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病逝中国从此无大师？ 研究领域并非国学

花雨

来源：现代快报


    昨4时30分任继愈逝世
　　记者从国家图书馆获悉，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７月１１日４时３０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９３岁。

　　任继愈先生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

　　

　　昨上午9时季羡林逝世

　　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７月１１日上午９时在北京３０１医院辞世，享年９８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季羡林之子季承告诉记者，自从去年11月7日，他见到父亲后，这8个月来，他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父亲这几个月身体状况一直都不错，就在前天，他还在写毛笔字。昨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他突发心脏病，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季羡林有一儿一女，因为女儿已经去世，所以走的时候，只有儿子季承在身边。季承表示，目前已经通知了家中亲人，包括季羡林远在美国的孙女季清

　　7月1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5个小时之内两位大师相继辞世。

　　先是凌晨4点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去世；上午9点又传来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的消息。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让人不胜唏嘘！

　　任继愈一心专注书斋不为公众熟识，而季羡林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早就进入公众视野。季老临走没有留下遗言，快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连线季老的儿子季承、弟子钱文忠，以及与季老交往20多年的教育部副部长、北大原副校长郝平，“斯人已逝，精神长存”，相信季老的身边人能给大家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季羡林。

　　钱文忠:季老先生去世前后

　　今天（7月11日）一早传来噩耗，恩师季羡林先生于今晨突然逝世。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前天，我们还和中央电视台的王利芬老师商量拍摄四集祝贺先生百岁华诞的片子，可是今天，只能是纪念和哀悼了。

　　最近几个月来，季承先生一直照顾陪伴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心情非常愉快。前不久接受王小丫的采访，还思路极其清晰、逻辑极其严密地对着镜头，连续说了半个多小时。他自己多次说，这半年来，他非常愉快。

　　就在昨日下午，季羡林先生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为汶川广济学校题写了“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季承先生在16点到16点30分还为老人按摩了手臂。老人精神依然很好，谈笑风生。昨晚，我和季承先生以及老人身边工作人员见面，听到这个消息，还非常高兴。

　　岂料，今天一早起来，老人觉得眼皮无力，感觉不好。季承先生于8点左右赶到医院，301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的抢救。但是，老人毕竟已经年近百岁，一个小时后，今晨9点，不幸逝世。

　　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赶到医院；12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比感动的是，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讲：“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了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

　　季羡林先生漫长人生的最后一段，以我们无法接受的突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老人家是愉快而满足的。

　　作为一名学者，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近来，季羡林先生还高度关注民间办学，他授权一家著名的民办大学筹备了“大国学研究院”，并且建议民办大学也要办人文通识教育中心。

　　我们沉浸在毫无准备的哀痛之中，只能先向关心季老的人表示最由衷的感谢。

　　季羡林：从学术神坛走向公众视野

　　回顾季羡林的一生，学术界的人称赞他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公众对他的了解，则缘于他“国学大师”的称号，特别是今年6月，他欣然接受央视“开心学国学”学术顾问聘书，让公众再次关注到了他。

　　是是非非，林林总总，一直陪伴着季羡林的晚年。这位深居简出、专心学术的百岁老人，在经历了大半生的沉寂后，突然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而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远不是三言两语能评论得清的。

　　平淡婚姻成为他研究学术的避风港

　　季羡林去世之前，围绕他最近的、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次报道，就是2008年11月的“季羡林藏品被盗风波”。事发后，快报记者曾经采访了季羡林的独子季承。那次采访中，季承为自己在时隔13年后能够再次见到父亲，由衷感到高兴。然而，关于他当初为何与父亲决裂，季承不愿多谈。

　　父子当初为何反目，有人从季羡林的文章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一篇怀念妻子彭德华的文章中，季羡林写道：“德华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更谈不上了。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笔来。因此，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毫无共同的语言。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

　　他与妻子的结合，典型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于受过“五四”精神熏陶的季羡林来说，这段婚姻并非出自本心。而季羡林也承认过，早年留学德国时，他曾与一位德国女孩情投意合，可惜有情人最终没能成眷属。所以，在这段世俗的婚姻中，丈夫和妻子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外人看来是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故而，揣测父子反目的缘由，局外人不能免俗地与这一点联系起来。

　　给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拜年

　　季羡林是个极重传统道德的人，从他与妻子的关系可以窥见一斑。而他的弟子、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文忠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演讲和文章中，多角度分析了恩师被人热捧的原因，其中一点就着眼于“道德文章”。

　　1990年的1月31日，季羡林带钱文忠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位老先生贺年。当时的季羡林，无论在学术成就、名誉、地位、年龄上，都称得上是大家了。然而，对于自己的老师和前辈，季羡林仍旧非常尊敬。

　　他们先到朱光潜家，只有朱夫人在，季羡林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在家，季羡林还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这一次，仍旧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

　　三个恭恭敬敬留给钱文忠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钱文忠的印象里，作为长者的季羡林，更有着宽厚博爱的风范。

　　君子一诺，千金难买

　　诚然，一个旧式的道德楷模不足以称为一个大师。然而，在道德被倾向于以糟粕的名义抛弃的今天，季羡林的精神显得尤其珍贵。

　　2006年，在季羡林的新作《病榻杂记》问世前，该书的编辑张世林有感而发，写了一段编后记。张世林写到了“诺”。2006年10月，季羡林将前后撰写的九十多篇文章编辑为一集，定名为《病榻杂记》，准备出版。此时的季羡林，正被冠以“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关心、惦记出版他的作品的人多得不胜枚举，先后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开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竞争这部大作。但面对这些，季羡林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答应给张世林了。君子一诺！”

　　“君子一诺”让张世林拿到了这部沉甸甸的稿子，他感叹：“这不仅是先生这几年心血的结晶，更寄寓了先生对一位普通编辑的信任和浓浓的情谊。”在季羡林那里，这世间不是用利害关系来划分的，人亦不是以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划分的。因而，他的那份遗世独立的风格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而他认“诺”不认“金”的做法，也让人想到了这么一段话：“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这段话是他附在一张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一个受他资助的好学之人。

　　季羡林主要研究领域并非国学

　　几年前，媒体曾经报道过季羡林请辞国学大师的新闻。实际上，当时季羡林一并辞的还另有两顶桂冠——“学界泰斗”与“国宝”。

　　季羡林辞掉了三顶桂冠，澄清了误会，但是人们却疑惑了：既非大师、亦非泰斗，也算不上国宝，那他还有什么“看家本领”值得炫耀？换句话说，季羡林为什么还如此炙手可热？

　　恩师的“热”和“火”，也让钱文忠“看不懂”。钱文忠在文章中写着，实际上，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学相去甚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

　　季羡林研究的是一个非常冷僻的专业，他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他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此说来，季羡林确非“国学大师”，然而读他的《牛棚杂忆》、《病榻杂记》，倒是让人觉得，他的修行远在一些“大师”之上。

　　旧时代的烙印让他光彩夺目

　　在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真正的大师都谢绝了鲜花和礼赞。因为，他们一直秉持着内心的道德界限。道德是什么？除了君子一诺、除了糟糠之妻不下堂，道德还有什么？让我们来听听关于季羡林的另一个故事。

　　1946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哥廷根大学，辗转到了瑞士。在瑞士取得了回中国的签证以后，他经过中国香港，到达上海。到上海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跪下叩头，然后捧起一把上海的土，亲吻一下，说：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而在季羡林回国以前，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哈隆教授，已经给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找到了一个位置。

　　回国后的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东亚语言文学系。这个系后来为中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外交官，也使得中国相关学术方面在国际上有了发言权。

　　声名显赫的学生成就了如今公众视野里的季羡林，因而，虽然所攻专业生僻冷门，季羡林还是热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肯耐下心去品味，从弟子们的讲述中，从季羡林自己的作品里，我们能读懂季羡林“火”的真正原因。一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格魅力，二才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学问精神。

　　季羡林在《怀旧集》中曾说：他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说道了，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