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全方位：从价值的更新到制度的转型（刘军宁）

墨海

文/刘军宁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致力於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五四"的先驱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代表工业我们（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敞开思想的大门，反对愚昧，否定专制，追求个性解放。可以说，"五四"的精神仍然是我们现时代的精神。
对五四运动的回顾使我想起了欧洲历史上的那场启蒙运动。在那场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是与对保护财产权的要求相呼应的，而财产权是保障市场的商品经济制度（相对於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核心。他们对价值和理想的呼唤是与对先进制度的呼唤相结合的，他们建立以分权制衡、代议参政等为特征的民主宪政理论首先就是为了从制度上防止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从而导致了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完善。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对价值观念的更新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相提并论的。
相比之下，7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启蒙只是一场局部的启蒙，只是发生在道德与文学领域的启蒙。支配这场启蒙的是文化─观念决定论，这种观点把价值观的更新看成是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并当作启蒙者的唯一使命。这样，启蒙仅仅局限於道德和文学领域，而对旧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制度、背景毫无触动。启蒙者只关心思想解放，不关心制度转型，这导致了制度虚无主义的倾向，同时也使启蒙的内涵残缺不全。
在中国的启蒙先辈们那里，制度建设的目标极其含混。广义的文化固然应该包括制度层面，但是五四运动至今的所有文化讨论都主要把焦点放在价值观上。其後果是使启蒙成了无根之树。同时，没有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型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观念更新。"五四"的先辈们尽管在政体革新上提出了不少主张，但是平民主义的民主观，以及对经济制度转型的严重忽略，致使几乎所有革新政治制度的努力落空。对於文化──观念决定论的失误，一些敏锐的海内外学者已有洞察，但奇怪的是，却很少有人能避免这一失误，甚至仍然把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上。
社会制度对於作为追求目标的社会理想来说具有工具性。一般说来，从实用的角度看，我们要实现某些社会理想（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富强等）首先要采纳相应的社会制度。对作为工具的社会制度的忽视与短视的实用心态相结合使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种实用的心态首先表现在对西学的态度上。西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并且在总体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精神内涵。如果我们在短视的实用心态支配下把西学割裂、并把不同部分加以对立，我们就不可能把握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精神内涵，这样也必然会影响到我们迈向民主的工业社会的步伐。短视的实用倾向还表现为强调现实的特殊性来抵制先进思想。忽略制度的实用心态与对社会理想的热情追求，导致了正当的目标（社会理想）与先进的工具（社会制度）的双重失落。然而，这种结合在今天也并不鲜见。承认生产力的标准固然反映了一种远见的务实精神，但我们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不去深究在我国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目标上的远见就会被忽略体制的短视所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也难免走弯路。
总之，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我认为，要继承五四的精神，首先必须吸取"五四"的教训。要完成"五四"的使命，首先要把"五四"的局部启蒙扩展成全方位启蒙。我们不仅需要价值观的更新，而且要实现由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型。启蒙的意义不仅在於引导人们去更新价值观念，而且在於从理论上重构服务於新价值观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并使体制转型的必要性和新体制的内涵在社会上获得认同和支持。惟有通过全方位的启蒙，我们才有可能加快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步伐，才有可能在新体制的沃土中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