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惨败深思录(张全盛 马小玲 )

太古春

文章作者：张全盛　　马小玲


  　清朝 260余年，晋商成了支撑清廷统治的经济台柱，同时也成了甲富华夏的一大商帮，并创建了东渡日韩、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诸国进行外贸活动的辉煌历史，然而，它却又扮演了一个随同清廷即兴即亡的角色，不能不令人生悲。今天，社会看重了对晋商的研究，想求得点古为今用的精华，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晋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出现的，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却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惨败者。它留给我们的最值得借鉴的精华，正是其失败的教训的一面。晋商的惨败，表面上是中国武力的惨败，实质是中国落后腐败的封建政治的惨败。晋商的经济惨败是清朝政治惨败的一种反映。晋商所以能随着封建政治惨败而惨败，也是有其自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的。以此，笔者想把晋商在中国小环境中的成功与它在世界大环境下的惨败联系起来，着重探索一下它惨败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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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晋商所以能在明清崛起，除其自身所具备的条件外，在诸多客观因素中，明清统治阶极需要之所在，才是晋商崛起的关键。

　　众所周知，明王朝为抵御蒙古，在鸭绿江至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九边重镇，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进重镇的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晋商中怀有更大野心和企图者，在贸易旗号的掩护下，充当了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耳目和密探，做起了“政治生意”。满清入主中原后，以介休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由此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它商帮无法享受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在八大皇商影响和作用下，山西经商之风更趋炽热，此类急剧膨胀的名商大贾，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皇家权力的支派，并甘当附庸，以获巨利。他们除在国内外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外，还在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以至转手卖官鬻爵中钻营行贿的赃款、窝藏皇公大臣和各级官吏的种种赃款及搜刮地皮而来的银钱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国内最富的封建商帮。

　　由上可知，晋商的崛起与兴隆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科技高度发展及其在大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它的有限的积极作用是远远不足支撑清廷迎接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的。中国所以陷入军事惨败和经济被掠的惨局，固与清廷不能正确对待中国三千多年的“文明”史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保守、落后、愚昧、腐败了。清统治者从不看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无培养科技人才的意向，对晋商也只把它看作一种得心应手的经济工具和勒索对象，同时更无放眼世界吸收外来新文化、积极扶植晋商迅速转向大机器生产以适应世界竞争潮流而求生存的眼光。在此，不容置辩的是，晋商除一味争当清廷附庸外，也无意识无力量摆脱这种被利用被勒索被奴役的政治地位，以便将自己锻造成强劲有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奋起与清廷共分秋色或取而代之。它所以没有这种力量，是由其历史渊源、自身素质集一体的思想决定的，这个问题将在后文阐述。

　　正当晋商在国内称雄之际，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资产阶级早已在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站了起来，完成了产业革命，使他们成了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人。当1840年英国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后，已注定了晋商必然灭亡的命运。它作为一个行将灭亡的封建王朝的经济支柱，外无力量支持代表中国的清廷与列强进行民族生存的抗争，内不愿支持国人为图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民主斗争，此时不衰不亡，真是天理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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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晋商内在素质看，他们大多原是封建王朝禁锢下的社会最下层的店铺小伙计、油盐酱醋五谷杂粮蔬菜丝绸布匹店铺的大小生意人、钱行当铺主、破落地主或农民、小手工业小作坊主人或同时兼顾商业买卖主、还有失意文人等。

　　晋商中的大部人青少年时代大不过读了些五经四书、大学中庸之古籍，经商后亦不过学了点九章算法、记帐、汇兑、书信、背诵平码以及经商贸易所需俄蒙之语、骑马驾骆驼之类实用技能，经商中还积累了些有限的国内商战的经验和教训。虽然他们也充分发挥和利用各种主客观条件在国外崭露过头角，但他们毕竟是和小农经济、小手工业、小作坊血肉相连的，仅仅局限于物物相易、互通有无的封建商团。即是后起的山西票号，也是从晋商商业资本家中演变而来的为皇权贵族和各类商帮服务的封建金融商人。这两种类型的晋商，只能在依附皇权的发财致富的圈子里挣扎。

　　通过晋商的自身的价值观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狭窄短视自私的封建劣根性所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来奉行“土农工商”之道，把读书作官看作人生头等大事。这个重“士”之道本来就是阻碍中国社会加速解放生产力以大踏步前进的羁绊，而晋商却一反其道地提出了个什么“生子有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的所谓“重商”之道。此道虽多被今人赞赏称是，然而此道恰恰是晋商急功近利的意识观念的真实写照和其惨败的要害所在。他们所以奉行此道，或困难于混迹官场、或因畏于变幻莫测的官场风云，便看重了经商这一猎取较大物质利益的捷径。他们还将“俊秀”子弟也引人夺利于肆的商海，使后代儿孙也变成了唯钱是问的目光短浅的人。中国官场自古有“千里作官，为了吃穿”的说法，其实那些做官者还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等奢望，并非仅仅为了“吃穿”。为商者在达不到为官者所能达到的奢望的时候，也只能为吃穿拼搏了。当清廷洞开卖官鬻爵之门后，他们早把“不羡七品空堂皇”的训条忘得一干二净，趋之若骛地开始了钻营官场、捐官买爵的活动。他们由“鄙薄”为官的“重商”之道，又回到了官商兼顾的入仕之道。因此，对晋商的人生价值观的结论只能是：他们能争名于朝即争名于朝，不能则夺利于肆，即能争名夺利，朝肆二者还是要兼顾的。其它商帮也不例外。

　　上述两点，也是晋商开创基业的一两代尚有一些可贵的勤俭奋斗的精神，再传至后几代便消磨殆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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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狭窄的小农意识和商人意识使晋商在世界经济大市场中变成了目光短浅、钱字当头、急功近利、无视世界潮流、无意在发展先进科技文化和工农业大机器生产上投入资本的民族观念淡薄的矮人。且以晋商与俄、日往来观之。

　　1861年，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同时农业经济也日益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晋商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后已与俄国互市往来，他们除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进行边贸外，还远涉至俄国腹地莫斯科、彼得堡、多木斯克等大小城市与俄贸易。驻俄商人最多时竟以万计。晋商与俄国贸易往来的时候，正是俄国进行和完成产业革命的时代，从现今所见文字及晋商在国内的行动上看，似乎他们对俄国的改革毫无所知和兴趣，对俄国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等先进技术也无探讨和学习的愿望，而是只顾埋头赚钱，倒卖出一些国内购集来的土特产和粗简的手工业产品，再购回一些国内紧俏奇缺的洋货而已。这对晋商来说是赚了点钱，对国内的生产来说是扩大了点市场，对皇权贵族和富豪之家来说是互通了一些有无、又多了一些国内缺少的奢侈品，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前进又带来了些什么？这种貌似繁荣的经济现象及短暂乏力的无后劲的贸易增长额又能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前进带来些什么？

　　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倒幕成功，竭尽国民之力学习引进西欧先进科技文化，正式开始史称“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到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已可与先进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争强比美。独尊天下的介休范氏皇商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凡84年，几乎年年赴日采买洋铜。此时日本落后之状几与中国相同，范氏亦毫无建树，别无它言。及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票号合盛元的申树楷首赴日本设立银行，与日展开金融竞争，亦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国脉复苏了。就晋商的佼佼者申树楷等辈所为而言，也仅仅在金融上有与日本竞争的举措，而对日本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社会的巨大变革也似无动于衷，其它频频往来于中日间的商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综以上三方面的所述可见，虽然晋商中的开明者也为民为己办了些架桥铺路、兴修水利及创建过一两所商业子弟学校，并在加工制造茶砖及销售上与俄商竞争了一下，但对全民族的功利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他们的上述致命弱点的作怪，他们只能将滚滚而来的金银不是深埋地下，就是敬奉清廷皇公权贵，要不就是挥霍在奢侈淫逸吸毒之上，还有就是用在经商生财的周转之中。总之，晋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没能承担起有可能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而它们中的幸存者，也只能在其后劲起的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尾后，充当软弱无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分享一点残汤剩羹罢了。

　　此外，研究晋商起动之时，有人从晋商自身致富之一斑得出“商可富民”、“商可兴省”、“商可强国”、“无商不富”等结论，这实在是个误会。以国而论，一国生产率的提高，是建立在国民素质和智力的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对外贸易力量的强弱与大小，则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而今，世界经济大市场有竞争，名曰国与国竞，实是民与民竞。贫民无富国，愚民无智国，弱民无强国，无富无智无强之国又何有其强商焉！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经济大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以长远计，只能从综合国力的提高上下硬功夫，想单靠经商致富的国家是无法致富的。以省而论，理同亦然。

　　近现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发展，不难知道，他们原始资本的积累和增进，除对内外掠夺剥削外，那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工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应用了。他们所以能有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若无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即是他们最初的对外的经济掠夺和为经济掠夺而进行的武装侵略，也是建立在他们综合国力高度发达之上的。武装侵略这种特殊形式的国际市场的争夺战，只是加大其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如果抽掉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军事等生产领域的应用，而能得逞，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所以能有高度发达的科技及应用，首先应归功于他们在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上，还有对全人类智慧的大胆借鉴继承和发展上。显而易见，当代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仅仅靠商致富的。反观晋商，它虽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称雄了数百年之久，但它没有把中国推向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反而，它与清廷勾结一气，聚天下之财为私有，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使一个大有发展机遇的民族陷入了积贫积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坑。当然，这种历史罪责首先应由腐败的清廷承担，但晋商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很有必要指出，当世界进入经济自由竞争的发展阶段，无论任何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单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谴责其合理不合理或公道不公道，都是徒劳的。如若我们不能从本民族和本国家自身的发展中寻找落后挨打被掠被侵的原因和教训，单纯地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幕幕悲剧归罪于帝国列强的侵略和破坏，那就失掉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研究历史之晋商，是为发展今日和未来中国之商务。历史上晋商的发生、发展、兴隆和衰败，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所以研究晋商就应该把它放置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就应该将它与同期的西欧列强的经济发展去比较地作研究、分析和评品。再有，经济本身虽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又受着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制约和作用。所以，我们研究晋商时，也不应孤立地就晋商研究晋商，而应同时关注到其它相关因素。在与西欧经济发展的比较中，亦同此理。此外，如果我们仅困于为“振兴山西”研究晋商、或仅囿于为山西争雄国内市场研究晋商，我们不仅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而会将晋商的“非”当作“是”去颂扬，更会夸大其功。

　　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晋商所处的中国可比。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虽说主战场已由武力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阴影仍笼罩着地球，谁也不能保证再不会有世界冷战发生的可能。因此，在以经济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不甘屈辱的中华民族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既要求我们能尽快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又要尽快加快人民科技文化普及与提高的速度，二者不可缺一偏一。所以，我们研究晋商，就要面对世界经济竞争的大市场（并不排斥微观研究及为振兴山西服务），去寻找能使中华民族举国上下协力作战的经验教训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