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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 泉
清代的“宣南”[1]是极富人文意蕴的所在。由于清政府实行“满汉分城而居”[2]的政策,清代京师行政区划被分为“满城”(内城,或曰北城)和“汉城”(外城,或曰南城)。这就使得不同的城区,在地理方位的意义之外,又增添了种族之别的含义。历顺、康、雍、乾、嘉五朝,汉人士大夫在这里的居留,留下了无数的文人逸事以及众多的人文胜迹,而“士流题咏率署宣南”又使“宣南”赢得“士乡”的美誉。[3]作为一个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聚居交游的公共空间,“宣南”与有清一代的各类文学体裁的发展演变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本文以宣南一处名人故居——“小秀野草堂”为中心,寻绎清代的宗宋诗风从康熙年间开始,演变至清末而有“同光体”的蔚为大观。这是一个特殊的视角,其意义不在于替代或推翻前人的观点,而在于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并加深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理解。
一、顾嗣立的“小秀野草堂”
所谓“小秀野草堂”,最初不过是宣武门外上斜街的“小屋数间”。康熙年间,江南文人顾嗣立进京赶考时,赁住在这里。
顾嗣立(1665-1724),字侠君,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出生于江南富裕的书香门第,但“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以他的勤奋和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不久,他就“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1](P.81)了。
出生于诗文风会极盛的江南的顾嗣立,早年在家乡就与其兄顾嗣协常举文酒之会,很有诗名。他家境宽裕,专门建了一处草堂供自己读书之用,并取名为“秀野草堂”。名字的出处是苏东坡的诗句“花竹秀而野”。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三十日,顾嗣立赴京师参加会试,住在宣武门外西上斜街。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弟弟查嗣瑮为邻。小屋周围,花木“萧疎可爱”,顾嗣立因之而起乡愁之思,倍加怀念自己在家乡所修建的“秀野草堂”。为此,顾嗣立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小秀野草堂”。并请邻居查嗣瑮为其住处题署了“小秀野”之名,又请当时的鴻胪寺卿禹之鼎画了一幅《小秀野图》,然后自题绝句四首,[4]“诗传辇下,一时属而和者百余人”。[5]顾嗣立将众人的和诗编为一集,是为《小秀野唱和诗》。后来,当时著名的画家王原祁还仿《鸿庐草堂图》笔意,又为顾嗣立作过一幅《秀野草堂图》。
这一年的京师,云集着前来赴试的海内名士。顾嗣立广为结纳,与当时名士“往来邸舍”,诗酒酬唱,半年之中“文酒留连无虚日”。这段文苑佳话,使得“小秀野之名,亦遂传于都下”。由此开始,就像宣南许多的名人宅邸那样,围绕“小秀野草堂”,渐渐有许多文苑的趣闻和诗坛的佳话汇聚和沉淀下来了。
“小秀野”之名始于此时,其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它的名气越来越大,相关的轶事也越来越多。首先是顾嗣立“素以文酒友朋为性命”[1](P.97)的性情。顾嗣立生长江南,受尽江南诗文风会的濡染,后又“浪游南北,遍访名儒故老”,故其性情兼具南人的秀逸与北人的豪放。其笃于诗,豪于酒,擅风雅,好宾客,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海内论诗者,吴下盛推顾氏兄弟。且称其尚结纳,广交游。闾邱巷中,宾朋觞咏无虚日”。[6]
与其好交游的名声相伴的,是顾嗣立的豪于饮。在当时,顾嗣立就有“酒帝”之称。其《四十生日自述诗》中有:“爱客常储千日酒,读书曾破万黄金”,是对他自己的实录。康熙四十四年(1705),顾嗣立应召入四朝诗馆。四朝诗馆设在当时有名的怡园,风景优美,在“拣选注册编纂之暇”,顾嗣立与一班趣味相投的文人雅士常有文酒之会,他“饮如长鲸,酒酣耳热,狂歌间作”,令见到他的人叹为“风流人豪”。[7]
其次,“小秀野”的名气还与当时宣南的人文环境有关。
顾嗣立在京十年,居处屡迁,而大致范围不出宣南。并且,顾嗣立无论住在哪里,都不改其秀野之名,这就使得顾嗣立后来在京的轶事都以“秀野”之名以传。
宣南本来士大夫居处密集,故舍南舍北,多有同调,宜其“载酒论文,刻烛赋诗”,引为“天涯知己”。而四朝诗馆的同事诸公,又都是文人雅士。“每逢花晨月夕,各出杖头,宴集怡园。赋诗饮酒,率以为常”。以顾嗣立这样的文人,当此环境,真是如鱼得水,其诗酒之豪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无怪乎在其自定年谱中,顾嗣立慨叹“文酒之会,友朋之聚,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四朝诗选》完成后,顾嗣立又与友人举“消夏诗会”,并且从此“每人轮值,周而复始,行之五六年。”其风流文采可谓照耀一时。顾嗣立本人也颇自信于影响一时风会的能力,竟然宣称“京华风韵,赖以不坠,实自余始也。”[8]
如果仅仅是豪爽好客和酒量大,其实也还不足以令顾嗣立及其“小秀野草堂”得到如许大名。顾嗣立另一足以使其留名百世的豪举,是他的荡尽家资,编选元诗。
从二十多岁开始,顾嗣立就与朋友一起留心收集元人诗集。他取法的是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和钱谦益所编的《列朝诗集》,此后又从当时著名的一些藏书楼和藏书家那里“借得元人文集百余种”,“朝夕编选不辍”。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春三月,元百家诗集告成,当时的著名文人宋荦为之作序。
康熙三十九年(1700),顾嗣立访朱彝尊于其小长芦居处,借阅他所藏的元人小集,开始编辑元诗二集。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元百家诗二集告成。此后,顾嗣立又广搜博采,继续收集编选元人诗集,为之心力俱瘁。吴下藏书家所藏的元人残编剩稿,已被他巨细无遗地搜罗殆遍。应诏入都后,又得到“尽窥内府秘本”的机会,于是“手自抄撮,存诸行箧”[9]。后来,顾嗣立请假归里,又一路访求遗佚。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收讨,当然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顾嗣立又以元诗百家三集付梓。这前后出版的元人三百家诗集,花去了顾嗣立近三十年的时间,并且家产也为之荡尽,所谓“读书曾破万黄金”即指此事。
顾嗣立穷半生之力和数万金家资编选元人诗集,既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学术工程,又颇具诗人的豪情与传奇色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虽去取不必尽当,而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崖略,非他家选本饾饤缀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10]后人也叹赏顾嗣立的这一番豪举使得“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华,不至与陈根宿草同归澌灭”,推许为“功在百世”。[2](P.248)
顾嗣立编选元诗,固然是个人诗学趣味使然,但其背后,与康熙年间以浙派诗人为主的诗学“兼取宋诗”的风气有着一定的关系。当时诗坛“学宋”之风,始于康熙初年,《四库全书总目·敬业堂集提要》即称:“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至康熙十几年间,此风渐盛。宋荦《漫堂说诗》中就说:“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11]虽然说“专尚”太夸张了,但对宋诗的看重和取法的确是这一时期很惹人注目的现象。而且曾有人指出:“今天下之诗喜为宋,渐且为元”。[12]康熙朝开宋金元明四朝诗馆,编选四朝诗,不独出于清廷鼓吹休明,点缀升平的文化策略,也是当时某种诗坛风气有以致之。
顾嗣立与当时著名诗人朱彝尊、查慎行、宋荦等都有交往,朱彝尊持论虽不满宋诗,而被宋荦指为“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味”;查慎行则“以苏、陆之调,著名当时”。[13]处此环境之中,眼界既开的顾嗣立对于元诗的情有独钟就不难理解了。而数十年浸淫其中的结果,是顾嗣立对有元一代诗歌源流脉络的了如指掌,和对于元诗独出手眼的见解。
此外,在“小秀野草堂”和“宣南”之间,还有另一层很有意味的关系存在,这就是江南文人趣味在京师的移植。在清初的宣南,存在着南北不同文化风气的交流和沟通。当时的人文渊薮,本推江南,诗文学术,尤以江浙、安徽几省为盛。大约三年一度,会有大批江南士子为参加科举考试北来,聚集于宣南。这种士子云集的盛况,不可避免的把江南文人的趣味带入了京师。 |