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诗事（包立民）

文潮

--------------------------------------------------------------------------------


作者：包立民


　
   谭嗣同(1865～1898)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幼年丧母，遭继母虐待。青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甲午中日战后,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上欧阳中鹄书》），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动。一面融贯儒学、佛学和西学知识以及康有为的学说，撰写《仁学》，阐述变法理论；一面在湖南从事于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以求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初，又与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气。七月到京师，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致李闰》）。不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谭嗣同拒绝出奔，慷慨陈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士传》）遂被捕牺牲，为戊戌死难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仁学》"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致唐才常》）,热情宣扬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纲常名教和民族压迫，甚至赞许通过起义、暗杀来推翻君主暴政。全书贯串救亡图存的宗旨，表现了急进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观点已经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倾向。尽管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有模糊认识，对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动上未能超越维新派，但他的急进思想和为国家为改革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后来的革命党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谭嗣同留下了近200首诗。其中,大部分是他30岁以前的作品。这些诗作纪游与咏怀相结合，"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三十自纪》),常常在游历山川形胜时,抒写其感时伤己的忧愤和济世报国的壮志,如：《武昌夜泊》之预感社会危机:"但忧悬磬室,兵气寓无形。"《出潼关渡河》、《览武汉形势》、《秦岭》之歌咏"高吟击楫"、"远略未因愁病减"、"誓向沙场为鬼雄"的慷慨豪情。《述怀》、《夜坐》和《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等咏怀诗，反映了作者从一个追求"翱翔云路"的青年到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的成长发展过程。后者写于甲午战争前夕，表现了作者待时而起、澄清天下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崆峒》、《□州》等诗，描摹景物雄奇开阔，同时展现了作者的胸襟与志怀。此外，《六盘山转□谣》、《罂粟米囊谣》反映了作者对苦难中的人民的关注与同情。谭嗣同前期诗渗透幽挚之思，慷慨之音，既具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也传达了窒息黑暗、动荡变革的时代信息；或"纡徐愈婉"，或"激出弥劲"（《与唐绂丞书》），交织成幽邃沉雄、激越苍郁的艺术风格。有些作品着意刻画衰颓凄凉的景象，流露了低沉黯淡的情绪，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苦闷。也有些作品模仿晚唐、六朝诗风。
　　30岁后，谭嗣同转向新学，投身变法运动，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社会性、政治性更为具体、鲜明；二是鼓吹"诗界革命",写作"新学之诗"。前者如《有感一章》表达甲午战后亿万人民无比悲愤的心情："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阻风洞庭湖赠李君时敏》痛斥清政府迫害维新党人的罪行，《秦淮河》、《自题山水画扇》、《丁酉金陵杂诗》等揭露和讽刺清政府摧残、出卖祖国的罪行。《狱中题壁》则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显示了视死如归的气概。后者则同夏曾佑、梁启超所写这类诗一样,"颇喜□□新名词以自表异"、"非(佛、孔、耶)经典语不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僻涩难懂，几无诗味,如《金陵听说法》等。对此,谭嗣同曾对人说："尔为诗太奇诞，至不敢以示人。"（《致徐乃昌》）故所作寥寥。这类诗是谭嗣同等人追求思想解放、崇拜"新学"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在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思想的强烈愿望，企图为传统的诗歌找到一条新出路。与此相一致，在散文方面，谭嗣同也肯定和鼓吹"报章文体"。
　　谭嗣同30岁以前的诗,有自编的《莽苍苍斋诗》2卷、补遗1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于南京。30岁以后的诗，收入谭氏后人编辑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近年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搜集谭氏著作最多,除以上两书所收诗作外，尚辑有佚诗若干首。（顾国瑞）
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８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上，笼罩着一片紧张、森严、恐怖的气氛。广场四周，岗哨林立，万人围观。清朝廷就要在这里处决“戊戌六君子”了。在监斩台前，六君子面不改色，视死如归。其中一人更是英气袭人，神情激昂，临刑前口占一诗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言讫，慷慨就义。观者无不动容。这个人就是六君子中的第一名志士，维新变法运动中的第一流思想家、旧民主革命的战士——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０日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孏眠胡同（今烂缦胡同）。他的父亲谭继询以进士出身而做京官，家境富裕。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公子哥儿，既不花天酒地，也不追求功名利禄。
    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最深。一位是他的业师欧阳中鹄。这位欧阳老先生，就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也 是他父亲谭继询的世交。据欧阳老先生自称，平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衡阳的王夫之；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于是王夫之的强烈民族意识，华盛顿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通过欧阳老先生的传授，在少年谭嗣同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的另一位老师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幽燕大侠“大刀小王五”。此人原姓白，名正谊，北京人。他有胆有识，虽然身为保镖，但对腐朽昏暗的清朝官场，了若指掌，嫉恶如仇。谭嗣同与他相识后，意气相投，就拜他为师，学习骑马击剑，练得一身好武艺。关于这段生活，欧阳予倩曾经回忆道：“他于文事之暇，喜观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交。”

文潮

１８８３年，谭嗣同与长沙人李闺结婚（李闺在他的影响下，后来成了一名中国女学会的倡办董事）。婚后不久，年仅二十岁的谭嗣同开始了十年漫游的生活，他奉父命赴南北参加科举省试，往返于甘、陕、豫、冀、湘；来往于鄂、皖、苏、浙、台各省，接触了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现实。他每到一处，就考察民情得失，广交天下豪杰，加深了对社会积弊、民间疾苦的了解，使他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三十自述》）的感叹，从而也激发了他探求经国救世方案的热忱。
在这十年中，他刻苦攻读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著作，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书籍。他对洋务派的“船坚炮利”政策深感不满，认为它不能富民强国，不是救国之道。要救中国，只有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报贝元征》的一封短信中，他明确提出了变法以富民强国的政治主张。在《三十自述》中，他又总结了自己十年漫游的青年时代生活，表示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变法改革事业，并自号壮飞。
     就在他“三十而立”，立志改革的这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甲午战争”又是以中国的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告终的。他在湖南听到康有为发动、联合了一千三百多名参加京师会试的举人，向光绪帝联名上书，要求立刻变法，进行抗战（公车上书）的消息后，怀着沉痛悲愤的心情写了一首《感事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在诗中提出了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他不能再缄默等待了，必须振臂疾呼变法维新，他写文章，发书信，痛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并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他在家乡浏阳办起了一个学会，会集志士同人讲求救国之道。此时康有为正在京、沪两地倡办“强学会”，谭嗣同很想拜识这位“公车上书”进行维新变法的首脑人物，就从湖南奔上海、游京师求见康有为。正巧康离京返粤，只见到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梁正在京师“强学会”担任文书，向他讲述了康学说的宗旨，他听后，“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梁启超：《谭嗣同传》）。
     第二年，他的父亲为他捐了一个知府，他奉命到南京候补，在候补期间，他免除了一切官场应酬，“未尝与俗吏一相接”，除了潜心研究佛学外，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与友人在南京创办测量学会，在上海创办戒缠足会。一年内，写出了他的思想理论的代表作《仁学》。《仁学》计五十篇，五万余字。从中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谭嗣同的世界观、认识论、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在著书的过程中，他每成一篇，就与梁启超商榷。康、梁对他的影响当然是不小的，但与康有为的《大同书》相比，《仁学》在政治主张上显得更加激进一些。如康主张“君民同治”，谭则主张“民治”。嗣同遇难后，《仁学》经梁启超写序，在日本刊行，名重当时，对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完成了对变法理论的探索以后，谭嗣同开始专注于变法的实践活动。１８９７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共邀谭嗣同回湘办理新政，嗣同遂毅然从南京弃官而归长沙。他协同陈、黄等人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席，自己和同门挚友唐才常等人任分教，培养出蔡锷等一批有所作为的高材生。他还参与筹办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又组织南学会，嗣同任会长，每七日集会讲学一次，每次听众逾千人。他经常担任主讲人，慷慨谈论天下大事及民族、民权方面的问题，听者无不感动。还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传播维新思想。一时南学会成为湖南变法派的司令部，湖南也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但是，湖南的顽固派王先谦等却疯狂诋毁新政，洋务派官僚、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向湖南维新派施加压力。梁启超借口养病，离职而去，其他教席也纷纷欲离，嗣同奋然出面挽留，他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心乎！”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召见康有为，商谈变法步骤。（因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叫“戊戌变法”）谭嗣同因大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亦被征召。其时嗣同正大病卧床，不能成行，两个多月后，才扶病入觐。光绪皇帝看了他的奏对，十分满意，破格提升为四品军机章京，（章京是满语的音译，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在军机处办理新政事项，时号“军机四卿”。
    变法的诏书一道又一道地颁发下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扑措施也一个又一个地付诸实行。颁发《明定国是诏》刚四天，慈禧即令帝党首脑翁同龢“开缺回籍”，又命光绪帝下渝二品以上大员授新职，都要到皇太后处谢恩；并任命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军）三军。９月初，慈禧派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决定趁光绪帝１０月到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逼其退位。形势急转直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只好命杨锐带诏出宫，说“今朕位几不保”，要谭、康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罗惇曧《宾退随笔》）。谭、康捧诏痛哭，献策召袁世凯进京保驾。９月１６日，光绪召见袁世凯，提拔为侍郎，专管练兵事项。１８日，光绪帝看出局势已无可挽回，命林旭密携衣带诏，命康有为等逃走。谭嗣同仍不甘心，当天晚上到法华寺袁世凯的寓所试探虚实。谭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答：“旷代之圣主也！”谭又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答：“然，固有所闻。”于是谭向袁出示衣带诏，要袁到时救光绪帝脱险，诛杀后党，袁慨然许诺，声言：“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谭嗣同传》）可是，事过三天，袁借口回天津筹备军械弹药，便去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刻密报慈禧。当日夜半，光绪帝被囚；次日（９月２１日），慈禧坐殿听政。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宣告结束。
    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闻讯马上送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２２日又赴使馆访梁，将自己的著作，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篋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同上）他又和大侠小王五商议入宫救出光绪帝，挽狂澜于既倒。后因防卫森严，孤胆英雄终无用武之地而作罢。谭嗣同虽然面临绝境，但坚决谢绝了中外友人要他出走的劝告。他对日本朋友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同上）５日，他代父假造家书，都是痛戒其子的话，以示其父与之早已划清界线。因此，事发后，谭继询仅得革职处分，保全了身家性命。信刚写完，缇骑已到。在狱中墙上，嗣同题诗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他对康有为、小王五的无比思念。三天后，谭嗣同等六人未经审讯就在菜市口被斩首了，当时他才三十三岁。一颗刚刚升起的慧星殒灭了，一位旧民主革命的战士英勇牺牲了，但是他发出的旧民主革命的思想火花以及身殉变法的革命精神，至今还在激励着有志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