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术语译介引入运动:第一次是上述之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印度佛教术语的译介引入,第二次则是近代包括日本翻译和直接译自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第一次源于佛教哲学,第二次则源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印度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影响最为久远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为巨大。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学科是依着西方哲学的规范建立起来的,而且也表现在西方哲学术语的大量译入。明代万历以后,西方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年)、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71-1618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等先后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学术传教的办法,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来吸引中国士大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教。重要的是,这些传教士还与中国的士大夫相结合,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文化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旧译《灵言蠡勺》)以及讲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寰有诠》、《名理探》、《穷理学》即是在此期间被译介引入中国的。这是第一批译介引入中国的西方哲学著作。自然地,这些著作在译介引入的同时也译介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学术术语。然而,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中断。
到了19世纪初叶之后,又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来的不是旧教传教士,而是美国和西欧的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等。这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也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如徐寿、华蘅方等,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设立“同文馆”,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开始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些西方学术术语被译介引入到中国。比如,“权利”一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对英文right的译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译介引入的术语大多为一般的学术术语,纯粹哲学术语的翻译是从严复才开始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的《原富》、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的《法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群学肄言》、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的《名学浅说》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8年)的《穆勒名学》。严复关于西方学术的重要译著有八部,因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故常被称为“严复八译”。严复对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国维说:“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9]在严复之后,近代中国出现了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的《新工具》、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的《社会契约论》等一大批哲学名著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据统计,仅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到1911年10年多的时间里就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著作近40部。伴随着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大量的西方哲学术语涌入到中国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