡，又为了朋友，何乐而不为。从此，商界同乡纷至沓来。久而久之，雷掌柜便要求拔兑者出一些汇费。雷掌柜一合计，这种生意比其它生意获取收益更大，如能扩大经营，必获巨利。后经东家同意，逐设“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随之，又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也许大金融家雷履泰都没想到他开创的山西票号会崛起于乾嘉，以一民间汇兑组织，主宰清朝之经济命脉，泽及于抗日战争之后，在金融界居统领地位达三百余年。（太原道注：有关雷履泰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

　　“日升昌”旧址如今被一个机关占用着（太原道注：日升昌旧址现在已被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但房屋的基本结构还保持着原样，当年的匾额对联也还静静地悬挂着。当年，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创立和指挥下，古老的中国从此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捷的商业汇兑。商业流通中必需的存款、货款，又由这个院落吞吐运转。“日升昌”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

　　平遥西大街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鳞次栉比，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显出苍老，但虽苍老而风骨犹存，没有太多的破败潦倒之感。街道亦不宽，每个体面门庭下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银两，驮载着风情，驮载着骄傲，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脉络的大流畅。这条老街上每一个屋宇都是一家大票号或大商行，做着像“日升昌”一样气吞海内的，控制中国商业金融的大文章：

　　山西人凭借雄厚的财力，星罗棋布的分支机构，以及素所恪守的信誉，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汇兑业和金融市场，在清政府的财政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山西票号赢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已发展到33家，分号 400余处，并延伸到了东京、大阪、神户、莫斯科、新加坡等地。

　　商业的兴盛，促进了晋中一带的繁荣。翻阅《宋氏三姐妹》等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人们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太原道注：有关孔祥熙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子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颇为深长。

　　再有那城地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平遥也是例证。

　　平遥既不同于北京的紫禁城，又不同于曲阜的孔庙，而是一座完整地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城墙、街道、店铺和民居的古城，这在我国是少见的，很有代表性。古城以南大街为中轴线，市楼为中心，采取左城隍、右衙署，左文庙、有武庙和东道观、西寺院的对称布局。南大街、东西大街、城隍街、衙门街共同构成了干字形的商业街，街道两侧店铺和票号林立。

　　该城的民居建筑富有浓厚的地方风格。布局严谨的多进四合院，轴线明确，左右对称，建筑主次分明，轮廓起伏，外观封闭，大院深深，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观念，达到了使用功能和建筑艺术的完美统一。

　　随着电视连续剧《新星》的上演，平遥以其完整的古朴城墙，古色古香的街道院落蜚声海内外，成为山西人的骄傲（太原道注：有关平遥古城参见本站山西名胜栏目）。

　　站在这座国家级历史名城之下，令人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山西人历史上也有过辉煌的步履，可谓惊天动地，令他人望尘莫及。可如今晋商雄风何处觅？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你们给后代的遗赠就只剩下这宏伟的城墙？


--------------------------------------------------------------------------------


二、何以独领风骚

●何以独领风骚
●由走西口到闯荡海内外，多少山西人一生丽终在漫漫长途中
●晋商将同乡关公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
●山西人目光远大，始终凝视中国商业的大格局……

　　山西商人之所以称雄商界数百年，从客观上分析，有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比如，土地贫瘠、生计困难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地处边塞，位居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与中原汉民族农业地区之间，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山西地下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铁器、铁货受到消费者欢迎，如晋城缝衣针远销北亚诸国；再加上明代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为北方边镇80万驻军筹措粮草，允许商人运粮草到边镇驻军之地，领取贩卖食盐的执照“盐引”，到指定盐场运取食盐。这一政策开始实施时山西人捷足先登，从事贩运粮、盐贸易。然而，山西商人发展的主观因素更为重要。山西商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不过准确地讲，应是“晋商精神”。余秋雨对山西商人的人格来源曾作过一番颇为引人注目的精彩概括。

　　其一，潇酒经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经济政策。然而，山西人自宋元以后逐渐在民间形成重商的观念。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做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按理说土、农、工、商，人们心目中商人处于末流，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无缘。这种情景在山西却未出现，最后连雍正皇帝也知道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依次为经商，务农，行伍，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御批）。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山西商人心理上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艰苦奋斗。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他们常年奔波于商途，栉风沐雨，跋涉千里，远行边野不毛之地，受尽常人不堪忍受之苦。每开拓一处市场，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尤其在开拓西北、东北各省以及中俄恰克图贸易商务中，其艰辛之极，险恶之甚，难于想象。商人们在这些地方，面对冷手冻足，交通阻梗，流沙无定，狂风填路埋人的恶劣环境，不仅终年过着风餐露宿，含辛茹苦的生活，更有突遭匪劫，丢命失财之虞。至于赴国外经商，一去无还，埋骨异域者，屡见不鲜。人们说晋商从事的是赌生命，争命运的冒险事业，并不夸张，然而他们并未退却。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通邮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可以说山西人付出了极为昂贵的生命代价。

　　其三，讲究信义。明清时期，很多地方建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是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把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倍崇敬，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盼其神威“保佑”自己的商业利润。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一但发达便先修关帝庙。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七座关庙，并且各商号大都有“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很”等号现，禁绝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史料中就有很多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因此，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计价格。

　　山西商人恪守信义，待人宽厚。十分珍视商人与顾客间、商人与商人间、老板与店员间的信义。汾阳人崔崇（山千），以卖丝为业，有一次赔了本，崔崇（山千）感到对不住主人，遂剖腹自杀，终因感动了上天，虽然肠子都流出腹外，仍未绝息，得救后活至七十方告终老。一个掌柜，有一年亏了20万两银子，以为这回再也干不成了，然而主人乔家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又投入了30万两银子，掌柜感激不尽，精心经营，终于赚了大钱。

　　其四，目光远大。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很少有空间框范的局限，而将整个中国版图都放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正是商农的本质差异。从蒙古高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日起钱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厂，都有山西人经营；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当时，山西商人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晋商自称：“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视野宽阔，极擅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棋一样把它步步走通。

　　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迅捷，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10万峰，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特色物产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请商业中以盐业最为赚钱，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掌握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难以插足。但他们不着急，看准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注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管这些地方地处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源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当然，最能显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底蕴，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

　　当然，山西商人涉足海内外，驰骋数百年，执中华金融、商业之牛耳，多半依赖其独特而精湛的一整套管理方式。山西商业最发达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厚道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虽可得利于一时，却不能立业于长久。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谨可行，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他们制订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百年不衰的秘诀。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徇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量不少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有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帐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制度……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规范，一代巨贾也可以集中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太原道注：有关晋商的成功之道，参见本站晋商文化栏目）

●走西口的哥哥们回来了

　　一代又一代巨商在风云变幻的商战中造就。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有一个祁县乔家堡村的农民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小当铺里当了伙计。当时包头既不是城也不是镇，充其量只是个黄河渡口的集结地、人们日集夜散，指沙丘为名把这里叫作“西垴包”。乔贵发初来乍到，靠磨豆腐，开饭店，给牲畜割草赚点辛苦钱。由于他人品好，商贩们乐意照顾他的生意，当地人也对他很尊敬，因而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就是这个贫苦青年，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乔贵发死后，儿子乔全美接管，谁知经营不善，生意每况愈下。后来全美的决于乔致庸出来支撑，才渐渐恢复元气。乔致庸将祖父创办的“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在包头字号林立，真正成为“西垴包”的经济支柱。随着地域的扩大和商业手工业的发达，“西垴包”正式定名为“包头”。当地人认为“西垴包”能有今日，多亏乔家财神爷驾到。这从顺口溜中就可以看出，“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乔贵发和他后代的奋斗并不仅仅发达了一个家族，他们的开设“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太原道注：有关乔家，参见本站晋商文化栏目）。张艺谋在祁县乔家大院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景其中的一部分角落而已。它占地3000余平方米，共有6所大院，20进小院，313间房屋。它融明、清建筑风格为一体，全院平面布局呈“喜喜”字形。许多建筑学家誉其为“北方民居一颗罕见的明珠”。民间素有“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抗战爆发，乔家70余人全部出走。1986年这里建成为头型民情民俗博物馆。

　　张艺谋执导影片，向来对外景真实要求十分严格。为寻找《红》剧外景地，他跑遍了半个中国，连四川刘文彩的庄园都没看上，而“乔家大院”却使他“一见钟情”（太原道注：有关乔家大院及晋商大院，参见本站晋商文化栏目）。

　　富室大户是山西商人和山西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和标志。有“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甲第联辉，名艳当世”的皇商介休范家；有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财东平遥达潇村李家；有促进了东北地方经济发展，拥资百万的太谷曹家；有对开发包头城作过重大贡献的晋中巨富，“复字号”大财东祁县乔家；有对开展中俄恰克图贸易起过极大推动作用的榆次常家等（太原道注：有关晋商名门，参见本站晋商文化栏目）。这些富豪的商号及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对推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无怪乎在东北流传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流传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民谚。谁能想到，那一个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成为一座偌大城市，一种宏伟文明的缔造者。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1日的山海关报告，东北沦陷后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人，而这个数字还不足在东北山西人总数的三分之一。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敢冒风险的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大型商业活剧。其舞台之广大，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义无反顾的出发，一定能达到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像模像样地做成了大生意，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

　　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国内外时局不定，现代交通的发展使北路贸易发生南移，清廷的肆意压榨，经营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未能顺应历史潮流，使曾经溢彩流光出尽风头的晋商走向衰退而一落千丈。但其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有些学者对此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探讨。特别是日本，他们从“山西商人精神”吸取许多有益养料，推动现代商业之经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跨越资金积累的桥梁进入经济起飞的康庄大道。山西商人的经商理财之道，需要我们挖掘，并古为今用，和新形势下的理财之道相结合，希望告诉您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曾经阔过”的故事。■

请看《魂系山西》第十一篇：三晋古建甲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