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李商隐诗的“解人”(佚名)

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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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清代诗人王士祯说过：“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渔洋集》）这固然着重说明李商隐《锦瑟》诗的寓意深微，但也不妨认为兼指李商隐不少诗篇也都相当难解。
    李商隐诗，特别是他的一些“无题”诗，在意境上的确表现为扑朔迷离的想象和绵邈深沉的寄托。有些作品的确难以索解，并曾引起众说纷纭；有些作品也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思考，才能理清脉络，而不同于那些含意显豁、一目了然的诗作。这些特点之所以形成，有的固然是因为作者运用的象征、比托手法偏于晦涩，但有的却也因为诗作的含蓄深沉而有待于读者顺理成章的探讨和细心的咀嚼。

    诗歌本来就是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为凝缩，因而一般也更富于含蓄的文学样式，李商隐的作品在这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因此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诗篇的“解人”，就需要针对他创作的特殊性来进行阅读和鉴赏。下面谈谈我的浅见。

    首先，对李商隐的生平，特别是贯穿于他毕生的牛。李党争同他的关系，要摸清其主要情况。

    李商隐是历来运用比、兴手法相当突出的诗人之一。他曾经说：“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虽说未必每首诗一概如此，但他的作品言近意远、寄托遥深，毕竟是普遍现象。明明是写“北湖南埭水漫漫”的《咏史》，然而实质是“讽今”。他用“三百年间”的南朝不断改朝换代，如同短促的“晓梦”一般，证明钟山王气并不能帮助帝王永有天下。表面是讽刺南朝帝王，实际是对唐朝昏庸腐朽的国君进行诤谏。如果我们不了解开元、天宝以后唐朝国势衰微和帝王腐败的详尽过程，不了解诗人那回天转地的胸怀，那么我们对这首诗中着意点染的“钟山何处有龙盘”的警句，对警句中饱和着的作者的深沉感慨，就将无从领会。明明是登甘肃省泾原县北的安定城楼极目凭眺，明明是以抒发壮怀为主，然而在揭示“永忆江湖”和“欲回天地”两种思想矛盾的同时，却忽然从正面抱负的抒写，一转而为抨击和怒斥反面势力：“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一个笔势的陡转和风格挺拔的结尾，实际怪而不怪。如果我们了解诗人落笔前后的处境，就会认识到作者是有感而发。原来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的李商隐，考中进士以后，便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一名幕僚，并且娶了被目为李德裕党的王茂元的女儿。结果他遭到人们的嫉忌，说他是背牛党之恩。开成三年（８３８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果然受到朋党势力的排斥而落选。这里对“腐鼠”丑态的尖锐讽刺，恰恰表示了对排斥他的一些小人的怒斥。如果我们不了解李商隐在仕途上所遭受的这一个还只是第一次的打击，不了解这时他已开始无辜地被卷进党争的游涡，那么我们也将无法领会他那些自伤身世的诗作所包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些作品，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党人的排除异己，遏抑人才；二方面是抒发自己处于党争峡谷中，迭受排挤，有抱负而不能施展的苦痛；三方面在尔后作者所写的对王氏的远念或悼亡诗中，更经常把深厚的夫妇之情和他们被卷入党争漩涡中同遭不幸的政治打击二者融合起来，以抒发其失意和悲痛。这些都说明李商隐的大部分“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篇之所以发出“一弦一柱”的悲歌，无一不和他的毕生坎坷、沉沦有关。因而我们要了解他的一系列惆怅“华年”的诗篇，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他咏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幸的“华年”，不能不考察他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可以参看近人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详注》以及钱振伦的《玉溪生年谱订误》（刊于其所辑注的《樊南文集补篇》“附录”中）。

    关于李商隐生平，论见分歧主要见于三个方面。在生年上持有二说：一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一为生于元和七年（８１２）。最近还出现了一种生于元和六年（８１１）之说。这主要是由于年历具体推算的不同，而其实质则接近于第二说。至于在行踪考订上的分歧，主要是李商隐游江乡（今湖南长沙一带）以及同刘蕡（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贬的名士）相会究在何时的问题。大致有唐文宗开成五年（８４０）和唐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两说。

    分歧较大的是牛李党争问题。究竟李商隐是否与党争有关？他是否有意识地参加了党争？如果说参加了的话，是牛党还是李党？关于这一问题，过去长期聚讼纷纭。但建国以来，讨论的大体趋势似乎倾向于李无关党争之说。认为他早年确是受到牛党元老令狐楚的悉心培养和大力揄扬，而后来，也的确受到当时被看成李党中人的王茂元的器重，并与其女成婚，从而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成了一个“背弃家恩”的李党人物。但他本人确实是一个正直、耿介的文人，论者从来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说明他利用党争，进行夤缘权势、翻云覆雨的勾当。他的毕生一直被卷进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并深受其害，是党争的牺牲者，然而却与党争无关。这是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最近却又出现一种新观点，即认为李商隐确实是有其政治倾向的。认为李德裕一派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而在李德裕面临失败、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李商隐确曾寄予同情，为李辨冤，因而受到牛党的打击，表现了他的明确的是非感和高贵品质。至于王茂元，则不仅不是李党，并且当时也从来没有人把他看成李党，因此根本不涉及到党争问题。这一新论断的好处是，能从客观史料出发进行分析，突破传统的陈陈相因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和进一步探讨。（参看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其次，要做李商隐的“解人”，我们还必须正确对待李诗的象征、比托手法，防止穿凿附会式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鉴赏。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往往自矜渊博，或者因为误解了“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含意，在并无确凿论据可以说明诗篇本事或创作动机的情况下，先入为主，臆造框框，多方拼凑一些断章取义的史料，进行所谓考证。破碎支离，不一而足。特别是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更成为他们“猜诗谜”的对象。如清初朱鹤龄，几乎把所有“无题”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而对于李自伤坎坷的诗篇，则又认为它们几乎处处与令狐绹有关。不是说李对他一再陈情，就是说李因为受到令狐绹的排挤和疏远，表示无穷的愤懑和抑郁。继之有冯浩、程梦星以至近代的张采田、孟森等人，大体也都沿袭了这一种研究方法（当然，他们在李商隐研究上做出的不同程度的贡献，并不因此而抹杀）。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李商隐的优秀诗篇往往是以“比兴”为主而兼用“赋”体的。如名篇《锦瑟》，虽然运用了蝴蝶、杜鹃、沧海明珠、蓝田暖玉等一系列空濛绰约的图景作为比托，很有点恍惚其辞。但如果我们抓住古人的所谓“诗眼”，掌握作为全诗的总领“思华年”这一关键进行分析，那么诗人通过回忆生平，抒写其家国和身世之伤，而尤其是抱负未展的悲慨，这一个底蕴就昭然若揭了。倘或相反，撇开总纲不管，而只是孤立地、烦琐地去考辨其颈、腹两联，奢谈什么“沧海”孰指，“蓝田”何在。典用“庄生”，则必指鼓盆而歌，事涉“望帝”，则必指唐帝失国，这样的瞎子摸象式的探索，就不免于“可怜无补费精神”了。由此可见，如果在作品中，作者在题目上或在篇章中有所提示，那么我们就应该紧紧掌握这有利的线索，顺藤摸瓜，而不应该掉以轻心，视而不见。至于有的作品，既无可靠的资料证明其寄托，同时也无法通过直觉看出其寄托的迹象时，我们只能着眼形象本身的分析，究竟本旨如何，只能作为“存疑”，再不然也不妨让比较圆融的两说（或多说）并存。如《无题二首》之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从形象实际出发，把这首诗作为爱情诗来解释是很合理的。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碰见了一位意中人，心有所通，但无缘接近，终于匆匆赋别。次日清晨，上班在即，回忆起昨宵的晤面，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啊！这确是一首有感于心灵默契而身受阻隔的情诗。但也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既明写“走马兰台”，又点出诗人的蓬转生涯，就有可能推定这诗的写作时日，应为其离秘书省前夕，而他与意中人的匆匆邂逅，则是在秘书省同僚为他送别的席上。他之离开秘书省原非得已，因此结尾一联的“官去”大有深意，而诗中欢乐气氛的渲染，适足以反衬作为全诗中心内容的对仕路坎坷的咏叹。这解释似乎也有理由。更有一种折衷的主张，则认为以上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在一首诗中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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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诗我们不必看得太死。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本来就包含多种方面、多种层次，因而人们在鉴赏时，也必然各有所侧重，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由于如此，读者鉴赏时再现的境界，有可能和作者基本相同，但也有可能较多地超过和有异于作者的意象。这说明“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愈为丰富的诗歌，给读者想象的天地就愈加广阔。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李商隐的诗，有些确是过分晦涩，犯了钟嵘说的“意深则词踬”（《诗品序》）的毛病。其结果确是引起了读者解释的极大分歧，这是不足取的。但象上举的《无题》，由于其比兴而兼赋体，所以尽管意象比较空灵，而读者对其解释也不无出入，但因为感情脉络清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大体一致的共鸣的基础上，进行各自不同的玩味。对于这种“余味曲包”（刘勰）的作品，我们就不必要求把几种都还说得过去的论见硬行统一，并且“定于一尊”了。清人屈复说得很有意思：“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用这一态度研究李诗，我看是可取的。尽管他并没有能完全做到。

    再次，要做李商隐诗的“解人”，我们还必须在陆续分析李商隐若干诗篇的不同文体和不同艺术特色的基础上，逐步摸清诗人的创作个性。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每一首名诗的意境、韵味。

    清人赵执信曾推崇吴乔的话：“诗之中须有人在。”（《谈龙录》）只有真正了解诗人的个性，才能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只有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我们对同一作者的不同诗篇，就不仅会认识其特殊性，而且还可以通过风格的特殊性，认识其所显示的风格的普遍性。也唯其能掌握普遍性，我们才能高瞻远瞩，了然于某时代某一作品的特定风格，以及它在诗人的全部作品中和整体风格中处于何等地位：在这以前是什么风格，在这以后是什么风格，在作者不同创作阶段中，风格又有什么异同，等等。

    对李商隐诗的赏析，我们就更需要注意这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是比较复杂的。他的诗歌风格的深微也正是源于他的复杂的创作个性。他善于汲取前代诗人之长，经过百花酿蜜，从而逐步形成为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继承了杜甫的“转益多师”的文艺主张，极力反对“偏巧”，提倡“兼材”。但他的所谓“兼材”并不等于大杂烩，而是有他的匠心独运的。他认为作家应该是“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反对“文必有师法”的（《献京兆河东公启》）那一套囿于儒家“道统”的旧说。他认为反映真感情的文章，必然是“咏叹以通性灵”的作品。作家的客观环境不同，“性灵”不同，所以在作品中的反映，也就“阴阳惨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其源数千”。“不一”和“数千”，都说明李商隐看到了真正具有创作个性的诗文，都是能抒发作者的独特“性灵”的，同时也应该是撷取众长的“兼材”，而不应陷于“偏巧”。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确是如此。他的古体诗主要学习李贺，但有时也取法左思、高适、岑参和韩愈。他的七律主要学习杜甫，但偶然也汲取刘禹锡的雄浑、倜傥的特长。他的七绝诗吸收了李白的飘逸、王昌龄的深润，甚至还借鉴了“大历十才子”中的部分诗人从平易中见精微的某些可取之处。而他的整个创作中意境的徜恍迷离和体势的婉转曲折，则又是《楚辞》的遗响。这样的兼采众长不能不说是“转益多师”、功力深厚了。不过，这样的一位“兼材”，并没有泯灭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譬如说，李商隐汲取屈原的山沓水匝的意境，然而屈原的直泻式倾诉和反复萦回地吟咏的并用，却较少为李商隐所吸收。李商隐虽说师承过杜甫，并具体而微地类似他的“沉郁”；然而李商隐的“沉郁”却较多地体现为语言的秾丽，有时不免流于纤巧浮靡，而不同于杜诗的“沉郁”表现为充溢于风尘澒洞中的忧愤深广。李商隐的“绮密瓌妍”（敖陶孙：《诗评》）和李贺也大致相同，然而他的形象画面色彩并没有李贺的更为浓烈、更为凄冷。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李商隐和他所承传的每一个诗人的创作风格做全面比较，上述的寥寥举例，只不过是为了说明：要了解李商隐诗歌风格，既要探索他的创作渊源和他之所以成为“兼材”的具体标志，但也要看到他的师承前人并不流为因袭，他确有其匠心独运的地方。只有深入分析他的风格，我们才能了解李商隐艺术特色的承传和变革的关系，从而掌握诗人的创作个性及其在各首诗中的具体体现。

    这种风格的分析，可以是同一诗体中不同诗篇的比较，也可以是根据某一诗体，来研究它在诗人生平的不同阶段的风格中有什么差异和发展、变化。譬如李商隐悼亡诗中的一首佳作《正月崇让宅》（“密锁重关掩绿苔”）描写他在妻死后重住进他们故居时一夕中的人天寥廓之愁。似幻似真，如痴如梦。思绪萦回，笔触细腻。这分明是他爱情诗中婉丽凄迷风格相当突出的作品。同是七律，《赠刘司户》的风格就与此大不相同。一开头“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日色昏”两句，就显得气魄雄浑，境界开阔。结尾“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则更是在愤激之中寓有深讽；景语之中，渗透情语；从同是天涯沦落的遭遇，写到了欢泣交加的复杂感情。这两首七律都表现了李商隐的“深情绵邈”的风格，但后一首却是寓哀怆愤激于深沉凝重之中，而前一首则以婉丽凄迷的色彩表现幽暗恍惚的意境。这是就诗人运用同一诗体所写的不同作品进行风格的比较。

    再如，李商隐的七绝诗体的运用，也大体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青年时代所写的《初食笋呈座中》（“嫩笋香苞初出林”），表现了对统治者摧残初初茁长的青年人才的抗议，显示了诗人才华横溢的自负，语意俊拔，风神摇曳，确是好诗。但较之他中后期的七绝，毕竟显得飘逸有余，蓄势不足；淡泊有余，深沉不足。尔后，他写过一些著名的七绝诗，如《贾生》、《嫦娥》、《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隋宫二首》之一、《咏史》等等，则更长于开合变化。萦回中有深沉，含蓄中寓绵邈，流转蕴藉，兼而有之。这是就同一诗体而分布于诗人前后创作阶段中的不同作品进行风格的比较。

    总的说来，这两种方法的交叉并用，可以使得人们见树见林。不仅了解诗人每首诗的艺术特色，更了解诗人整个风格的形成发展，逐步认识作为“兼材”的诗人的艺术道路。

    对于这样一位既撷取众长的“兼材”而又有其鲜明个性风格的诗人，对于这样一位卓具“沉博”风格的作家，如果不对他的诗篇进行综合比较式的分析，并将其提到艺术风格高度，我们将无从全面、深入地认识他的每一首诗的艺术特色，更无法理解统摄所有诗篇的诗人的创作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