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矛盾心态对文学形式的影响
其实,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是一组辩证关系,什么样的文学内容适合用什么样的文学内容,反之,什么样的文学形式能较好的表达什么样的文学内容。矛盾心态对元祐文学形式的影响是:
元祐士人“欲博忠直之名”,寄心于王室,参政热情极高,且为了打击新党和异己者,那么散文中议论类文体(如奏议),就很好地承担了这一重担。据《苏轼文集》统计,奏议凡一百五十篇,其中从元丰八年十二月还朝至绍圣元年被贬之前,苏轼就创作了一百五十九篇;再据《栾城集》,直接议论时事的书、状共一百五十一篇,作于元祐年间的为一百四十篇,可见创作之多。
元祐士人虽“欲博忠直之名”,但又畏祸及,处于政治漩涡中又不能自拔,唯有寄情于生活和与他人吟诗唱和之间,诗歌里的抒情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元祐时期,以二苏为宗主的文人中,均或多或少地作有题画诗。据《栾城集》,苏辙作有题画诗凡十三题十八首;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黄庭坚在元祐作题画诗四十五题五十四首;又据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苏轼作于元祐的题画诗三十五题四十八首。再看酬唱诗,围绕在两苏为宗主的文人,由于师从的关系,几乎都对当时两苏和黄庭坚的诗进行唱和,有时还对古人的诗进行唱和,如:元祐元年,围绕苏轼《武昌西山》一诗进行唱和者,竟达三十余人之多,再如:元祐七年,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晁补之也随之作《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从中可见元祐诗人酬唱之盛。
由此可见,以政论为主的散文和以题画酬唱为主的诗歌,构成了元祐时期的文学形式。
(三)矛盾心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从以上对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评述,可以看出矛盾心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应该是:
散文说理因素较重,且有情绪化和意气化成分。依据是:奏议文体自身的议论性成分重,讲究说理;元祐士人在散文中更多的是表达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和攻讦他人之语,有说服他人之意愿,故文章机构趋向说理;唐宋以来的文学复古之风,强调文学尤其是散文要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如苏轼《再乞郡札子》在说明自己自请离朝的原因,一开篇直说:“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抱怨,”直接指出是深忧奸人程颐死党贾易必报旧怨,再罹诬谤之罪,为了避弟之嫌,才自请离职。不仅说明了作者自己的畏祸心理,条理清晰,而且更是情绪化、意气化,“加足料”地攻击洛朔两党,极富说理成分,朴实无华。
诗歌趋向隐晦性和雅化,有悠游心理存在。依据是:元祐士人虽有寄心于王室之心,但随着诗案频发,他们的畏祸心理更加加深,诗歌创作自然而然更加趋向隐晦;士人“畏祸及身”,更加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间,一些雅致生活的事物开始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里;士人欲得自由之身,纷纷要求外任,享受短暂而自由的悠游时光。如黄庭坚的《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是自然意象,但作者却在古代典籍里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这就是刻意雅化的表现。又如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这一诗,将茶变为文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可见作者的创作风格雅化的倾向。再如苏轼《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云:
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
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
虽然表达隐然归去之意,但诗咏申公、兰陵王臧与赵绾先后事楚王之子戊,及戊即位,绾、臧下狱自杀,申公以病免归的故事。用典之频繁,可见雅化之势。
四、 结束语
元祐年间,是一个政争不断,诗祸不断的时期。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元祐士人,参政热情极高,对新法排斥,对新党倾轧,内讧不断,情绪化和意气化的主体性格明显;但恐遭新党的报复和内部的攻讦,希望摆脱此等困局却不得,唯有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间,与亲朋好友进行唱和,这是元祐士人的普遍心态,是矛盾的。此等矛盾心态,被元祐士人反映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对元祐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文学主题多是表达政治观点和士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文学形式选择政论性较强的奏议和陶冶情操的题画唱和之诗;文学风格中,散文多呈现说理化趋势,诗词多隐晦,趋向雅化,有悠游心理。
注释:
[1]丁福保.清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
[2]邵浩.坡门酬唱集[Z].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3]曹枣庄等.全宋文(卷一五一,第4册)[Z].巴蜀书社校点本:440
[4]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