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也重视人格,但那是指道德的修养。林同济对儒家的德性人生观可谓深恶痛绝。他愤怒地说,在中国,“鸦片可抽,‘花瓶’可搂,公款可侵,国难财可发,而‘力’的一个字,期期不可提!”18为什么会如此?林同济认为,儒家的德感主义要负大半的责任。从孔子开始,就将力与乱、怪、神并列,作为“子不语”的忌讳。德感主义将“应当有”(what ought to be)与“必定有”(what is)混为一谈,将道德“应当”感人,武断地理解为“必定”感人。而且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人为地对立起来,造成历代士大夫只会吟诗作文,不懂尚武用兵。在儒家的道德高调之下,“义”流产为“面子”,“礼”流产为“应酬”,久而久之,在中国士大夫当中形成“柔道人格型”,只会在专制皇权下猎取功名,毫无进取创造的能力。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